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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几和其他犯人一样，不怕铁铐，怕纸铐。他有过一次戴纸铐的经验，它和他后来坚持结巴有很大关系。戴纸铐也是他嘴巴不够老实造成的。那时候他和其他几万囚犯刚刚被车皮装运到大草漠上，相互对别人的事还有兴趣，打听同伴的罪状或者刑期是日常话题。老几那时还不叫老几，犯人们对他还比较尊重，叫他××号。事情是这样出的：一群犯人被派去打桩子钉帐篷，一个人叫另一个人大主教。老几说主教怎么也进来了？一个犯人说，因为是反革命主教。什么是反革命主教？就像反革命博士、反革命教授。可是宗教不一样啊，不是说公民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吗？当晚一个干部来到老几的帐篷，给他戴上了纸铐。同帐篷的犯人一声不吭地看着上铐的过程，等干部走了一个犯人说，犯啥大事了？咋罚这么重呢？纸铐不过是两段纸条，用糨糊粘在一起，毫无分量，但戴了一会儿就让人想念起铁铐来。铁铐给人的自由度比纸铐大多了。干部上纸铐的时候，还伴随一句话：不准弄破了它，弄破了等着瞧！这句话的恐怖在于不知等着瞧瞧的是什么。那个未知的后果在等着你，对犯人来说，未知就是恐怖。那一夜老几一点都没敢动，纸头发出一点窸窣声他就从浅盹里惊醒。被子被睡在他旁边的狱友裹走，越来越多地裹在他的身上，他试着把它往回拽，但纸铐却出现了好几道裂纹。他想到干部说的“等着瞧”，便忍住恶心，将大半身体塞进扯他被子的狱友被窝。第二天他解手都是靠那个主教帮忙。主教从事了大半辈子神圣事业，末了让他解决如此世俗的问题，他满脸发烧地跟主教道歉。
也像对纸铐的认识不足一样，这次老几发现自己低估了保卫干部的捆绑手艺。他的小腿在太阳落山时渐渐麻木。最后的阳光从窗子透进来，在老几对面的毛主席相下面投出一片金黄。他听见一个个办公室的门打开，走出人来，然后一个个门被撞上，锁上锁。钥匙声音和干部们相互打招呼的声音顺着走廊渐渐远去。老几蹭着墙壁，想把裤腿蹭起来，看看自己的小腿怎么了，就像从膝盖下截走了似的。假如现在真要给他截肢，麻醉肯定是够的。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彻底的肢体麻木。他的两手被手铐锁在背后，每次蹭裤腿的努力都让他失衡，不是侧着倒下就是向后倒去。他听见这一房子对面的那排房子还有声响：咳嗽，打电话。那是机械科的办公室，老几也就来过场部三次，对场部的办公室分布记得清清楚楚。机械科的人走了以后，他就成了被遗忘的一件差事。明天人们看到他，才会想起来，怎么把他给忘了呢――好了，现在已经是双腿坏死，屎尿满身，浑身灰土的一件过时的差事。
他终于把裤腿蹭上去了，看到的不是腿，而是乌紫的两截棍棒，坏死已经开始了。
他一次一次蹬动没有感觉的腿，尽可能使血液回流一些。在几分钟的蹬腿运动之后，腿似乎有了点反应，温度升上去一点，感觉变成密密麻麻的细小活物，顺着血管从活着的大腿往下爬，爬得他的小腿开始发痒。复苏的无数小虫子一直爬到脚底板，奇痒难熬。他不停地蹬动腿，但力气在失去。从海拔低的地方回到三千多米的大草漠上，十多分钟的蹬腿运动已经让他濒临气绝。这是几个月自由流浪的一个副作用，他的肺活量和耐力退化了。
对面机械科那个打电话的声音还在继续，是在电话上给机耕队的某人指导一台拖拉机的修理。老几必须在那个人离开之前提醒他，自己是那件被西宁警察和保卫科交接了但还没办理的差事。趁着小腿部分地恢复了感觉，他转成侧身，向一张办公桌爬去。办公桌不够沉重，他想用背在身后的两手扶住它往上起身，但他的企图一再失败，只不过每次都要把办公桌往一面的墙壁移动一下。他不再徒劳，索性把力气花在推动办公桌上，只要它有两面抵住墙壁，就能承得住他的体重。
老几成功了。他现在非常怪异地直立，五分之一的身体被绳子捆成了木乃伊。他扶着办公桌计算，需要多少步可以跳到窗口。四步或者五步。五步。他要像大袋鼠一样双腿蹦跳，并且不能摔倒，摔倒他还得爬回办公桌，再撑着桌腿爬起站直。他无意中看见办公桌上有个茶杯，他用下巴把它打翻。这是藏民喜欢的砖茶，茶叶比水还多。他咂干了茶，吞吃着茶叶，牙齿挤出茶叶里的苦汁。茶杯出现的正是时候，他已经一天没有喝水了。
窗外光线抖动了一下，暗了，那是太阳最后往地平线下一沉。
正如他的计算，他用了五步跳到窗口。但最后一步他没有站稳，晃了晃还是向后倒去。只能再侧过身，以军事动作匍匐前进，侧身爬回办公桌。气喘如牛的老几在跟机械科打电话的人竞赛，必须在有关拖拉机修理的电话指导结束前冲到窗前。老几同时还寄希望于机耕队那个接受电话指导的人，他希望他笨一些，越笨越好，越是能把对面机械科打电话口授修理技术的人拖住，给老几赢得时间。老几扶着办公桌站起，把桌面上所有的茶叶舔舐干净，用牙齿把苦极的水分一滴不漏地挤出来，连同提神效用吞进肚子。
这一次他是分七步跳到窗前的。他总结了上一次的经验：步子太大必然跳得过猛，所以导致了落脚不稳。他此刻站在窗前，看见对面机械科的办公室确实只有一个门还开着。他怎么出去是下一步的难题。没有手，没有脚，剩下的就是一个头。窗子不高，窗台只达到他的胯骨，假如他用头撞碎窗子上的玻璃，运气好的话，那个人会被这种危险响动惊扰。但他的风险是，第一，头破血流以致破相；第二，被误会畏罪自杀。他不会自杀的。从干部们给刘胡子自杀的总结里他明白自杀是一种对抗性行为，是示威，是敌意的最后表白。一切敌意都可能给婉喻和孩子们找来进一步的麻烦。他看到她们生活得还不错，虽然离报上说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比较远，但天伦之乐还可以尽享，小笼包子还有得吃，他一对抗，她们连那一点享受都没了。
机械科的人挂电话了。老几看着他站起身，打开抽屉，拿出一沓公文纸，大概是顺手拿回家给孩子当草稿本用的。老几用头磕了磕玻璃，对方没有听见。就是听见他会怎么样？老几现在必须把自己闹成一个大响动，才会保住正在废掉的腿。腿成了废物之后，他要依赖别人的帮助蹲厕所，从现在一直到处决之前。他在流浪中做了许多人的“老先生”、“老伯伯”、“老人家”，让他把十多年监狱生活养出的厚颜丢得差不多了。他看着对面打电话的人走出办公室，开始锁门，他心一横就把头撞在玻璃上。他听见“砰”的一声巨响，眼前出现白亮的一片，亮光从一个大盆那么大迅速缩小，最后消失了，被红色替代了。红色把他眼前的傍晚刷上了红漆，红漆扩开，傍晚渐渐被挡住。一个声音在红色的那一边叫喊起来。
“你是哪一个？！”四川籍的机械干部觉得画面比较惊悚，声音都冒调了。
老几血头血脸地回答，他是哪个大队哪个中队的哪一个。不管是哪一个，也不能把他丢在空办公室里，让他的腿废掉。
“那你咋跑这儿来了呢？！”
四川人把手伸进玻璃上那个被老几的脑袋撞出的洞，顺着洞插下来，提起窗子的插销，把窗子打开。然后他纵身一跃，从窗口翻进来。四川人把老几的一双乌紫的小腿看了看，这里掐一把那里戳一指头，同意老几对它们的判断：这双腿确实很快要不得了。
“拜托首长你了，快去叫我们队的邓指导员来。”老几声音沉稳，为四川人压惊似的。
“是你妈啥子首长呦！”四川人说：“我是就业人员。五四年肃反的时候进来，五八年又释放了。解放前西华工学院毕业的。搞不赢了！等你们七大队接到电话，从那边骑马过来还要个把钟头。万一人家接了电话不来呢？”
他研究着捆绑老几小腿的绳子。同时又犹豫是否该先止住老几头上的血。室内已经昏暗了，他用手电筒照着老几的头，把伤口上和头发里的玻璃茬子捏出来。然后他回到自己办公室，拿来一个脸盆，一块崭新的毛巾，又从暖壶里倒出热水，给老几清洗了伤口。他告诉老几头发里一共有两个口子，问题不会太大，他正好有红霉素眼药膏，可以防止发炎。等他把老几脸上的血擦掉，他愣住了，愣愣地说：“就是你呦？好了得！……从这里头跑出去的，你跑得最远，你晓得不？”
老几说他不晓得。其实四川人孤陋寡闻，比老几跑得远的还有一个，是四大队的，用红柳根刻出一个公章，偷了场部的公文纸制造了介绍信。他一直跑到台湾，在对大陆广播的电台演说了好几个月，都是有关他作为劳改犯的经历，渲染夸张到极痛处，就会哇哇大哭。
四川人告诉老几，他是从通缉令上认识老几的。他这时开始替老几上药膏，因为专注而嘴唇半启，老几看着他满嘴的坏牙，以及两只手上给烟头熏染的黄指甲。
四川人找到了保安干部捆绑打结的窍门，手、脚、嘴并用，开始解那个结。一边解，他一边告诉老几，只要把绳子按原来的绑法绑回去，保卫科干部不会发现的。解下的绳子被他扔在一边，然后他把办公桌摆回原位，擦掉桌面上的零星茶叶。他扶着老几上了一趟厕所，又把自己的棉大衣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