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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喻不说话。她的意思可以被看作：结婚又怎么样？为什么不可以？
子烨看懂了母亲心里在顶撞他，因为他接下去说：“老也老了，还结什么婚？难为情吗？”他并不讲清楚是谁难为情，一对老男女呢，还是他们这一对中年儿女。
丹珏看看母亲，调侃说：“姆妈一点都不老，人家都以为她是我大姐！”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开始以调笑逗母亲开心。而母亲今天很不给他们面子，一直是那张宁静得空白的脸，低垂的薄薄的眼皮下，你看不出她的眼珠子有一丝活动。
“总归不能再结婚。不难为情也不行。”子烨说。“政治运动靠得住过两年要来一次，放出来再捉进去的人多的是，中央领导就多的是！过两年又要捉老头子进去，再离一次婚？滑稽死了！”
楼下有人叫喊：“冯家姆妈，有人找！”
那是一楼邻居家的保姆的嗓音。婉喻的眼皮抬起来，她心里一大堆混乱而大胆的盼望就在她眼皮的动作上。很快楼梯上便响起脚步声。这幢老楼的楼梯又深又陡，像个音箱，可以把各家来人、走人的消息通过脚步声传递给邻居们。
进来的是中年女人，热络得要命，一手拿着一把伞，一手端着一碗青豌豆炒虾仁。丹珏认识那把伞是母亲的，但婉喻似乎是第一次见到中年女人，脸上堆起她见陌生人特有的客套微笑。中年女人自顾自坐在了八仙桌边，两句话谈下来，丹珏和子烨弄清了客人姓何，是某知青的母亲，住在两条弄堂后面的楼上。多亏了冯家姆妈的补习，她的知青女儿考上了大学，这次从淮北农村席卷一切地搬回了上海，带了一点当地土产，青豌豆是其中之一。从何姓女人的话里听起来，她跟婉喻是熟识之极的，好多次婉喻上她家补习，都是丢三落四的，这把伞就是两个多月之前丢在她家的。
丹珏看看母亲，对何姓女人抱歉地笑道：“阿拉姆妈越老越小了！”
等到女客人热热闹闹地告别之后，子烨问母亲，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以后她再热情登门，大家总要叫个名堂出来。
“我不认识她呀。”婉喻说。她眼睛睁大了，一脸孩子的诚实。还有一点委屈：明明她没有做过的事，硬要赖到她头上――好事坏事不去管它，代人受禄也不好，不是冯婉喻的品性。
丹珏拿起那把伞：“这是我们家里的伞，姆妈。”
“是……吗？”婉喻问道。
丹珏看着哥哥，要他评理似的：“我们家一共三把伞，我还记不得？”她又是那样笑笑，搂住母亲的肩膀，表情和姿态是纵容的，像是说：你看看，姆妈老了，就成了她晚辈们的孩子了。
婉喻到了厨房，看见锅里果真是煨干了的粥。因为炉子上的火开得很小，所以粥并没有焦糊，只是接近锅底的部位沉积得非常厚，如同湖底淤泥，需要挖泥船才能挖得动。粥还是可以吃的。婉喻用铁勺子奋力挖粥，听见子烨说：“这个老头子，就是彗星！顶好还是要他不回来！你看，姆妈脑筋已经受刺激了！”
婉喻发现自己的手抖得可怕。她想，子烨说的也许是对的：她脑筋受了刺激。也许焉识不该回来。他回来或不回来有什么区别？在她心里，他没有走开过。假如她跟子烨、丹珏说：我爱你们的父亲爱得太深，他在不在我身边都没关系，不妨碍我爱他，并且你们的父亲也同样爱我，我在不在他身边，对他也一样――假如她跟他们这样说，一定徒劳，比徒劳还糟，他们在背地里会笑死。很早的时候，丹珏的牙还没有被烟瘾弄黑的时候，她问过婉喻：“姆妈，你欢喜爸爸吗？”婉喻说那当然。当时暗地担心自己要做老小姐的丹珏那样看着婉喻；她原来以为自己样样都优越于母亲的，现在发现在一桩最重要的事情上，母亲竟然比她优越。“那么爸爸对你呢？他也欢喜你吗？”丹珏想了一会又问。“那自然喽。”
丹珏从那以后再也不问这个问题。天下母女都是在无意识中做对手，她们不想竞赛都不行，因为她们之间最有可比性，所以她们事事都会下意识地相互攀比：相貌，才华，丈夫，命运。也是无意当中，丹珏给婉喻击败了。
1989年，当我帮祖父把他所有盲写的书稿誊抄到纸张上，我才知道，就他们之间的爱情来说，我祖父和我祖母是有差异的。陆焉识做囚犯的二十多年对我祖母冯婉喻大大有利，因为二十多年够他不被干扰地认识他对妻子的爱，认识到他曾经判定的“无爱”是他一生最大的误区。
婉喻慢慢地用铁勺当挖泥船挖出板结了的粥，放进一个一品大碗。一个跟焉识共同从中舀紫菜汤、咸菜豆瓣汤的一品大碗。丹珏的脸探进厨房，看看母亲怎么一声不响了那么久。
“姆妈？”
婉喻转过脸：“粥还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加点开水就可以吃了。”小女儿欣然赞同。在这个家里所有关于俭省的倡导都会得到欣然赞同。
因此今晚婉喻几乎用了十块钱买两个玫瑰大头菜的事情，在兄妹二人看来是个事件，令他俩紧急对视的大事件。婉喻还烧糊了粥，丢失了雨伞，不认识熟人，兄妹俩这天晚上一再地用眼睛相互报警。丹珏把板结的粥兑上开水，用力搅动，终于搅匀了，再把玫瑰大头菜切开，浇了点麻油。他们的晚饭一般来说都欠缺营养。她们都是典型的欠缺营养的上海女人形象。那一碗青豌豆烧河虾仁是今晚的主菜，难得这样营养丰富和奢侈，因此婉喻给子烨也拿了双筷子来分享。
“明天写封信给老头子吧，”做哥哥的说，“让他先在青海找个地方住下来。租个房子应该能租到吧？”
丹珏用筷子挑起一团糊粥，放在嘴里，声音从粥后面出来：“那你写好了。我不写。”
“我写老头子要不高兴的。”
“他反正要不高兴的。我们不让他回上海，他高兴什么？并且你要找个道理跟他讲，为什么不让他回来。我找不出这个道理。你写。”
“你就告诉他，他在监狱里不了解外面情况，外面其实紧张得很，政治运动说来就来，我们活到今天不容易，不要给我们再找麻烦。政府又没有跟我们书面认错，说当时捉他进去是错的，过两天又来运动了，再把我们算成敌属我们找谁去？”子烨说。
“那你就给老头子写呀，把这些道理告诉他呀。”
“我告诉你，是请你来写。”
“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写呢？你这个人滑稽吗？”
婉喻突然把筷子一放：“我来写。”她脸上两片红晕。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女人会如此羞愤，她的一对儿女马上掉开脸，不敢看她。焉识是她婉喻的一部分，任何人多余焉识，就是多余她。人一老，对于自己是不是被别人多余最为敏感，他们整天都在看儿女们甚至孙儿孙女们的脸色，看看自己在他们生活里的定位错了没有，错了就是多余。没有比发现自己多余更凄惨的事，慢说被多余的是比自己性命还要紧的焉识。
“我给你们的爸爸写信，就告诉他，我搬出去了就接他回来。我会想办法租房子的。”
母亲这一席话马上让丹珏哭起来。一家子总是这样：你觉得你可憋屈够了，他觉得憋坏了的正是他。这就是女儿和母亲都觉得生不如死的时候。丹珏现在跟谁都不会掉泪了，除了她觉得受了母亲的委屈。她又是抽泣又是指控，这么多年难道不是她丹珏在陪伴母亲，和母亲相依为命相濡以沫？也总是这样，这类话一说开，你欠她情，她负你债的意味就暗示出来了。
婉喻看着兄妹俩，明白一直以来她给自己定错了位。原来家里的主人一直不是自己，连每个礼拜天带着老婆孩子来吃一顿不交钱的中餐的冯子烨都比婉喻有资格做这房子里的主人。他们为了父亲牺牲得太多了，为了母亲也牺牲得足够了。当然，每当这样的家庭控诉大会发生，事后大家都会重归于好。就像天下所有的长辈和晚辈一样。
婉喻这次却记了仇。等到第二天，大家以为一切又重归于好了，婉喻悄悄地给焉识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她已经很久没有静静地给自己研磨，镇纸，如同一种感官享受那样将狼毫笔若虚若实地落在宣纸上。光是这写的方式已经决定了婉喻的信的特色，它的不可取代的“婉喻性”。光是这样的一点一划，一撇一捺就已经属于她的表白：触觉的、神色的、内心的。她写下这么多年来她的思念之苦，写下她对他从未间断的诉说，还写了东一点西一点的回忆。
我祖母写给我祖父的信非常优美。可惜我们再也不会有那样优美的情愫和表达方式了。灭绝了。但是我祖母婉喻在这封信里的回忆很多都是错的，据我祖父说，事情不是那样的，没有那样美好，他不像她写得那么美好。婉喻颠三倒四的走样的记忆一方面由于她的记忆是主观的，因为她一厢情愿地去那样记忆事物，另一方面，因为就在她给我祖父写那封信的时候，她的失忆症已经开始。我不愿意叫它“老年痴呆症”，我觉得她的病和老年没有必然关系，似乎她宁可篡改记忆，最终把记忆变成了童话。谁也不能说满脑袋童话的人是老年痴呆。
婉喻在那封长达六页纸的精美书信上告诉我祖父，她一定会以一个新家来迎接他回来。从此以后，焉识的回信她都藏起来，不再让丹珏和子烨看。焉识在信里让婉喻别急，他会等待的，这么多年都等待了，不急这一会儿。
我小嬢孃冯丹珏在那天痛哭控诉之后，不久就恢复了一个科学家的冷静。她知道自己和哥哥的话伤了母亲的心。那之后一个阶段，她对母亲非常温柔体贴。她的小心翼翼让她和母亲陌生起来，因此她便更加小心翼翼。几个月后，她在里弄的墙上发现了一张油印的调房启示：某人愿意以一套两卧室的房子调换两间分开的房间，有没有客厅都无所谓，亭子间也行。下面留的电话是一个陌生号码，这个想调房子的人显然是甘愿吃亏的。启示是印在那种桃红色、菲薄的劣等纸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