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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法里德回答说，“这座城市的发电厂总是出毛病，用电得不到保证，人们烧柴油。”
“柴油。你记得从前这条街道散发着什么味道吗？”
法里德笑着说：“烤肉。”
“烤羊羔肉。”我说。
“羊羔肉。”法里德说，舔了舔嘴唇。“现在喀布尔城里只有塔利班吃得上羊羔肉啦。”他拉拉我的衣袖，“说起……”
一辆汽车朝我们开来。“大胡子巡逻队。”法里德低声说。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塔利班。我在电视上、互联网上、杂志封面上、报纸上见过他们。但如今我站在这里，离他们不到五十英尺，告诉自己心里突然涌起的并非纯粹的赤裸裸的恐惧；告诉自己我的血肉没有突然之间压着我的骨头，我的心跳没有加速。他们来了，趾高气扬。
红色的丰田皮卡慢慢驶过我们。几个脸色严峻的青年人蹲在车斗上，肩膀扛着俄制步枪。他们全都留着大胡子，穿着黑色长袍。有个皮肤黝黑的家伙，看上去二十出头，皱着一双浓眉，手中挥舞着鞭子，有节奏地甩打车身一侧。他溜转的眼睛看见我，和我对望。终我一生，我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无遮无拦。接着那个塔利班吐了一口沾有烟丝的口水，眼睛移开。我发现自己又能呼吸了。皮卡沿雅德梅湾驶去，在车后卷起一阵尘雾。
“你怎么回事？”法里德嘘声说。
“什么？”
“永远不要瞪着他们！你听到了吗？永远不要！”
“我不是故意的。”我说。
“你的朋友说得对，老爷。好像你不该用棍子去捅一条疯狗。”有人说。声音来自一个老乞丐，赤足坐在一座弹印斑斑的建筑的台阶上。他身上的旧衣磨得破烂不堪，戴着肮脏的头巾。他左边眼眶空空如也，眼皮耷拉。他举起患关节炎的手，指着红色皮卡驶去的方向。“他们开着车，四处寻找。希望找到那些激怒他们的人，他们迟早会找到，然后那些疯狗就有得吃了，整天的沉闷终于被打破，每个人都高呼‘真主至尊！’而在那些没人冒犯他们的日子里，嗯，他们就随便发泄。对吧？”
“塔利班走近的时候，你的眼睛要看着地面。”法里德说。
“你的朋友提了个好建议。”老乞丐插嘴说。他咳了一声，把痰吐在油污的手帕上。“原谅我，你能施舍几个阿富汗尼吗？”他喘着气说。
“别理他。我们走。”法里德说，拉着我的手臂。
我给了那个老人一张十万阿富汗尼的钞票，大约相等于三美元。他倾着身子过来取钱，身上的臭气——好像酸牛奶和几个星期没洗的臭脚——扑鼻而来，令我欲呕。他匆忙把钱塞在腰间，独眼滴溜溜转。“谢谢你的慷慨布施，老爷。”
“你知道卡德察的恤孤院在哪里吗？”我问。
“它不难找，就在达鲁拉曼大道西端。”他说，“自从火箭炸毁老恤孤院之后，孩子们就搬到那边去了。真是才脱狼群，又落虎口。”
“谢谢你，老爷。”我说，转身走开。
“你这是第一次吗？”
“什么？”
“你第一次看到塔利班。”
我一语不发。老乞丐点点头，露出微笑。嘴里剩下的牙齿屈指可数，泛黄且弯曲。“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他们席卷喀布尔的情景，那天多么高兴！”他说，“杀戮结束了！哇，哇！但就像诗人说的：‘爱情看似美好，但带来麻烦。’”
我脸上绽出笑容，“我知道那首诗，哈菲兹写的。”
“对对，是他写的。”那老人回答说，“我知道。我过去在大学教过它。”
“你教大学？”
老人咳嗽，“从1958年到1996年。我教哈菲兹、迦亚谟、鲁米、贝德尔（2）、雅米（3）、萨迪。我甚至还在德黑兰开过讲座，那是在1971年，关于神秘的贝德尔。我还记得他们都起立鼓掌。哈！”他摇摇头，“但你看到车上那些年轻人。你认为在他们眼里，苏菲主义（4）有什么价值？”
“我妈妈也在大学教书。”我说。
“她叫什么名字？”
“索菲亚·阿卡拉米。”
他那患白内障的眼睛闪出光芒：“‘大漠荒草生息不绝，反教春花盛放凋零。’她那么优雅，那么高贵。真是悲剧啊。”
“你认识我妈妈？”我问，在他身边蹲下。
“是的，我认识。”老乞丐说，“过去下课后我们常坐在一起交谈。最后一次是下雨天，隔天就期末考试，我们分享一块美味的杏仁蛋糕。杏仁蛋糕，热茶，还有蜂蜜。那时她肚子很大了，变得更加美丽。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天对我说的话。”
“那是什么？请告诉我。”爸爸每次向我提起妈妈，总是很含混，比如“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但我一直渴望知道细节，比如：她的秀发在阳光下是什么样子，她最喜爱的冰淇淋是什么口味，她最喜欢哼唱的歌是哪一首，她也咬指甲吗？爸爸关于妈妈的记忆，已经随着他长埋地下。也许提起她的名字会唤起他心中的负疚，为她死后他犯下的事情。抑或是因为失去她的伤痛太深，他不忍再度提及。也许两种原因都有。
“她说，‘我很害怕。’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快乐，拉索尔博士，快乐成这样，真叫人害怕。’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他们只有准备要剥夺你某种东西的时候，才会让你这么快乐。’我说，‘快别胡说。这种想法太蠢了。’”
法里德拉我的手臂。“我们该走了，阿米尔老爷。”他轻声说。我将手臂挣脱出来，“还有呢？她还说什么了？”
老人露出柔和的神情。“我希望我能替你记起来。可是我不记得了。你妈妈走得太久了，我的记忆四散崩塌，像这些房子。对不起。”
“可是哪怕一件小事也好，任何事情都好。”
老人微笑，“我会想想看。这是承诺，记得回来找我。”
“谢谢你。”我说，“太谢谢你了。”我是说真的。现在我知道妈妈曾经喜欢涂了蜂蜜的杏仁蛋糕，还有热红茶，知道她用过“深深地”这个词，知道她曾为快乐烦恼过。我对妈妈的了解，从这个街头老人身上得到的，甚至比从爸爸身上知道的还要多。
露宿街头的老乞丐恰好认识我妈妈，这在多数非阿富汗人眼里，也许会是匪夷所思的巧合，但我们对此只字不提，默默走回那辆汽车。因为我们知道，在阿富汗，特别是在喀布尔，这样的荒唐事情司空见惯。爸爸过去说过：“把两个素昧平生的阿富汗人关在同一间屋子里，不消十分钟，他们就能找出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
我们离开了坐在那座房子台阶上的老人。我原想带他到他的办公室去，看看他能否想起更多关于我妈妈的事情。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们发现新恤孤院在卡德察区北边，紧邻干涸的喀布尔河河堤。那是一座平房，军营式建筑，墙上有裂缝，窗户用木板封上。前去的途中，法里德告诉我说，在喀布尔各个城区中，卡德察区受战争破坏最严重，而当我们下车，证据太明显了。立在满是弹坑的街道两旁的，只有比废墟好不了多少的破落建筑，以及久无人烟的房子。我们走过一具锈蚀的轿车残骸，看到一台半截埋在碎石堆里面、没有荧屏的电视机，一堵涂着黑色“塔利班万岁”标语的墙壁。
应门的是个秃顶男人，矮矮瘦瘦，留着蓬松的灰白胡子。他穿着旧斜纹呢《；文；》夹克，戴着无《；人；》边便帽，眼镜挂《；书；》在鼻尖上，有块镜《；屋；》片已经碎裂。眼镜后面，黑豆似的眼珠在我和法里德身上扫来扫去。“你好。”他说。
“你好，”我说，把宝丽莱照片给他看，“我们在找这个男孩。”
他匆匆瞥了一眼照片，“对不起，我从没见过他。”
“你还没仔细看看那张照片呢，老弟，”法里德说，“为什么不好好看看呢？”
“麻烦你。”我补上一句。
门后的男人接过相片，端详着，把它还给我。“不，对不起。我只认得这所机构里面的每一个孩子，但这个看起来很面生。现在，如果你们没别的事情，我得去工作了。”他关上门，上栓。
我用指节敲门：“老爷，老爷，麻烦你开门。我们对他没有恶意。”
“我跟你说过，他不在这里。”门那边传来他的声音，“现在，请你们走开。”
法里德上前几步，把前额贴在门上。“老弟，我们没带塔利班的人来。”他小心翼翼，低声说，“这个男人是想把那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
“我从白沙瓦来。”我说，“我有个好朋友认识一对美国夫妇，在那儿开设恤孤院。”我感到那人就在门后。知道他站在那儿，倾听着，犹豫不决，在希望和怀疑之间来回挣扎。“你看，我认识索拉博的父亲，”我说，“名字叫哈桑。他妈妈的名字叫法莎娜。他管他奶奶叫莎莎。他能读书写字，弹弓打得很好。那儿有孩子的希望，老爷，一条生路。麻烦你开门。”
门后只有沉默。
“我是他伯伯。”我说。
隔了一会儿，传来开锁的声音，门缝又露出那张窄窄的脸。他看看我和法里德，对我说：“有件事你说错了。”
“哪件？”
“他的弹弓射得很了不起！”
我笑了。
“那东西跟他形影不离。他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将它塞在裤带上。”
那人放我们进去，自我介绍，他叫察曼，恤孤院的负责人。“我带你们去我的办公室。”他说。
我们跟着他，穿过阴暗污秽的走廊，孩子们穿着残破的羊毛衫，赤着脚走来走去。我们走过一些房间，没有一间铺着地毯，窗子蒙着塑料膜。房间塞满铁床，但多数没有被褥。
“这里有多少个孤儿？”法里德问。
“多到我们都装不下了，大概两百五十个。”察曼回头说，“但他们并非全都无亲无故。有很多人因为战争失去了父亲，母亲无法抚养他们，因为塔利班不许女人工作。所以她们把孩子送到这里。”他用手做了抹眼泪的动作，伤心地补充道：“这个地方总比街头好，但也好不了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