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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消息的时候，飞机已经起飞了。但是这人也不是完全没有良心，给姨太太留下这颗福豆，说是当年孙殿英从慈禧墓里挖出来的，价值连城， 如果姨太太在新中国过得不好，把福豆卖掉，够吃一辈子。
可惜姨太太连新中国成立都没有等到，军官走后没几天，她就戴着福豆项链上吊了。遗书里写明了福豆的来历和价值，姨太太的意思是把她草草收殓就好，福豆留给在乡下务农的老爹老娘。老爹老娘应该是当时中国最普通的农民，文盲，上不懂民族大义，下不懂儿女情长，但他们在祖宗墓上点了一个穴安葬了女儿，项链依旧戴在她的脖子上。
1966年，这位姨太太被掘了坟墓，据说包裹尸体的草席已经烂光， 白骨陷在泥土里，这翡翠就挂在白骨上，被军代表扣下了。
至于这颗福豆是怎么到了路雯珊手里，她似乎也讲了，但我被那黑泥、白骨、翡翠的场景吓到了，那一幕在我心里定格了很久，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路雯珊已经在手舞足蹈地炫耀另一件东西了。
陈白露把脚搭在一只矮凳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用她惯有的轻蔑眼神看着路雯珊。
”你也不怕慈禧半夜来找你，三寸金莲，樱桃小口，就站在你床边——”陈白露笑着说。
“慈禧丢的东西海了去了，且找不到我这儿呢。”路雯珊也笑着朝她翻了个白眼。
在路雯珊讲故事的时候，付师傅至少进出了五次，不是给烟灰缸添咖啡沫，就是拿着炖蛊让我尝汤的咸淡。一个油光满面又卑躬屈膝的中年男人在眼前晃，对我来说是特别难以忍受的事。
可是我没有拒绝人的天分。烦到极致，我也只是说了声：“付师傅， 你歇着吧！”
“徒弟都在呢，您放心！”付师傅中气十足地对我用“您”字，我也不得不矜持起来，有火也不能发。
“走开。”陈白露冷淡地说。 付师傅热情洋溢的表情立刻在脸上凝固了，看看陈白露，又试探地看看我。 陈白露低头切雪茄，仿佛胖大的付师傅是一团空气。 我耸耸肩，表示不站在他这边。
付师傅尴尬地笑了两声，迅速走掉了，他的背影还没消失在门口， 陈白露就冷着脸对我说：“这种人你忍他有什么用？趁早说明白别来往， 厨师哪儿找不到？”
我确定付师傅是听到了的，这种当面讲人坏话又被抓包的感觉让我很尴尬。
陈白露去阳台抽烟，窗子拉开一条缝。 “她不就是一落马贪官的女儿吗，她牛气什么呀。”路雯珊瞥了一眼陈白露的背影，对我说。 “闭嘴。”我迅速回应她，速度之快让我自己也愣了一下。 当时房间里很安静，所有人都听到了这句话，她们像训练有素的马驹一样齐刷刷把头摆向陈白露，但是陈白露连头都没有回。
没有看向陈白露的只有路雯珊一个，她半张着嘴看向我——这个智商是个位数的姑娘，总是把轻蔑和困惑都写在脸上——她不明白我为什么站在陈白露这边，她永远不会明白的。
后来我们下楼吃饭，我对着那张长方形的水晶餐桌毫无食欲。餐桌上杯盘林立，头盘、主菜、汤和甜点堆在一起，这种不讲究次序的吃法让我想起“礼崩乐坏”四个字；主菜是奶油焗虾，餐酒竟然是配牛排的白马庄，这简直不能忍。
“香槟呢？拿香槟！”我对着付师傅的徒弟喊。 我是用力喊的，作为出了名的好脾气，我把这位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小哥吓了一跳，他把用锡纸包着的香茅草烤鱼放在桌角 ——天，云南菜都出现了——就怀抱着两个盛满酒的醒酒器，匆匆往厨房走。
走到一半，小哥又回头，声音发着抖问我：“这些酒要倒掉吗？” 我叹口气：“煮一点儿水果吧——有没有雪梨？” 我忘了小哥是怎么回答的，也不记得后来有没有吃到红酒煮雪梨，因为我刚刚把他打发走，就听到敲门声。 我跑去开门，门外是陈言，他怀里抱着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给我的礼物。秋天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在他的脸上。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他穿着一件棒球衫，一头卷发在秋风里微微飘动，怀里的牛皮纸袋露出酒瓶的上半截，他朝我一笑，厚嘴唇里一排雪白的牙齿。
鲜衣怒马，翩翩少年。
我只爱过 这一个 人， 这并不 悲哀， 悲哀 的是我 无从确 认他是否 喜欢我。
陈言在大 学里读的 是经济 学， 像所有 有精英 情结的 人一样， 他十分看不起像我这样读艺术的人，他认为我既没有研究问题，也没有创造价值。
他对我讲过这样的话，我是这样回答的：“对啦，我就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我一生追求纯粹的爱情，我的理想就是和我爱的人共度一生。 我能给出你们给不了的最大手笔的表白，比如写一本书，或者拍出一部电影。”
我记得当时他笑得很凶，他说，爱情是悲剧的开始，表白是爱情的开始。所以“我爱你”三个字从一说出口，就一去不回头地走上了通往悲剧的路。
“那么要怎么办呢？”我问。 “保持距离。” “如果对方穷追不舍呢？” “远走高飞。”
说好的是女生party，我拦在门口不让他进。可我实在低估了陈言要泡妞的决心，他和我僵持到我冷得受不了，我只好把门让开一条缝。
那天的party一直闹到深夜，后来她们开始不停地叫朋友来，有男生也有女生。不知道从几点钟开始，我的客厅里竟然挤满了人，杯盘桌椅全都不够用，连咖啡杯里都倒上了酒，一直放在书房里的单人沙发被拉出来，上面坐了两个姑娘。
我平时一个人生活，家里的存货不多，所有的食物和酒都吃完了——或者说，扔完了，但是他们还要喝酒。
“去买酒。”我拿出两卷现金交给付师傅。
连常年活泼殷勤得如同通了电的付师傅都颓了，耷拉着大脑袋：“刚才一个女孩要吃鱼子。”
“去买鱼子。” “已经十一点了，只能去我们酒店找一找。” “那就去酒店找。明天一早我爸妈付钱。”家里的现金只有这么多了，我懒得去取钱。 打发走付师傅，我一回头，见陈言正坐在条桌的正中央，两侧都是笑得正欢的姑娘。他的眼睛却时不时越过她们的头顶，看着客厅对面的陈白露。
陈白露坐在飘窗前的一把藤椅上，埋头切着雪茄，一脸的不耐烦。 那只雪茄她只吸了一口就搁在了一边，起身走了。 陈白露经过我的时候，脸颊已经像五月怒放的桃花一样通红，低声跟我说：“我到你卧室睡一会儿。”没等我回答，她就挤过人群，消失了。 她走得太急，像是身体不大舒服，我推开卧室门，房间里没有开灯。
她一只手撑在墙上，一只手拉开我放在床头的小冰箱，冰箱里橘红色的光微弱地透出来。她拿了一盒冰激凌，又从椅背上拿起一条我扔下的丝巾，打开沙发一侧的落地灯。
“你怎么了？” 她半躺在沙发上，一只手解开衬衫领口的两个扣子，露出半个丰腴的胸脯。然后她把包着冰激凌的丝巾捂在胸口，剧烈地咳嗽起来，脸上红云滚滚。
“喝点儿普洱解酒。”我转身要拿茶盘。
她边咳边摇头。
“我没有喝酒。”她勉强说。 “心里很热。”她平静了一些，冰激凌外的白霜被她的体温烤化，水珠从薄薄的丝巾里渗出来，成股地流进文胸里。 “这太冰了。”我把丝巾从她手上拿开，她握着丝巾的手指是冰凉的，但手背却滚烫。 “给我吃一点儿——勺子呢？”她边喘息着边四下看着，宽大的双眼皮因为生病的缘故显得更深了。书架上有一套咖啡杯，她指着托盘里的小勺子，想说什么，又低头咳嗽起来。
“不行。” 我不能说“去医院”或者“去吃药”之类的词，这是她的死穴，她似乎有些病态的讳疾忌医，又或者，这是在暗示她不够强大，需要靠别人的摆布才能恢复健康。
我甚至从未见她吃过一片药。 “那，给我一瓶水。” 我从只剩了一个底儿的矿泉水桶里倒了一杯给她，她伏在沙发靠背上摆手：“没有气泡水了吗？” “气泡水都在冰箱里，你不能喝。”这是我的妥协，她也不再和我争了，接过玻璃杯仰脖喝下，然后她叹口气摇摇头：“还是热。” “你是不是有肺病？”我听着她沉重的呼吸声，担忧地说。 她果然一听到“病”字，脸上立刻浮现出短暂的乌云，但是很快被病容驱散了。 “可能有。我最近都不大抽烟了。”
“戒烟有什么用，何况又没有戒。你应该去检查。”
她捂住胸口边咳边笑，笑声沙哑得吓人，“有又怎样，现在肺病还会死人吗？”
她每一运气，皮肤就出现灼烧般的颜色，我看着她倒在那儿难受的样子，不知道是生气还是难过。
我阴着脸。 她安慰我说：“放心，年轻就是药，什么都能挺过来。” 然后她换了个姿势，把散下来的头发从后面抓起，晾着汗津津的脖子；她的头向上仰着，半躺在沙发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客厅里欢声笑语，偶尔有极大的声浪从门缝里传进来。我估计一门之隔的狂欢的人群根本忘了为什么会有这个 party，因此他们也没有发现生日聚会的主人已经不见了。我听到付师傅拖着重物进门的声音，姑娘唤“服务员”的声音 ——她们真的把这里当餐厅了！我似乎还听到香槟开启的声音，仿佛那泡沫要从门和地板的缝隙间流进来。
各种情绪，突然从四面八方涌入。 二十一岁生日，在不知道算他乡还是故乡的地方，同父母相隔千里。
岂止生日，连春节也只能匆匆见一面；我不知道这人伦的分离需要用多少物质的享受才能弥补，至少，我现在已有的还不能。因为我还在思念和难过，并且委屈像无边的大海，在小小的卧室里将我团团包围。
陈白露还在盯着天花板窃笑。我坐在她对面，用袖子抹着眼睛。 燥热也会传染吗？我似乎也感受到了陈白露说的“心里热”是什么感觉。打开冰箱拿冰的气泡水，陈白露在身后说：“那是黄酒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