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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滓洞的枪声终于停了下来。此时已值28日凌晨3点多钟。
“今晚李所长和兄弟们干得好！”满脸溅着血迹的雷天元拍拍敌看守所所长李磊的肩膀，夸耀了几句，随即登上汽车，说：“我要回城向徐处长汇报，你们在这里看好现场。”
雷天元刚走，刽子手们便争先恐后地冲到楼上的监舍，拼命地争抢着“囚犯们”留下的各种值钱的物品和衣服。
抢劫尚未结束，另一伙带着汽油和酒精的特务们又到达渣滓洞。“别抢了！快把木柴堆到楼下的监舍，然而再倒上酒精或汽油……”李磊觉得自己手下的行为太丢人，便挥着手枪，骂骂咧咧地赶着特务们忙乎最后一桩要办的事——焚烧屠杀现场。
“卟——！”一根火柴划破了漆黑的夜空，渣滓洞顿时火光冲天……
“快走吧！共军天亮就要到这儿啦！”
“啊！长官，那我们去哪儿呀？”
“各奔前程吧！”
火光中，惊惶失措的特务们开始狼狈地四处逃窜。
火光中，监狱的铁门断裂了。监狱的墙壁也在倒塌……这时，死人堆里有人在艰难地往外爬……
1个。2个……
5个。10个……共14人在这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幸免于难。
他们是：肖中鼎、刘德彬、孙重、傅伯雍、周洪礼、杨纯亮、陈化纯、杨培基、刘翰钦、周仁极、杨同生、钟林、李泽海、张泽厚。还有一位叫盛国玉的女同志。
二
关于大屠杀的最后时刻那一幕，只有这些人是清楚的，下面是几位脱险幸运者的回忆——
刘德彬：“……敌人机枪开始扫射时，自己的心里还是很害怕的。我当时和陈作仪同志坐在床上，立即倒下。由于门口堵塞的同志较多，自己未被中弹，这时扫射的子弹在一、二室打得密些，我们五室打得少些。这时已有个别同志中弹后高呼口号和骂特务的声音，自己当时还是想表现得勇敢，因为想到反正是死定了的，但也存在侥幸心理。因此，在敌人扫射的间隙间，黄绍辉同志拉我一把，我们就从床上卧倒屋的正中。因为屋的四周都挤满了人，特务的扫射也集中在四角。正在这时，我右臂中弹了。当时发烧流血，昏迷过去了……接着听到特务把门打开进来补枪，幸未中弹。后来房子着火了，这时我坐了起来，接着另外受伤未死的钟林、杨培基，还有一个贵州人，我们一起冲到门口，但牢门被锁了，冲不出去。这时我发现门的下面有缝隙，于是我们几个人就把木门板开了，冲了出去……”
盛国玉：“11月27日的那天晚上，我们都睡了，突然听到特务喊：起来，起来，马上办移交！我们不知道是往哪里办什么移交，等穿完衣服走出来，特务就把我押到底楼的第八室。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正在这时，只听见一声哨子吹响，听有人喊：开枪！。还有一队跑步的声音向我们的牢房跑来。‘哒、哒、哒……’随即子弹声乱响，我立即趴倒在窗边的床下。一会儿，听见特务开门进来说：还有活的没有？我不敢动，只听到那几个娃儿在哭叫，特务说：斩草除根！枪立即又打响了，以后再也听不到娃儿的哭声了。其他声音也没有了。特务又到牢房的后面补枪。又听特务在喊：有活的没有？要放火烧了！过了一会儿只感到牢房被烧了起来。我感到腰上有人压着，是个活人，她已经感觉我也活着，便轻声地说着：张大，快点起来跑！我听声音是胡芳玉，原来她把我当成了张静芳，因为平时我们叫张静芳是张大，她年岁大些。胡芳玉这时就站起来出去了，可突然又听到两声枪声，胡芳玉再也没有声音了。我心里十分紧张，不敢动。后来我看到门口起火了，心想：反正都是死了，与其在里头烧死，还不如出去被一枪打死痛快些！于是就站起来往外 ，当时出火堆时连鞋子都掉了。在地上爬了一阵，我就往厕所方向爬去，我想那里肯定不太容易被人知道。刚进厕所里面，就发现那里已经有人了。当时天冷，里面又臭又湿，我卧在里面不敢动了。过了好久，听见有人在说话，是两个女人的在说话：‘还有活的没得？打你们的人走了，快点起来跑呀！我们是兵工厂的家属！’我一听原来是来救我们的人，赶忙抬了一下手。她们就过来拉起我，说：‘这个还活着。快抬出去！’后来她们就把我抬到她们家里，我就这样被救了出来。”
刘翰钦：“我在敌人枪杀的时间卧在床上，装死不动，敌人打枪未打到。后来敌人用火烧牢房，把牢房门柱子烧断了，我和肖中鼎用床架子把门柱捅断了，出门就跑……我是走在后面，听到外面又在打枪，我便退回牢房里呆了一阵，才想起渣滓洞脚下有个煤洞，可在那里躲藏。因此，我就往打米室跑（即上楼的那个角旁的房子下面是个洞口），跳下洞子里去，见前面有个人往里面跑，我跑近一看才是是傅伯雍，他也是难友。我原先不知他的名字，后谈起了知心话，他才说出自己的名字，那时他很年轻，是学生出身。11月28日那天的白天中午，一些特务又回到渣滓洞进行搜查，我们发现后，赶紧躲进洞子底的黑暗处，特务们没有发现我们。我们一直在里面等到第二天的天亮才走的……”
28日黎明前的渣滓洞，已如一口化为烟烬的棺材，焚焦的尸死味和洒精味、汽油味混杂在一起，熏出的气味异常难闻，浓浓的烟雾冲天而起，将东方的霞光掩得严严实实，只有一群乌鸦在那里低声地呜鸣着……
这一夜，仅渣滓洞一处，反动派一下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及其他人士180人。他们是：
章培毅、汪进仪、古承铄、程仿尧、李泽、易仲康、张现华、刁侠平、胡其恩、黎功顺、陈诗伯、黄位贤、郭俊铎、胡剑峰、胡小咸、王树林、郑继先、廖瑞卿、付立志、李犹龙、伍时英、邓积玉、蔡梦慰、薛传道、毛锡霖、杨翔、赵家麟、郑寄松、邵文征、史德端、黄宁康、廖模烈、吴正钧、文学海、陈少白、陈邦文、张朗生、陈贻、潘仲宣、唐玉琨、郭重学、苟悦彬、程谦谋、何懋金、高天柱、刘笃君、伍大全、陈尧能、邓诚、唐征久、郝跃青、蒋开萍、李健民、周殖藩、丁鹏武、屈懋修、张学云、刘石朱、何伯梁、艾文宣、粟立森、周后楷、卢秉良、杨子龙、蒋启平、盛腾芳、陈丹墀、冉思源、陈柏林、周显焘、颜昌豪、段定陶、荣世政、廖忠良、白深富、曹文翰、刘祖春、李仲弦、刘振美、沈君实、唐茂传、陈子金、余祖胜、张永昌、刘德惠、张孟晋、涂鑫源、韩秉炀、马正衡、王钧、王屏、张力修、张德明、张鹏程、唐文渊、张守正、何敬平、丰伟光、王锡敏、陈本立、王德伟、蒲小路、向成义、师韵文、张文江、张铭新、刘文蔚、唐建余、张光伟、高精益、李承林、周鸿钧、陈鼎华、李明辉、黄绍辉、荀明善、赖德国、李铭山、夏惠禄、潘鸿志、唐慕陶、胡作霖、陈作仪、沈迪群、韩子重、邵全安、杨华友、杨泉新、席懋昭、吕英、周致钦、陈用舒、黄铁材、杨积超、陈俊卿、李怀普、李仲炳、李维邦、付绍裔、周尚文、李维田、何雪松、李子伯、张兆琦、陈仲书、许盛清、赵时衡、张国雄、朱镜、杨光沛、袁德朗、聂滨、叶正邦、李惠明（女）、黄玉清（女）、马秀英（女）、彭灿碧（女）、荣增明（女）、左绍英（女）、胡其芬（女）、张静芳（女）、陈继贤（女）、朱世君（女）、罗娟华（女）、邓惠中（女）、胡芳玉（女）……
和未定性人员张泽安、陈世林、邓华朗、张健、李君、赵金声、杨绪藩、胡子韩、周柏芝、刘干及叛徒陈永福、任达哉。
同日一早，徐远举又命令保密局西南特区副总队长钟铸人将二处看守所的5人立即处决掉，并说：“尸体要处理好，不让共党拍照宣传。”在旁的雷天元递上卷宗，徐远举在李宗煌、高力生、司马德麟和欧治光、朱荣跃的姓名上打了圈后，钟铸人转身命令一旁待命的行动员肖光炯等人执行。肖光炯等打开后门，将李宗煌等5人枪杀于离看守所50米院的一个防空洞内。关在同一监舍的董务民、陶宜昌、杨亮西、贾子谦、雍国都等10人，乘机破窗脱险。
同是28日下午3时许，周养浩接到上司杨森对关押在“新世界”饭店的杀人签批后，令徐善谋：“限令当天处决完毕”。徐善谋将批文和名单交保防处行动组长廖雄执行。廖雄原是交警一旅五中队队长，11月份才到保防处当行动组长，刚到任不久，又无大批处决人的经验，加上解放军已攻占南温泉花溪河五洞桥南面一带，国民党政府人员都纷纷逃命，行动组人手短缺，便请求抗战时的特务团老手、原警察局刑警二股股长邓培新协助。邓是上午刚上任的保防处专员。
下午4时许，廖雄和邓培新召集行动组书记金刚、原交警一旅十中队队副、1949年11月由廖雄介绍任行动员的马相时，和临时拉来的南岸稽查所服务员李家骅、稽查处朝天门检查所服务员绕真棒、稽查员麦育平、王燕开会。另外，周养浩还从“乡下”调来交警总局直属大队七中队副队长王跃彩任行动组副组长，另加一个杨进兴。他们在“新世界”底楼看守所的库房内开会，讨论屠杀地点。由于时间紧迫，会上众说纷坛，有的提出就在“新世界”防空洞内处决，但又怕枪声会惊扰军警，误认为共军已进入市区；有的提议押到大坪处决，但这无异于公开杀人；有的提议押往化龙桥、小龙坎一带的防空洞里密裁，但也怕造成误会。最后，周养浩、邓培新、廖雄商定29日一早在白公馆附近执行，邓培新负责组织押解。会后周养浩即通知“乡下”留守人员负责在刑场挖坑。
1949年11月29日
一早，交警直属大队七中队黄光书等7名队员奉中队长陈国清、副中队长王跃彩之命赶到“新世界”监狱。廖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