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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个自行车来的。于是我把他领到那青年的房子去。那青年躺在炕上，陈天堂进屋后叫了那人的名字，说，我是陈天堂……那青年听见他的声音了，招手叫他过去。他过去了，爬上炕坐在那青年身旁。那青年就摸他的手，摸他的胳膊。摸着摸着，手摸到陈天堂的脸上了，然后就狠狠地抓了他的脸一把。他惊了一下，哎哟叫了一声，从炕上跳了下来。那青年过了半小时就咽气了。
我也不知道那个青年人为什么抓陈天堂一把。从那以后，不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去病号身旁了。
马大哥
我再给你讲个文化名人的故事。
夹边沟农场劳教的右派当中文化名人是不少的，像师大外语系的教授黄席群，那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编译室主任，全国解放前夕，李宗仁派张治中为代表，率团与共产党谈判，他任英文翻译。是著名翻译家。中国几个著名的翻译家都是他的学生。改革开放以后名噪一时的美学家高尔泰，后来到国外去了，那时候就在新添墩劳教，原是兰州十中的美术教师，南方人。
我要讲的是天水市政协的王鹤鸣。这个人我印象太深。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就知道他出身于诗书之家：曾祖父是道光年间的举人，曾任皋兰县儒学教谕、兰州府教授，咸丰四年解去知县，诏封通仪大夫，官至三品；祖父初为廪生，咸丰年间举人……他的父亲更是惊人，清朝末年进士及第，任翰林院编修。到了他这一代，虽无什么功名——清王朝已经消亡了嘛——却被父亲送到美国威廉斯大学学习土木水利工程专业。归国后又一再拒绝出仕，就在天水办私学……教育救国，名闻遐迩。
由于家世渊源显赫，本人历史清白，所以解放后当了天水市政协的副主席。
他是甘肃省著名的书法家。
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家世的，就因为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班里有个他的老家的同学，多次给我讲过他的家族史；在夹边沟，有个天水政协的右派也对我讲过。我对他很敬重，他来看病时专门问过。
后来我调到新添墩去了，但是他的情况我还是不断听到。
从1959年元月开始，右派们的口粮减少到了30斤，继而又减到24斤，于是偷窃之风日盛：种苞谷的时候偷苞谷，种洋芋偷洋芋。夏收的时候，只要管教干部和分队长看不见，人们就把腰里缠的床单解下来铺在地上，把麦捆子放上去踩几脚，把掉下来的麦粒收集起来偷偷地煮着吃，或者埋到地下，放到没什么东西可偷的冬季挖出来充饥。
可是他从来不偷，别人把偷来的粮食给他，他也不吃。
王鹤鸣瘦瘦的脸，瘦长条身材，干不动重活——那年他就50多岁了——领导照顾他到副业队割芨芨草，编筐子。开荒和平田整地的活很重，筐子损坏太快，农场自己编省钱。
有一次，那还是1959年秋天，我从新添墩到场部去，正好从场部的麦场边走过，看见王鹤鸣和几个老弱病残在麦场边编草席，就走过去问了一声：哎，王老汉，你们怎么编起草席来了？
在夹边沟农场，人们是不能叫同志的，也不敢叫先生，互相之间都叫老李老张，或是直呼姓名。由于他和我不是同代人，不便称他老王，我就学着本地人的称谓叫他王老汉。
王鹤鸣抬起头看我，说，哦，是赵大夫呀，你来了？
他招呼完了我，但没回答我的问题，又垂下头编席，我就又问了一声：喂，问你了，为啥不编筐了，编起席子来了？
他二番扬起脸看我，怪异地笑了一下：赵大夫，你做啥就做去，问这做什么？
我越是奇怪：哎，还怪得很，就不能问吗？
他还是不回答。倒是旁边一位老人对我说，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对别人讲呀！我们编的是棺材。
我怔了一下。那老人仰视着我，说，今年夹边沟已经死去五六十个人了。开头的十几个人是板子做的棺材。后来没木头做棺材了，队长就叫我们编芨芨草席。一张席卷一个人。这事你这个当大夫的不知道吗？
我怔了一会儿，回他：我怎么知道呀，我们那边的病人都是送到场部来，死了不接回去。我怎么知道是用席子卷的！
王鹤鸣胆怯地说，今天你知道了，可不要说出去呀。梁队长不叫我们说。
我看着他谨慎小心的神情很好笑，便说，我偏要说出去！
他害怕地说，不能说，不能说，可不能说呀……你要是说出去，梁队长可就要找我们的麻烦了。
我说，好吧，不说，不说，你放心吧，我不说出去。看把你吓的！
他窘窘地笑了一下。他的身体很虚弱了，脸色黄黄的。我心里突然涌出这么个念头：这个老人，他在给别人编织着棺材，但他能活多久呢？据我知道的，过去了的一年多，死去的大都是老人。他们的身体太弱了，偶染风寒便撒手人寰。他们衰老的身体抵抗疾病的力量不足了。
出于怜悯之心，我问了一句：王老汉，你家里来信没有？老家的情况怎么样？
他说，来信了，家里情况还好。
我问，说啥了？你没跟家里要些吃的吗？叫他们寄些饼干、炒面啥的嘛。
他说，寄了，寄来了两斤炒面，还说以后每个月寄两次，一次寄两斤。我父亲还说……
我说，什么什么？父亲？你父亲还活着？
他的脸勃然变色：什么话，说的什么话！怎么盼人死呢！
我忙赔不是：对不起，真对不起。这不能怪我呀，你也没说过你父亲还活着呀。
他说，我又何曾告诉过你我的父亲已经作古？
我说，没有没有，你没说过。就因为你从没提起过老人。我才当是没有了呢。你父亲多少岁了？
他答：90岁了。
我很惊讶：90岁了！
他又答：啊，90岁。
我真不能想象，人活到90岁是个啥样子。我又问，你父亲哪一年考上进士的？
清朝末年。
听到我和王鹤鸣的对话，有个右派叫了起来：啊呀，老王，你父亲是进士呀，你可是没说过呀。
王鹤鸣说，那有什么可说的！
但人们说，那是你们家的光荣呀。
王鹤鸣忙说，别说了，别说了，叫管教人员听见又批判我，说我宣扬封建主义，坚持反动立场。
但有人还问，你父亲做过啥官？
王鹤鸣说，不说了，叫你们不说了！
我看他作色，便转移话题：王老汉，你父亲来信说啥了？
王鹤鸣扬脸对我说，他信上说，受点苦没啥，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乏其体肤……
我哈哈大笑：还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斯人编棺材了——要进棺材了，哈哈哈……
右派们也都嘿嘿笑了。
1960年10月，我又回到场部医务所了，就又经常见到王鹤鸣了。他因为年纪大身体弱没去明水农场，住在农业队迁走后改为病房的房子里。
王鹤鸣的身体彻底垮了。他的眼睛凹陷成了两个黑窟窿，身体瘦得剩下了一把骨头，走路摇摇晃晃的。看见他我很心酸：这个瘦骨嶙峋的老人能熬出去吗？我是尊重他的，尊重他显赫的家族，也尊重他的名气，我就想办法帮助这个老人。经常给他推两针葡萄糖，或者给他几粒康复丸——一种用麦麸皮、枣泥和豆面团成的丸子，小核桃那么大。
我的情况比其他右派都好。自从到了夹边沟，我没有下过大田，没有挖过排碱渠，逃避了重体力劳动，身体没有累垮。平时去伙房打饭，也能比别的右派多打半勺面糊糊。
右派们生活中最可怕的经历要算是10月到12月了。10月，口粮突然减少到十五斤，死亡立即就加剧了，每天早晨要从病房里抬出去几具尸体，多的时候十几具。
但是王鹤鸣坚持住了，有两次去病房，我竟然看见他在帮助其他病号打饭打水，端屎端尿。对于这种特殊的精力旺盛的现象我感到惊奇，我说过他：你近来身体好些了。
……王鹤鸣终于活到了这一天——1960年12月31日。这天傍晚，来到夹边沟农场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日开始遣返所有在夹边沟的劳教人员，分期分批……
场领导用有线广播宣布了这个决定。
根据病号们的身体状况，医务所决定，第一批送到酒泉火车站乘坐火车的是二十六名健康状况较好的病号，而那些重病号则需加强营养再治疗几天。至于那些病危病号，则要送酒泉劳改医院治疗后才能送走，否则可能死在路途上。
陈天堂叫我拿着名单去通知这26个人。
王鹤鸣是其中之一，但是，我在逐屋通知时故意没通知他。而在所有的人都被告知之后，我又回到他住的病房。
他们病房已被通知的三个人正在作准备，没有被通知的病号们也都兴高采烈地议论着自己什么时候能走。看见我又进来，王鹤鸣有点着急，拉住了我的手：赵大夫，这第一批为什么没我呀，我的身体还行嘛。
我故意说他：你着什么急呀。你的身体坐两天火车行吗？领导怕你出事呀。
他说行呀，我的身体行呀，坐两天车没问题，你跟领导反映一下，我明天就走。
看他着急，我说，行吗？你能走吗？能走你就明天和他们一起走吧。
他说，行吗？
我说，行呀。
他说，不跟领导请示吗？
我说，不用请示，你愿走就走。
他以为我在和他开玩笑，反复问我，并叫我去请示所长。我最后说这就是所长决定的，不信你看，这是名单。
他看完名单兴奋极了，把我的一只耳朵揪了一下，说，啊，你这个赵大夫，怎么开这样的玩笑。我还真以为不叫我走了，急出一身汗来。
和他说几句话，我就要回医务所了，他却又拦住我说，赵大夫，不要走，你先不要走，麻烦你陪我去看一下马大哥。
他把我搞糊涂了，我说，哪个马大哥？
他说，不要问，跟我走你就知道了。
农业大队是个封闭的大院，有十几栋房子，就只有东南角和东北角有两个大门。他领着我绕过两栋房子走出东南角的大门，走过供销社，走过农场的大库房，一直往南到了场部办公室跟前，又往西走，来到杂工大院的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