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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吸烟。当时整风小组的组长已经宣布现在开会，大家不要说话了，但很多人都在说话，没理会他，他就点我的名说，席宗祥，你再不要说话了！我根本就没有说话嘛，我在那儿吸烟嘛，他无缘无故点我的名，我就心里很反感，就顶了他一句：你看见我说话了吗？你怎么胡点名哩！
第二天就开始批判我，又是大字报，又是积极分子们发言，说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方给毛主席像画胡子，这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说我对毛主席、共产党有刻骨仇恨；还说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方还说过什么什么……对于这些断章取义的批判我当然不服气，就顶，就吵，结果，我就成右派了。
我的右派是1958年4月10日，由整风小组的领导宣布的：问题严重，态度恶劣，定为右派，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宣布我劳动教养之后，领导还组织我们几个去劳动教养的人学习了一个劳动教养条例，说，劳动教养并不是劳改，只是行政处分的最高手段，你们去了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如果改造得好，几个月就回来了，回来以后还可以回原单位工作。领导宣读条例，目的是叫我们去了好好劳动，改造思想，我却记下了这么一句话：不愿意去农场劳动教养的，可以开除公职，自谋生计。于是，领导刚讲完话，我就说了：你们就把我开除公职吧，我要自谋生计，我不去农场劳动教养。
其实，劳动教养条例是骗人的。这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我妈就告诉我，早晨我上班走了之后，学校的负责人安殿策就到我家去了，说是要户口本用一下，中午就送回来了。我问我妈他要户口本干什么，我妈说她也不知道人家把户口本拿去干了啥事。我妈是个不识字的人，她把户口本拿过来叫我看，说你看一下，到底人家拿去做啥了。我接过来一看，才发现我的户口被注销了，写着一行字：迁往夹边沟农场。
我想自谋生计的幻想也落空了。那时候派出所三天两头查户口，谁家从外地来个客人住三天以上都要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不报临时户口，街道干部就天天来撵，再要是不走，〖TXT小说下载：。。〗派出所就来人把你带走。我没有户口了，当然就不能在兰州待了。4月20日，整风领导小组又宣布了几个劳动教养的右派，公安局来了两个警察，把我们都送到夹边沟去了。
我当右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在前边跟你说了，夹边沟的右派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有共产党的不少高级干部，都是有文化有思想的。我既没有文化，又没什么思想，把我弄到夹边沟去真是滑稽得很。
说到这儿，席宗祥就要结束他的故事，他说，我在夹边沟的事情就不说了吧。你这两年采访了不少人，可能已经知道得不少了，说起来没啥意思。
我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谈谈在夹边沟的经历。我好不容易找到你，就是要听你在夹边沟的故事的。好几个人都跟我谈到了你在夹边沟的事，说是很滑稽，但谁都说不清楚。你一定要详细谈一谈。
看我坚持要他谈夹边沟亲身经历过的事，他静了一下，搔搔白花花的头顶，脸上出现天真的窘态，他说——夹边沟，咳，在夹边沟的事说起来可就多了，一时半时说不完的，我就挑一两件跟你说说吧。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我的确是老老实实，非常努力地改造思想了。为什么呢？我认真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自己真倒霉：旧社会我还是个学生，也没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新社会也没有反对过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组织，怎么就落到了劳动教养的下场？经过反复的思考，我认识到自己的确是有错误：没有写过入团入党申请，没有靠拢过党组织，思想里没有突出政治要求进步的意识。我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我的家庭是个小业主——公私合营的时候，我们家的财产入进合作社里，还给我家作了一千元的价。想通了这些，我就努力地改造思想了，积极地劳动，还向领导写了保证书、思想认识。我下决心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那时候我在基建队挖排碱渠，定额是一人一天挖十方土，我每天都超额完成；后来调到农业队，翻地的定额是一天一人翻一亩地，用铁锨翻，我一天翻二亩。五八年五九年大跃进，夹边沟农场也大跃进大干苦干搞打擂台争红旗，有一天我半夜里一个人下地，翻地到天亮，白天又翻了一天，翻到天黑透了，看不见铁锨了。这一天翻了三亩半地，挣了个全场第一。那时候为什么这样干？就是为了把自己改造好，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那次打擂台争了个第一，人们都议论，国庆节的时候肯定要给一批右派摘帽子，我打擂台立了一次大功，一定会给我摘掉的。盼呀盼呀，终于盼到了那年的国庆节开大会，三千名右派摘了三个人的帽子。摘了帽子也不叫回家，给他们的待遇是劳改期满留场就业人员的待遇，一月24元的工资，和就业人员在一起劳动。我们进场的时候，夹边沟有几十个就业人员，他们的任务是领着我们这些劳教分子下地劳动。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对全体右派的打击也是很大的。我们被宣布送夹边沟劳教前，领导讲过，到了夹边沟如果劳动得好，改造得好，几个月就回家了，可是现在摘了帽子的人也不叫回家，这不是成了无期徒刑吗？已经两年了，我忍饥挨饿，拼命地干。本来，我的身体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再加上这次思想上的打击，我一下子精神就垮了：国庆节过完，我就起不了床了，去伙房打饭连路都走不动了。
在夹边沟农场我得感谢俞兆远。俞兆远是兰州市西固区劳资科的科长，还兼着民政科的科长。这个人是聪明人，他自从进了夹边沟农场，没要过家里一分钱，也没叫亲属寄过食品，到处偷吃的，劳动时偷懒耍滑，不出力，但他和分队长、管教干部关系还好，原因是他在农村长大的，会干活，领导经常叫他领着我们干这种活那种活，他把领导哄得好。他还有同情心，看我真的垮了，就跟队长说了说，要把我调到放水组去，专门给地里浇水。一开始我还不愿意去放水组。夹边沟的水金贵得很，我怕跑了水追究责任。俞兆远就说我：你不知道放水的好处——浇水是个轻松的工作，就是挖口子堵口子，不挖口子堵口子的时候就在田埂上坐着休息。平时还能从菜地偷个萝卜偷点菜吃，也能挖几个土豆吃。要是夏季庄稼成熟的时候，还能从麦田里搓点麦粒吃，吃不完的在地边上埋起来，困难时再挖出来充充饥。
于是我就调过去了。一调过去我才发现浇水真是个好活，五九年秋收，我就偷下了几十斤糜子埋在沙包里，把五九年的冬季熬过去了。那时候我也想通了，保命要紧，能偷就偷，能吃上一口就吃上一口。
到了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我偷下的糜谷都吃完了，人瘦得剩了一把骨头，可是要从早到晚种小麦。这时候，农场的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也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抬到太平间去。
那是三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因为有月亮，我们加班播种小麦。半夜时分，我们在田野上坐下来休息，主要是叫牲口也休息一下——牲口耧耙也累了。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圆，特别亮，我坐着坐着，心里憎恨起月亮来。我对俞兆远说，我特别恨月亮。俞兆远很惊讶，他正在嚼一把拌过六六粉的麦子，把唾沫吐出去，把麦子咽下去之后问我：月亮怎么惹你了，你这么憎恨他？我说自从来了夹边沟，只要是有月亮的日子，夜里总是加班，翻地，割麦子，挖排碱沟，播种……狗日的月亮都要把我们的血汗榨干了。他说有本事你把月亮捺住，不要叫升起来，我们不就睡大觉去了吗？我说我不是后羿，我要是后羿，就用箭把它射下来。俞兆远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呀，没球本事就不要胡撒气了！你就不能找个轻松的工作干吗？比如说到伙房当个炊事员，或者理发员、统计的活干干。我说我可没那办法，我不会巴结领导。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胡扯八道，扯着扯着，俞兆远突然说了一件事。他说，前几天他老家金塔县的一个女人来夹边沟看丈夫，说了她那个村里有一个人在酒泉城郊农场劳动改造，家属去探视后回来说：城郊农场的劳改犯的生活比夹边沟的右派好得多。劳改犯一月吃四十斤粮，劳动也是有时间的——一天八小时，因为劳改犯们从号子里出来劳动，警卫部队看押的时间就是八小时，八小时以后管教干部想延长时间，警卫部队不同意。另外，遇到刮风下雨，视线不好，警卫部队也不愿出来，劳改犯们就在号子里休息。所以城郊农场饿死累死犯人的事比夹边沟农场少得多。
俞兆远说这些话可能是无意的，但是我听完后却是怦然心动：在夹边沟待下去必死无疑，我何不想办法去城郊农场呢？还就在国庆节的时候，有个在严管队劳动的右派，半夜里打伤了看守逃跑，抓回来批斗后判了两年刑送到城郊农场去了。
此后好几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去城郊农场名声不好——劳改犯！将来释放了，人们也会指着脊梁说，这是个劳改释放犯。可是在夹边沟待下去，却有可能饿死，因为一个月才吃二十四斤粮食，劳动强度却比劳改犯大得多——一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还有夹边沟农场的劳教生活没有个期限，就是摘帽之后也不许回家，这不是终身流放吗！而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刑事犯罪者是可以回家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经过半个月的思考，我拿定主意了：来一次刑事犯罪，犯罪要轻一些——够判刑，判个一两年就行。
但是这种判一两年刑的罪行怎么掌握分寸呢，我又久久地作不出决定。打人，打组长或者分队长？不行，省检察院的张雨沛因为和组长闹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