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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言要我偷的是一对金镯子，是他出生时他爸爸妈妈托一个金匠打的，上面精细地雕着一只小兔子，肥肥的腿，长长的耳朵，眼睛是两颗红宝石碎粒。陈言属兔。这镯子他一直戴到了三岁。
我当时问他，可变卖的东西那么多，你的红酒呢，你的手表呢，什么都比这对镯子值钱，而且都不如它珍贵。
“怎么能卖你父母为你出生准备的礼物？” “他们都不要我了，我留着镯子有什么用？” 我没有再劝他，因为我打定了主意要替他留下这东西。如果我再劝下去，他会假装答应却派别的朋友去偷，这对镯子就不知道被卖到哪个典当行里了。
我去了他家从前的大房子，是他妈妈住在那儿，我直接告诉她陈言要镯子，她就取了一个小木盒给我，没有多问。
粗心的母亲。她甚至不对这奇怪的要求起疑心。 我带着那只木盒回了家，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拿了三万元给陈言，说是卖镯子的钱。那对镯子被我锁进了保险柜里，和我妈给我的珠宝放在一起。
2010年夏
钱是困扰陈言和陈白露的噩梦。
命运真是滑稽得很。陈言本来是有运通黑卡的人，陈白露本来是公主一样的千金小姐，结果一个出于自立的决心，一个出于际遇的捉弄， 偏偏变成了最缺钱的人。如果说我和我的朋友们的经历曾经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爱情也许可有可无，但钱是越多越好的。
2010年秋天来得很晚。9月中旬的一天，气温甚至到了三十七度。 我终日窝在家里不肯出去，买了几十斤咖啡豆，不为了喝，只是磨着玩。 一边看着电影，我能咯吱咯吱地磨上一整夜。
天亮才睡。 后来我在一本古人的笔记中看到，古时候的寡妇为了打发漫漫长夜，都是吹了灯后在地板上撒一袋绿豆，再一颗一颗地捡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我读这一段书的时候，脑子里全是磨咖啡豆的声音。
那个燥热的秋天，朋友们源源不绝地收到我的咖啡粉。 有一天早上我刚睡下不久，也许六点钟，也许七点钟，接到了陈白露的电话。 “起床了没有？我们去你家打牌好不好？” “这个时间打牌？”我艰难地说。 那边停顿了一会儿，声音里带了些难为情：“我们想去你家吹一会儿空调。空调坏了。” “找工人修啊。” “问过了，要六百。” “六……”
“夏天快结束了，能省一点儿就省一点儿吧。”
我赶紧起床，开冰箱，家里能喝的东西竟然只有咖啡。叫楼下的超市送酸梅汤，还有最冰的西瓜和一大包冰块。
我接过东西，付了钱，又想起连吃的也没有，又麻烦老板跑一趟， 送了米酒和汤圆。
一切备齐，我靠着冰箱门看房间里到处撒落着的咖啡粉，一叠不记得是要拿去洗、还是刚洗好的衣服，纸篓里垒着的餐盒——差点儿落泪。 不只是陈白露那样的人有资格伤春悲秋，无人知道我也是有伤心事的。
2010年秋
~1~
后来我病得很厉害。整整一个秋天我都在生病。 这终于让我的爸爸和妈妈想起了被丢在北京的独生女儿。国泰民安，他们很少担心我一个人在这儿。我已经把北京当成家乡——可是有什么用？父母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北京算是家吗？
不只陈白露和陈言那样的人生会感到孤单。 何况他们还有爱情。
我的爸爸 妈妈赶到 的时候， 我已经躺 在床上 昏睡了 一天。 快餐 盒早就没心情扔进纸篓，在地板上堆成山。他们带我去医院，把我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一切正常。问哪里不舒服，我也说不上，只是懒，只是想睡。
我妈舒了口气：“原来没有生病。” 有的，有的。我在心里放声大哭。
~2~
爸爸妈妈很快走了，他们很忙。大房子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甚至想养匹马。
哪里有马养。只能振作起来，穿上雪地靴，长围巾遮脸走出去。
我这副打扮去聚会，女孩们指着我刻薄地大笑。她们还穿着丝袜， 或者裸着脚踝，只有我活像一峰骆驼。
而路上的落叶已经软绵绵地堆得很厚，树枝都秃了。今天的北风甚至吹折了咖啡馆外面的阳伞。
是我太真，还是她们太假？ 酒肉依旧流水地上着，又流水着撤下去；无聊的话题、陈腐或新的八卦一轮轮地碾过。 我打哈欠，还不如回去睡觉。 但那天晚上我试探自己的意志：十一点之前不准上床。
算是半失败了。九点半，我已浑身无力，扯了条毯子滚在沙发上， 盯着天花板想心事。
很惊讶地发现天花板上有了一道裂缝。无论如何，这房子也不该有质量问题的，也不是顶层要经风历雨，怎么会凭空裂开？
也许就是会凭空裂开的，就像什么都有寿命一样。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只要塌不下来就好。我想。 就算屋顶塌了，天也塌不下来。我翻了个身，觉得那一瞬间的忧虑实在多余。 然后有人敲门，陈言的短信同时进来：我在门外。 光着脚开了门，见陈言拎着一瓶酒站在那儿。
“什么酒？”我接过来。如今我对一切能使神经兴奋的东西都很感兴趣。
其实只是一瓶普通的酒，街角的烟酒店里能买得到的。我连开瓶的兴趣都没有，咚地立在桌子上，又裹着毯子躺下。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陈言边四下寻找着什么边说。 我指给他放开瓶器的地方。“像什么？” “清朝的大烟鬼。
”他边开瓶边说：“就差在你脑边儿点盏烟灯。你到底怎么了？我才不信你生病了呢。”他坐在对面看着我。 我不开口，从他手里接过酒瓶，对着瓶口喝了一阵。又酸又涩，毫无回味。我信了陈白露说的，一旦见过第一名的东西，就无法接受第二名。由奢入俭难，贪婪是人性的通病。
好在我没有她那样的命。我的父母供得起我喝一辈子白马庄。 我虽宽慰了些，但酒涌上来，眼圈反而红了。 “你……”我一开口，眼泪就决了堤，毫无骨气地直滚到下巴，一串又一串。 酒突突地顶着太阳穴，我感到额角直跳，却说不下去了。 说什么？说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说我等了你这么多年？ 说出口容易，反正已经堵到了喉咙口，只要意念稍稍一松。 然而之后呢？他要怎么回答，我又要如何收场？ 我收不了场。
只有大哭。 只有大哭。 毯子捂着脸，我在沙发上缩成一团。
他并没有来抚慰我，也没问为什么。他一直坐在那儿，看着我。 于是我想，他其实都知道的。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3~
后来我洗了澡，煮了汤圆吃，酒也醒了。陈言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漫无目的地换着台。
看时间已经过了午夜。 “不回家？”我问。 他摇摇头。
“回去吧，陈白露一个人在家会害怕——你别看她嘴上逞强，她一个人住的时候，廊灯从来不敢关。”
“她在工作。” “做什么？”我想起，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和陈白露联系了。 情况倒不算复杂，是陈白露拿到了一批广告片的剪辑工作，外包给一间工作室，她在工作室监工，已经三天没回家了。 “又能干又贤惠的女朋友，哪里找第二个。” “再也找不到哇 ——”他苦笑着往后一靠。“只是她有点儿 ——我说不清。” “太完美了？”我讽刺他。 “完美。”他继续苦笑：“一个完美的资本家。”
陈言在我家看了一个通宵的电影，我们吃了两包微波爆米花，点了一桶炸鸡，喝了淡啤酒。我们吃着喝着，吹着牛，全都假装那场大哭和沉默是不曾发生过的事。
第二天一早，我已经疲惫不堪，但我决定撑过这个白天。如果我在白天睡觉，那么等待我的，又将是清醒又漫长的冬夜。
“我们去看陈白露吧！”我拉伸着僵硬的脊背，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活泼又快乐。
陈言答应了。我们在路上见到卖糖油饼的小摊，陈白露最爱吃的， 买两只带上。干燥、无风的清晨，寒冷像短小而薄的匕首，一把把从围巾的缝隙、从袖口、从帽檐插进来，让人无处躲避。
陈白露工作的地方在百子湾。传说呢，在百子湾扔下一颗炸弹，北京传媒业就会瘫痪。这里有几百家和传媒相关的工作室，昼夜开工，永远生机勃勃。
我缩着脖子走出电梯，跟着陈言走进其中一间，被扑面的热浪吓得一怔。
一百平米的房间里，至少三十台电脑在工作着，每一台面前都坐了一个戴大眼镜的瘦男孩，陈白露坐在窗前的单人沙发上，两腿张开，目光炯炯，像个彪悍的武夫。脸上挂着两团大大的黑眼圈，皮肤灰暗无光。
我把糖油饼给她，她接过就咬，没有道谢。
陈言问：“今天回家吗？” “还有三天。”
我惊：“你一周都吃住在这里？”
陈白露还没说话，一个男孩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陈姐，我一天一夜没睡了 ； 我想——”
这可怜的男孩连高声说话也不敢——也许是不能，他的脸上浮着一层菜色。
“你叫她陈姐？你多大？”我忍不住问。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过陈白露，我觉得新奇，仿佛她是60年代的纺织工厂里戴着白套袖的女领班。
“我是91年的。”男孩说。 小我们三岁。现在十八岁的孩子读个中专，也出来谋生了。 “谁不是一天一夜没睡？”陈白露挑起眉毛。 “我，我集中不了精神——” 陈白露起身开了冰箱，拿出两罐红牛，咚的一声放在男孩的电脑前。 我和陈言对视一眼。 那男孩默默地坐下了，易拉罐开启的声音像一声小小的爆破，在机器运转的声音里一闪而过。我刚要开口，陈言朝我摇摇头。 我闭了嘴。 我们走的时候，陈白露起身送我们到电梯间。 一出工作室的门，陈言就把眉头拧成了一团。 “十八岁的小孩不能这么用。陈白露。”陈言说。
“应该怎样？吹着海风，晒着太阳，我在旁边给他们榨果汁，杯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