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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冉益智曾接受过徐远举之托，要他对罗广斌进行劝降。冉说：“徐远举问我，罗广斌在重庆做过什么。我说，我知道他是西南的学生，在学生中有活动能力，后在民建教书，曾经写过申请书，尚在候补。徐说：你去劝劝他，叫他承认了关系，我准备送给他哥哥去管教。第二天，徐匪派张界同我去渣滓洞，与罗广斌在李磊屋里谈话，由李磊在旁监视着。我对罗说：‘处长叫你承认关系，你有特别的人事关系，承认了可以恢复自由。’李磊要表功，在旁装腔作势、东说西说，罗不承认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后来李磊出去了。我和罗说：你承认了吧，又不要交出组织，可以不写悔过书而恢复自由，是合算的。但罗仍不承认。我说：‘你是不是可以和刘国鋕对质哩？你到秀山不是因为陈明德的被捕吗？’罗脸红仍不承认。其实，我确知罗的一切，他入党是刘国鋕介绍的，过去是和彭咏梧发生关系，领导西南的学运和重大的学运，他去秀山是和陈家骏（女、西南学生）、姚炳奎一道去的。姚是我交给萧胖子（泽宽），秀山的关系是萧胖子管的。这些资料一扯又宽了，我没说出，也没继续再追。便在罗要求弄点药品之后，结束了这次谈话。回来之后，只对徐说，罗不承认。……后听张界说，罗广斌承认了关系，但他表明态度：一、和平出去，二、必要时处决，三、决不依赖哥哥的关系出去。”
可以看出，罗广斌在敌人面前还是非常坚定的。原国民党罗广文部二处（情报处）少将处长、起义将领林茂（解放后担任过四川荣县政协常委），1998年应厉华等邀请，来到歌乐山烈士陵园协助整理资料。由于他一直是在国民党从事情报工作的，与徐远举的西南长官公署有密切的联系，他在帮助罗广文营救罗广斌的活动中起了不小的作用。3月18日，这位84岁高龄的老先生向厉华等同志仔细地介绍了相关情况：1948年，林茂由西南长官公署调到罗广文部任处长。9月的一次饭后，一处处长刘牧虎请林茂喝茶时希望林茂能够出面帮助罗广文司令官一个忙，刘牧虎说：“罗司令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被徐远举给抓了，你是从长官公署过来的，能不能给通融一下，不要给杀了！”随后，机要秘书方勉耕、政工处长谷若虚也请林茂喝茶，要求林茂去向徐远举说情，希望看在罗司令官的份上，希望对这个“共产党”人能够特殊处理。林茂为了能够得到罗司令长官的信任，答应帮忙，并表示一定争取把罗广斌保出来。11月在一次宴会结束后，林茂找到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要求他在徐远举面前活动，第一能先做到不杀，第二能够尽早释放。杨元森把林茂的请求报告给徐远举。后来知道，考虑到罗广文的实力，徐远举答应先不杀。1949年3月，林茂应徐远举之请，到歌乐山下的“乡下办事处”参加应变会议，会后在与杨元森、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等打麻将时，林茂向杨元森提出罗广斌的问题。第二天，杨元森告诉林茂说：“徐处长说他没有忘记这个事，他会酌情办理的。”同年8月，徐远举、杨元森、林茂在一次公务后徐请林吃饭，席间，林茂对徐远举说：“罗司令长官的弟弟罗广斌的事情，我今天还要向徐处长请求一下，务必请您关照，早些设法把罗广斌放出来。”徐远举回答说：“你回去告诉罗司令长官，请他放心，我会相机行事的。”1949年的11月27日下午，林茂为了取得与罗广文司令部的联系，到长官公署利用通讯设备。徐远举见到林茂后说：“我现在把罗广斌提出来交给你，希望你把他亲自交给罗司令长官。”林茂则表示：“把罗广斌交给罗司令长官无法办到，因为我只带了两个警卫在身边，又还没有找到罗司令长官，事情还多得很，实在难完成这个任务啊！”徐远举见状只好说：“你实在办不到，我就自己办好了。”事后，林茂肯定地：“在大屠杀的时候，徐远举是怎样处理那些有特别人事关系的‘政治犯’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徐远举要利用他手中的这些人质，使罗广文这样的人物为国民党效命到底，他不杀罗广斌，可又迟迟不放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林茂的这段话很重要，从中可以看出在“11·27”大屠杀过程中，徐远举曾经对白公馆那些有各种“关系”的“狱犯”还是费了一些心思处理的。像罗广斌这样有背景的人，其实他徐远举并没有想真杀，如果当时握着重兵、又在疯狂一刻时真要像对付许晓轩、刘国鋕等共产党员的话，那么罗广斌和另外十几个难友肯定也是出不了白公馆的。历史就是这样奇妙，假如徐远举没有心存一丝同罗广文这等国民党实力派要人的“旧情”，那么“红岩”可能不会有脱险的幸存者了，没有了幸存者，我们还真的不知道“红岩故事”能不能像现在这样被世人如此了解，红岩的革命烈士精神和光辉形象还是不是能够像现在这样光芒四射！
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有时并不像经纬那么分得清楚。
我们后来所知道的是，在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的当晚，罗广斌争取了看守杨钦典打开牢门，并组织了连他在内的白公馆19名难友的越狱脱险。这是他在解放前所做的贡献之一。
1959年，中共重庆市委审干委员会经过对罗广斌被捕和狱中表现情况，作出如下结论：“……罗广斌同志是由叛徒冉益智的出卖行为和罗之母亲将罗回家的消息泄露而被捕的，同时证明其在受审期间和在狱中无不利于党的行为，由于罗和同狱的其他同志对敌监狱管理人员杨钦典平时曾做过一些争取教育工作，故能于我军迫近重庆时，乘敌人慌张之隙，得杨钦典之协助，组织和率领同狱人突狱脱险。也由于敌人企图以罗广斌同志为人质，以钳制其兄罗广文，故在被捕受审期中未受酷刑，亦使得免于与其他同志一起被敌惨杀。据此情况，认为该同志被捕一段无其它问题。”
解放后，罗广斌以一腔热血投入到了参加被害烈士情况整理工作，并以亲身经历，到处讲“红岩故事”，一时成为当地的“故事大王”。1950年9月，他任青年团重庆市北碚区工委组织部长。当年12月至1953年8月任青年团重庆市九龙坡区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53年9月至1962年7月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青联副主席（1957年12月后下放到重庆长寿湖农场鱼场劳动锻炼，代理场长、党委委员），1962年调重庆市文联做创作工作。1961年小说《红岩》的创作成功，罗广斌从此名扬中华大地。但文革一开始，由于江青对《红岩》和中共南方局大加诬蔑，造成对罗广斌的残酷迫害，并惨无人道地对这位从反动家庭走出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使用了法西斯的残害手段，致使罗广斌于1967年2月10日不幸去世，终年42岁。10多年后，罗广斌才得到盖棺定论！在罗广斌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上，文化部、全国文联、中国作协、共青团中央、国家出版局等单位都送了花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夏衍、林默涵，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华罗庚等领导送了花圈。
笔者在采写本书时，专门到罗广斌家探望了他的夫人。老夫人亲口告诉我：她不相信在敌人监狱里视死如归、革命异常坚定的罗广斌会“跳楼自杀”。她认为，这是造反派对她丈夫的又一种诬蔑，并说：除此她还有一个遗憾，就是“文革”中有人将罗广斌留下的许多关于“红岩”狱中的珍贵历史材料全部被“抄走了”，至今不知下落……老人家希望借我的笔，能还罗广斌死因的真相和有可能通过相关渠道重新找回那些被强行抄走的宝贵材料。
对这样的问题，我似乎只能对天呜呼！
四
这里有一个镜头，让许多人记忆犹新，感慨万千：那是1986年11月27日——重庆一年一度的“11·27”大屠杀纪念日，在某地举行的一次隆重的革命烈士纪念会上，一位满头白发的伟大母亲颤颤畏畏地走向台上，突然她使出全身力气，用宏钟般的声音，对千百人深情地说道：
“我，一个富有家庭出身的妇道人家，生于光绪末年——1900年。有生86年来，经历了许多历史性演变，让我感到最有幸的事是：1984年，在我已经步入暮年的84岁时，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我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我的长期教育、培养，使我能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在这里，我不得不特别提到我的儿子，正是他，通过长期耐心的启发教育和直接的引导，使我树立起了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所以应该说：王朴不仅是我的儿子，而且也是我解放道路上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老师……”
一个光绪末年出生的“富有家庭出身的妇道人家”，在她暮年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称自己的儿子是她“解放道路上的第一最重要的老师”，这是多么令人称奇的故事！
王朴是谁？王朴是“红岩”故事里一位党的重要干部，一位与“江姐”江竹筠、李青林等革命者同一批被敌人屠杀的革命烈士。在这位革命者家乡的烈士纪念碑前，我们看到了他的“墓志”：
王朴烈士，原名王兰骏，四川省江北县仙桃乡人，生于1921年11月27日。194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江北县特支委员、江北县工委书记、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兼管统战工作。1948年4月2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囚于白公馆监狱。1949年10月28日在重庆大坪壮烈牺牲，时年28岁。
王朴幼时即勤奋好学，深受历史上爱国志士、革命先驱伟大精神的熏陶。中学时代，王朴目睹国家忧患、民族危机，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他博览群书，尤喜研读马列著作和《新华日报》、《群众》、《解放》等党报党刊，并尽力传播。他先后入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