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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位置上，他“义”字当头的士人作风，可谓展现得淋漓尽致。
孙岳病重时，徐永昌成为国民第三军的代理军长，遇事仍然处处推举孙岳。归附阎锡山后，他认为北伐成功，中国不需要内战了，于是自解兵权。做了山西省主席后，他的国民第三军旧属建议趁阎锡山不在山西这个机会，重组旧部军队，或者在重要机关安插“自己人”，以掌握山西的实权。徐永昌一口拒绝了，“我们是要做事，只问能做事不能，非组织机关用几个自己人才是做事。现在都是人人叫苦时代，在别人如办丧事的时候，我们亦万不可办喜事。”他没有乘人之危，令山西保持了稳定。当然，阎锡山在此处也留了一手：让自己的亲信杨爱源做徐的副手。
无论是立身还是治军，徐永昌都显得相当严正。孙岳吸大烟，而徐永昌终身不吸，并且连纸烟都不碰。约束部下也一样严，在他的军队中，绝对禁赌、禁大烟、禁扰民。不过，严正不意味着谢绝性情。比如他在军中并不禁止部下喝酒，理由是人到了20岁以后，就很难有“天人交泰”的状态出现，要达到这种状态有两个途径，一是靠学问，一是靠饮酒。但学问修养到“天人交泰”的境界，很难，而饮酒是最方便的途径。徐永昌一生出入各种上流社会的场合，他感慨道，“这所谓上等社会，如果使无酒，可能真听不到一句率直的话，极而言之，我们这民族要无酒，恐怕连今天的局面亦没有。”
晚年张学良这样回忆徐永昌：“这军人当中啊，我最佩服徐永昌，跟我的脾气差不多。打了败仗了，他跟我讲他干什么呢，他什么嗜好都没有，麻将也不打，酒也不喝，专门喜欢跟女人扯淡，最喜欢女人。他在郑州的时候，已经打败了，那时候国民政府军都来了，他带着山西军队和冯玉祥的军队在前线作战，军队都退了，他老先生还跟那女的在一块堆儿扯，那个女人哭，舍不得。”这一史料，为世人了解徐永昌的性情提供了一个侧面。
徐身上的士风，使他赢得了各巨头的尊重。他告诫内弟刘步瀛：“要决心在社会做事，必先拿定个帮人的主意，与人同事，必决心不做第一个露脸人。”他并不认为位居他人之下是坏事。有一次，他和孙岳等人讨论何为人才。孙岳认为“居人下者无人才”，徐永昌不同意：“人生短暂，是否人才，何能以一时权位衡量，要能在历史上认定才算。我们读史，至伊尹放太甲，周公辅成王，试想他们君臣之间孰为人才，或者说何者才高？孔子栖栖遑遑，周游列国，未得其位，而史迁称之为‘至圣’，后代帝王尊之为‘先师’，民间社会奉之为‘素王’，岁时祭祀，庙食千秋。假如当时有人以其无权无位，谓非人才，岂不大谬！”
这似乎不是军人而是儒生的言语了。在军阀割据的丛林里，这一套“旧理念”当然无法令人心悦诚服。于是说来说去，他始终没能说服孙岳等人，大家都说他迂腐。最后他认为不能谈下去了，就结束话题：“这也许是我不懂革命的原因。”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因伤寒住进了协和医院，尽管有病在身，他还是不忘解决背上的芒刺：阎锡山。他联合韩复榘向徐永昌施压，一定要阎锡山离开山西。韩复榘问徐永昌：“阎伯川为什么不走？”徐永昌答：“他多少年未出过门，一旦出去，感觉什么都不便，回来住着，没什么关系。”韩复榘告诉他：“我看不要教你作难，我已与张副司令说好，我的队伍即开石家庄，非要阎走不可。”
徐永昌坚决反对，张学良则不断向他施压。徐永昌于是多方请人游说张学良，一再表明阎锡山留在山西并非与中央对抗；同时派人到南京，缓和中央政府逼阎的步伐。这一招很奏效。事情拖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但张学良要求阎锡山离晋的愿望强烈得惊人，甚至事变发生后几天仍约见徐永昌商量此事。这时徐永昌的表现是，“心中有数，觉得此事并非敌国外患可比，已不值得注意。”对张的态度不置可否。
这个历史插曲让人看到了当时各种势力间的剑拔弩张，而徐的圆融，则令各方都有了缓和的可能。回忆起这段时期的人事纠葛，晚年徐永昌很感喟：“当时若非私交尚好，真不知要走到什么地步。”
披览前籍，像徐永昌这样置身于各种对抗势力间仍然得到各方礼遇的人，是不多见的，唐代的柳仲郢是其中一个。晚唐时期，“牛李党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李商隐就是这场党争的牺牲品。柳仲郢则不同，他虽然先受知于“牛党”，其后又得到“李党”垂青，然而“李党”首脑李德裕并不因为柳的“牛党”出身而轻慢他，李德裕失势后，家族落魄潦倒，柳仲郢为李的侄子安排工作，改善待遇，“牛党”对此也不干涉。
柳仲郢官至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在仕途上都受到牛李两党礼敬，非常难得。其中，柳氏立身正、执法无私，是很重要的因素。史家陈寅恪感慨说：“君子读史见玉谿生（李商隐）与其东川府主（柳仲郢）升沉荣悴之所由判，深有感于士之自处，虽外来之世变纵极纷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或阙也。”
与柳仲郢一样，徐永昌也拥有“内行修谨”的质性。1916年，他开始记日记，此事一直持续到晚年。《徐永昌日记》和《蒋介石日记》一起，成为民国高级将领留赠给今人的珍贵史料，为史家注目。为何要记日记？徐永昌说：“记日记不但可以保留自身之经历，亦所以端正一己之行谊。这两年每觉范文正公‘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二语，只要其前一句即足，后一句似多事，盖此心既意识到恕人，即恐难于持久，终不免有不恕之一日。余本常人，只知求其在我，尽其天职，凭其良心，做其所应做的事而已，他非所敢知也。”
徐永昌的饬身之道与柳仲郢一样，都可以归结为这两句话——《论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孟子》：“反求诸己。”1930年春节，他和续娶的妻子给恩人徐椿龄拜年，见面时，妻子向老先生鞠躬，而徐永昌则行跪拜礼。出来后，妻子怪他为何不早说要行跪拜礼。他告诉妻子，行礼但求各自心安就行了，不一定都要跪拜，而自己行跪拜礼是因为一直以来都这样，不能因为有了妻子而变化。
他的恕道还施及自己厌恶的人，例如张作霖。对于张作霖，徐永昌多年来没有好感，“因他多年是纵兵殃国。”但张作霖死后，他还是前去致祭，理由是，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证明他扰民乱国而绝不卖国。”
恕人的同时是严于责己。国军取得台儿庄大捷后，徐永昌立即向蒋介石连发函电，建议蒋介石压一下全国上下对这次大捷的庆贺势头：
“军兴以来，失地数省，国府播迁，创巨痛深，至惨极酷。今恢复大业，百未谋一，而遽以小胜自喜，已非古圣戒惧之意，倘更有进于此者，将恐长人民浮嚣之风，而转为国际所窃笑也。”
“台庄之捷，固由于我之将士用命，而亦由敌之不即增援。敌之不即增援，非其实力不足，一以留兵备俄，一以意见纷歧，而或有内忧。设我宣传过当，予敌国体上以难堪，则彼将上下同心，不顾一切，先以全力对我。敌势尚强，我协力御敌，且能获胜；彼协力对我，我岂易当？”
这些话语，在当时似乎显得不近人情。但后来的史实证明，这位常在照片中一脸凝重的军人所说的没有错，抗战之路极其艰苦。总体来说，徐永昌这种尽己恕人的士风，即便在升平之世都属难得。这是“旧中国”在他身上留下的底色，这种底色使得今人回看徐永昌，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陆军一级上将”、“赴日仗节受降”这些标签。
寂寞身后事
哀莫大于忘本。——徐永昌《崞县徐氏族谱自序》。
大同是徐永昌成长地。1887年12月15日，他在山西崞县出生。由于生计维艰，他的父亲决定迁到大同谋生。还在襁褓之中的徐永昌，随着父母迁居大同。他对这个地方有很深的感情，辛亥时清兵要到大同镇压革命，他拒绝随军回家乡打仗。
但今日的大同，找不到徐永昌当年的痕迹。
他的同乡后辈李玺林，则希望历史不要忘记这位将军。2014年8月，《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与李玺林在上海相见。李玺林生于1965年，本科毕业于北大化工系，理工科出身的他，初时并不知道徐永昌。大概是2009年的时候，他到夏威夷度假，自此之后，他的生活与“徐永昌”这3个字紧密联系起来。
李玺林 图/杨磊
当年的受降发生地密苏里号战舰，退役后停泊在夏威夷。“我在密苏里号看到一个陈列，这个陈列对我很震撼，我在这样一个文件（日本降书）上看到了3个中国字：徐永昌。回国以后进一步研究他，发现他是大同人，跟我同一个地方出生，增加了我的自豪感，原来大同出了那么大一个人才！”
于是，李玺林开始留心这位乡先贤的所有事情：到台湾拜谒徐永昌墓，拜访徐永昌后人，与国内学者谈徐永昌，保存徐氏后人赠予他的徐永昌遗物。近年他一直推动大同建徐永昌纪念馆，并且与大同市原市长耿彦波详谈。刚开始时进展顺利，连地方都找好了。但随着耿彦波调离大同，此事完全停滞下来。
纪念馆原拟建在大同的鼓楼西街。李玺林对《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说，“鼓楼西街很古老，很多四合院。据大同的老人说，这个院子是徐永昌儿时游玩的地方。院子是耿彦波亲自批的。耿彦波走了以后，连具体执行的局长也换了，因为当时他没有写在文件上，所以这事情就没往下做。当时都想好了，就一个四合院，有些展览，有些喝茶的地方。”
2014年，《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来到山西省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