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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诸葛亮到潘金莲-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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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控制”,捆仙绳会飞、会变长变粗,如影随形直至捆住对方。绳子虽可以捆人,但只要将它抛出,它就能自动捆住对方,却是一种“错误的联想”。
  “草人法术”也如出一辙:用草扎成一个与人相似的形状,上面标识出敌人的特征,譬如名字、生辰等,然后作法,以残暴的方式对待草人,则对草人某一部位的伤害,就会如数地发生在敌人身上。姜子牙用桃箭射草人的左目,成汤营里赵公明就大叫一声,把左眼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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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榜》中的魔法与命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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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魔法思想至今仍普遍存在于原始地区里,甚至当今的台湾地区还有它的残迹。法国小说家纪德在他的《刚果纪行》里说,当地黑人认为自己的名字具有神秘的本质,凡生病的人在痊愈以后就必须改名,表示生病的那个人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则是健康的“新人”。有一位行政官不知道这种风俗,某天到某村查户口,他用原来的名字叫唤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听到自己的旧名字,忽然同死了一般倒在地上。因恐怖而吓昏的她,好几个钟头后才醒过来。这与张桂芳呼叫“某某不下马来更待何时!”简直是半斤八两。在台湾传统的“收惊”(收魂)仪式里,除了需准备病人日常穿着的“衣衫”外,还要扎个“草人”做病人的替身,然后由法师作法,将病人四处飘荡的魂魄收回依附于草人身上,再将魂魄“灌进”病人身上。这种仪式跟姚斌与姜子牙的对“草人”施法,虽然目的不同,但却有着同样的原则。
  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是最后的魔法”。在小说里,作者操纵文字,写出自己或大家向往的情事来。《封神榜》可以说是以魔法来呈现魔法思想的一本书,但这种魔法思想并未像诸神一般在后期的演义小说里消失(《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和《明朝演义》里的朱元璋,仍然具有某些魔法),显然它是一种比神仙更根深蒂固的观念。
  命运:真人而后有真知
  在《封神榜》里,命运是比魔法更深刻的一个主题。命运也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国家的命运”,一是“个人的命运”:
  商朝为什么会灭亡?《封神榜》虽也花了不少篇幅来描述纣王荒淫无道、众叛亲离等情事,但这似乎只是表象的原因。更实质的原因则是“成汤大数已去”,亦即在书中一再透过神仙之口所说出的:“一则成汤合灭,二则周国当兴,三则神仙遭逢大劫,四则姜子牙合受人间富贵,五则诸神欲讨封号。”位阶较高的神仙还一眼就看出此一“天数”的“细部计划”:譬如女娲娘娘被红光挡住云路,“因往下一看,知纣王尚有二十八年气运”;而云中子也在朝歌宫墙上题了一首预言诗:“要知血染朝歌,戊午岁中甲子。”
  国家的命运如此,个人的命运亦复如是。姜子牙欲下山时,元始天尊送他八句钤偈:“二十年来窘迫联,耐心守分且安然。溪石上垂竿钓,自有高明访子贤。辅佐圣君为相父,九三拜将握兵权。诸侯会合逢戊甲,九八封神又四年。”结果分毫不爽。文王姬昌也善于用易经占卜,当纣王召他速赴都城时,“起一易课”,即知此去“多凶少吉,纵不致损身,该有七年大难”。到了朝歌后,他替费仲、尤浑两位奸臣算命,说他们“死得蹊蹊跷跷,古古怪怪”、“被雪水身,冻在冰内而死”,结果也都一一应验。其他如闻太师的命丧绝龙岭,土行孙与邓婵玉的系足之缘等,举凡个人的生死祸福、际遇穷达、婚姻钱财等等均属“前定”的说词,在《封神榜》里可说是罄竹难书。
  以命运来解释朝代的兴衰与个人的际遇,可以说是一种“心理因果律”的运用。人类对宇宙万象的解释,有两种方法,一是“自然因果律”,亦即现代人所熟知的科学观点;另一则是“心理因果律”,它是指利用两件事物间的“象征意义”,在心里产生一个“理想的次序”,并认为此一“理想的次序”即是“自然的次序”。譬如认为一个人“五官的结构”或“掌纹的结构”反映他“生命的结构”或“婚姻的结构”等。古人常以“心理因果律”来解释自然与人事,而文明的进展即是“心理因果律”(超自然的观点)逐渐让位给“自然因果律”(科学观点)的历史。
  但“自然因果律”有它的漏洞,譬如在中国历史上比纣王更荒淫无道的昏君所在多有,但却不见得会亡国;像姜子牙这样才德兼备的高人也所在多有,但却很少像他这样蹉跎青春的。为什么商纣会在“戊午岁中甲子”亡国?为什么姜子牙会在九十三岁才拜将?显然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老天的意旨”、“天数”、“命运”。这种“推论”虽纯属“心理作业”,但却使很多宇宙及人事上的疑难“迎刃而解”。这也是心灵拙朴的庶民阶级惯用的解释模式,它大量出现于《封神榜》这种小说中,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
  但命运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相因相成,自己的命运又和他人的命运相生相克,彼此纠缠成一个极为庞杂的网络;或者说是一个至大无形的“天机”,一般人根本就摸不着边。不过有一类人却得以“窥探天机”,譬如姜子牙、闻太师、姬昌、云中子、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等,而他们“窥探天机”的模式与程度正反映了“真人而后有真知”的传统信念。姜子牙、闻太师与姬昌等“半神半人”或“半圣半人”者,只能借占卜来窥探天机,而且他们所探得的是层次较低的人间小休咎;譬如姬昌虽知道自己有“七年之难”,却不能参透灭纣而王天下的就是他的儿子姬发这种大事。神仙则是未卜先知的,而且技高一筹,像女娲娘娘一眼就看出“纣王还有二十八年气运”。
  对命运或天机的参透力,反映了一个人超凡入圣的程度;更高层次的天机,只有更超凡入圣者才能参透。但最重要的是要获得有关命运的“真知”,不管是全部的知识或局部的知识,他必须先是个“真人”。这也是为什么现代人宁可花更多钱,让看起来仙风道骨的命相师算命,而不愿意让根据同一原理做成程式的电脑算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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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榜》中的魔法与命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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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倾意识形态的命运观
  命运是不可违逆的。女娲娘娘在纣王题诗亵渎后,愤而前往朝歌欲兴师问罪,但被红光挡道,在知道纣王“尚有二十八年气运”后,“不敢造次,暂行回宫,心中不悦”。截教的通天教主明知“成汤合灭,周国当兴”,却因受激而助商伐周,逆天而行,结果门人俱遭屠戮。过惯闲云野鹤生活的姜子牙原本不欲下山,元始天尊板起脸孔教训他:“你命缘如此,必听于天,岂得违拗?”
  在西周大军东征前夕,清虚道德真君知道爱徒黄天化命运不长,面带绝气,但却不敢说破,心中不忍,只能对他说一些暗藏玄机的偈语,希望他能避开厄运;无奈天命难违,黄天化还是身不由己地奔向他的绝命之所。
  第十一回《羌里城囚西伯侯》一节,可以说是一场有关命运的大争辩。文王在应纣王之召赴都前,自己卜知“将有七年之难”,一路谨言慎行;纣王本欲放他归国,谁知在归国前夕与费仲、尤浑纵饮,稍为松懈,而泄露了费、尤两人“冰冻而死”及纣王“不能善终”的天机。第二天醒来,“自觉酒后失言”,认为“吾演数中,七年灾,为何平安而返。必是此间失言,致有是非,定然惹起事来。”纵马欲行,却被纣王圣旨拦下。
  纣王指着姬昌的鼻子说:“你道朕不得善终,自夸能寿终正寝,朕先教你天数不验,不能善终!”传旨欲将姬昌推出午门枭首,但却被众臣拦阻,要求先来个“实验”。命姬昌当众“演目下凶吉”,“如准,可赦姬昌;如不准,则坐以捏造妖言之罪”。于是姬昌取金钱一幌,卜出“明日正午时太庙失火”,纣王将姬昌暂下囹圄,并传旨太庙守官仔细防范,亦不必焚香。结果到了明日午时,“只听空中霹雳一声,太庙火起”。众人大惊,纣王无奈说:“昌数果应,赦其死罪,不赦归国;暂居羌里,待国事安宁,方许归国。”于是姬昌在羌里被囚了七年,应了他对自己命运的预卜。
  这场命运的大争辩告诉我们,人算不如天算。就像陆西星在书中的旁白:“老天已定兴衰事,算不由人枉自谋。”为什么命运难以违拗呢?这虽只是陆西星乃至广大庶民阶级的想法,但却反映了一种消极、保守的哲学立场。一个人在此尘世的穷达荣辱、生死祸福、乃至一饮一啄,“率皆前定”;个人的“存在”只是显现命运的“本质”而已。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哲学观(20世纪的存在主义刚好相反,是“存在先于本质”的)。而前节所说的“异人而后有异术”、“真人而后有真知”,也都是“本质先于存在”的,它们前后呼应,形成一个牢固的哲学网络。
  照汤姆金斯(S.Tomkins)的分类,“本质先于存在”乃是一种“右派”的哲学观;有着右倾的意识形态,它倾向于强调社会规范与维持既有体制。如果大家都认命,做皇帝的继续做皇帝,当顺民的继续当顺民;作威作福是命,受剥削凌辱也是命,大家各守本分,天下自然太平无事。
  《封神榜》说的虽是武王灭纣,“颠覆既有体制”的故事,但这绝非“革命”,而是顺应“老天的意旨”。因为商纣“气数已尽”,而武王乃是“真命天子”(又是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观念)。因此,整本书所涉及的命运问题,可以说是利用“心理因果律”来维系既有的社会体制,最少有维系明朝既有体制的功能(在演义小说里,朱元璋正是一个具有魔法的“真命天子”)。但此一功能可能不是作者陆西星刻意为之的,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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