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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买东西，已经体验过了。自己虽然又成了“座上宾”。可是总该有个说法呀！张主任要他等着，要等到什么时候呀！我得找找人，甚至到北京上访。据说，为了平反冤假错案，到北京上访的人，成千上万。过去，衙门口都有一面鼓，你一敲，大老爷就得升堂。可是到北京找谁呢？反正现在用不着击鼓。那里有好多老战友，找找他们，哪怕问点情况、形势、动向，也是好的。
在艾荣和女儿从乡下回来之前，对于他们的夫妻关系，张敬怀曾经认真反思过很长时间。二十多年来，他们夫妻间的矛盾，到底怨谁？他觉得，认为自己太理想化了，太不关心这个在战场上救过他的生命的妻子了。她一直对于她的提拔、任用和级别待遇问题，他没有为她说话而不满。和她有同样资历的同志，只要是嫁给首长的，大多已经是副厅、局级干部了。可是，她还是一个副科级。这很伤她的自尊心。可是，话又说回来：凭他对妻子的了解，她太要强，太注重官、名、利，事事爱拔尖，和谁也搞不好团结，且不管她的能力和水平，把她放到任何一个领导岗位，不闹得四分五裂才怪呢！况且，自己明知她不胜任，怎么好违背党性原则，去为她“说话”呢？不要说“说话”了，自己一想，就觉得脸红。正因如此，当有些组织部门领导主动提出：“艾荣是个老同志了，在朝鲜战场又立过功，是不是……安排？”
他一听这话就说：“得啦，她不行。我听人反映，她连一个支部副书记都当不好……”
艾荣曾经主动去向组织部门问过，她因为什么只能当个小小的支部副书记？逼得组织部长只得对她说：“你去问你的老头子吧！”
想来想去，自己不违心为她“说话”是对的。……不管怎样吧，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风暴，批判什么修正主义啦，天天读语录“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啦，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啦，她总该有点改变吧？经过这九死一生的磨炼，她怎么会没点改变呢？只要她回来，他一定主动和妻子和好。小女儿一向听妈妈的，从来不和爸爸亲近。这一方面都怨自己，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抱抱她，亲亲她，给她一点父爱。现在自己应当给她一点作为父亲的关爱。
张敬怀还想到，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为了让张敬怀交待“罪行”，曾经拿出夫人写给她的的“最后通牒”，说你如果再不交待问题，我就和你离婚。但这终究没有成为事实。他相信，那是造反派逼迫的结果，在那种人人自危的形势下，情有可原。这次她母女回来，改善家庭关系要紧，这些事已经过去，不能再怪她了。
过了一个星期，办公厅单主任派人把妻子和女儿从“走五七道路”的农村接回来了。据单主任说，他家原来的房子，被两个造反派占着，且一分为二（在中间修了一条墙），正撵他们搬家，院内那堵墙要拆掉，房子还要打扫修缮一番。
因此先让他们一家在招待所住些日子，还给他调了个套间。
夫人和女儿是省革委会用大汽车接回来的。当时是“净身出户”，除了日常生活用品，没有带走什么东西，自然也没有拿回来什么。
张敬怀见了母女，原来就瘦弱的夫人更瘦了，脸色黑黄，有气无力的样子，不免生出怜悯之情。见女儿长那么高，使他感到惊异，细细一想，她应该有这么高，因为她已经是个十九岁的大姑娘了。
张敬怀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和颜阅色地问：“还好吗？”
使张敬怀没有想到的是，夫人没有好声气地说：“有什么好的？你看看，我这手，我这脸，能好吗？差一点没有死在乡下！”
张敬怀一时无言以对。
艾荣又说：“人家没有从部队转业的首长，在文化大革命中，都’ 支左‘ 了。
在地方各单位当领导。人家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什么样子？不就是因为你爱多嘴多舌，讲你的’ 原则‘ 吗？”
张敬怀说：“过去了，该过去的东西，就不要再说了！”
“我就是不能忘，我永远记得，永远记得！”
张敬怀不想和她一见面就吵。经过这场九死一生的浩劫，她也应该冷静下来，现实一些了。但是他实在不能和她说清楚，便转身对女儿和善地说：“胜美，来，让爸爸看看，你长高了多少？”说着把女儿拉在身旁。他抓着女儿的手，扣在自己手上：“哦，和爸爸一样高，是大人了。”
又使他没有想到的是，女儿像被火烧了一下，麻利地从他手中抽出来。
张敬怀也知道，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当满街贴着“打倒”和“声讨”他的大字报时，艾荣也被开了几次批斗会，要她揭发丈夫。接着是他被关押九年。在九死一生之后，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夫人也应该问问他身体怎样，受了些什么苦。这么多年，他被关押着，彼此不通消息。现在团聚了，总有好多话要问吧！
可是夫人连一句话也没有问。又过了半天，却说：“平常没有借你的光，这次可是借光了。我们是反党集团分子的家属，等于半个反革命！我们娘俩被流放到乡下，你不觉得对我们有愧吗？”
张敬怀听了这话，几乎哭出来，随即大声说：“我有什么愧？我有什么错误？这怎么怨得着我？”
“没有错误，人们怎么斗你？”
“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回来了怎么样？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还没有平反啊。说不定在哪一天，你又来个’ 二进宫‘ ──我当时怎么了？怎么鬼迷心窃，嫁给你！好事摊不着，坏事老是跟你吃瓜落！”
想不到夫妻生死离别这么久，一见面就把关系搞僵了。张敬怀再想不出来要说什么。他从身上掏出一罗人民币，说：“这是补发的工资，我没有全领。你看需要什么，和孩子到商店买点东西吧！”
夫人迟慢地接过钱币，对女儿说：“胜美，咱们上街吧。”女儿一直和妈妈好，事事都信妈妈的。
两人便上街去了。
夫人说得也对：他虽然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可是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到底是不是“彭德怀死党”？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不是还有其他种种罪名，这可是有关他的政治生命问题，不可不弄清楚。但是，现在正在清查“三种人”，从北京到各地，有不少造反派还掌着权。他所尊敬的彭总已经与世长辞了。
有一天，单主任来看他，并建议：现在揭批“四人帮”，将来会怎么发展呢？谁也说不清楚。可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有时会风云突变。你现在的问题，上边还没有一个“说法”，也就是说还没有结论。所以现在还是“戴罪之身”。你的问题由北京管，连档案也都调到北京了。北京对你没有个说法，省里也不能给你定什么性质。可是，通过组织解决，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要解决问题快一些，你在北京有很多老战友，不如到北京去找找老战友，请他们说句话，那真是一言九鼎，问题很快就会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能了解当前一些情况和政策的走向也好。
这个建议有理。于是，张敬怀在心中扒着手指数着，从总参、总后、总政到地方各机关、团体，有七八个人可以找，即使他们不管自己的问题，了解些情况，决定自己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总是有易处的吧！
他下了这个决心，想了又想，找了又找。忽然想起来一个叫侯卓夫的老战友。
在抗美援朝前线，他们肩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友谊。回国之后，有一段时间，他们还是邻居，彼此经常来往。他的那个小儿子，小名叫“大圣”，还是他给取的。从“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上得知：侯卓夫在什么“文革领导小组”当过几天领导，大字报常常见他传达“最新最高指示”。去找找侯卓夫，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张敬怀就这么决定了。他还让单主任找了侯卓夫和另外一些老同志、战友、领导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怎么走法，到北京的住处是一个问题。他想十年监狱生活，自己脱离社会太久了，坐坐硬板车，住在小店里，了解点社情民情也是好事。
便自己到车站买了车票，次日就乘硬板火车到北京去了。
到了北京，他才知道海天市之小。他记得，他最后一次到北京，是在1958年夏天。他和秘书一出车站，汽车就把他接到了京西宾馆。现在他孤身一人到了北京，一下车，好像掉到汪洋大海里，在人群的浪花中拥来拥去，不知道怎么走，往哪里走。他在车站附近找到一个叫做“太阳升”的小旅店住下，向服务员问了许多事，觉得长了不少知识。
稍事休息，就按照服务员的指点，碰运气去了。
张敬怀先是打电话问他事先开列的名单上的老战友、老领导、老部下。使他失望的是，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仙逝”了，有的调动了工作，有的搬家了，有的下乡还没有回来。他按照原来的一个旧地址去找抗战时一个老同志。公共汽车路过新华门前，他知道这是国务院的所在地。汽车被堵了一个多小时，原来是有一百多河南省的“上访”者，要求平反他们的冤案，交通警察费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他们疏散。好容易找到那位老同志的住址，那位同志却调到云南去了。但他夫人很热情地接待了他。这位夫人，为他打了十来个电话，才打听到侯卓夫的地址和电话。
得到了侯卓夫的新住址，他又重新回到“太阳升”旅社。他打电话到侯卓夫家里。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他不好意思问是侯卓夫的夫人、女儿还是保姆。张敬怀便自报“家门”，说自己是侯首长的老战友，那女人才告诉他：首长到大西北公出了。她说，你要是有事，可以找找侯贵卿，他目前在国务院工作，“负很大责任”的。还告诉了侯贵卿办公室的电话。
张敬怀觉得：这不是“小圣子”吗？找到他，也许会有些用处的。这个侯贵卿小名叫“大圣”。
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