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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不得机关里的人整日只恨进步太慢，原来一进步，种种风光和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好处妙处不用你操心，就自动等在那里了。
进包厢后，李主任便忙着将杨登科请到上头，再安排郑局长和王副局长坐在两边，然后让聂小菊和杨聂依次坐下。服务员紧接着把酒和菜端了上来，几个举杯开喝。平时上面来人，都会请几个大胆开放的小姐陪酒，喝了边三轮，再喝穿心莲，又喝三龙护鼎什么的，花样迭出，尽得风流。今天聂小菊和杨聂在场，也不好请小姐，这酒喝得不免有些沉闷，气氛一时上不来。后来还是王副局长打破局面，边劝杨登科的酒，边说道：“杨主任不要因为纪检书记在场就缩手缩脚的，书记在与不在一个样嘛。”
机关里有许多行话，只有机关里的人才懂得其真正含义。比如这个纪检书记，有时不见得是指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而是指领导的老婆，意思是专门监督管束领导的。王副局长这里说的纪检书记，自然是指杨登科的老婆聂小菊了。王副局长还回头问聂小菊：“聂书记你可不能对杨主任管得太严哟。”聂小菊说：“我们家里实行无为而治，我从没管过他。”
王副局长对聂小菊翘起大拇指，说：“这是开明书记。”又问杨登科：“听到没有？书
记发了话，你可放开胆子喝了。”主人这么热情，杨登科也不好扫他们的兴，端起杯子，说：“一天不抽领导烟，不知方向在哪边；一天不喝领导酒，不知路线怎么走；一天不吃领导饭，不知工作怎么干。我听王领导的，干了这一杯。”一口干了。
桌上一下子活跃起来。郑局长兴致勃勃道：“我先讲一个小段子，再敬杨主任全家。段子不长，说是儿子每晚都缠着要跟妈妈睡，妈妈说，儿呀，你这么离不开妈妈，长大娶了媳妇，看你还跟不跟妈妈睡。儿子说，当然还跟妈妈睡。妈妈说，那你媳妇怎么办？儿子说，让她跟爸爸睡。爸爸一旁听了，非常激动，感慨道，这儿子算我没白养，从小就这么懂事。”
这个段子并不新鲜了，但郑局长是领导，大家还是很卖力地笑了笑。郑局长有几分得意，摸摸杨聂的头，说：“杨公子，你有这么懂事么？”别看杨聂还是初三学生，但现在的孩子都是吃着带激素的营养品和用激素催大的鱼肉瓜菜长大的，成熟得格外快，杨聂当然也就听得出段子里的意思，脸上立即红了。郑局长格外开心，对杨登科举起杯子：“杨主任我敬你全家，不为你当了领导，只为你有这么懂事的儿子。”几位笑着喝了酒。
杨登科因为还要开车，喝到七成再不肯喝了，郑局长他们也就见好就收，一齐吃了些饭，离了席。一家人要上车时，郑局长过来握着杨登科的手说：“路上慢点儿开，明天我们几位再上你家里去。”杨登科不免又要犯疑了，说：“去我家里干什么？过两天我们就要打转的。”郑局长说：“你就不用管这么多了，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上车出了县城，杨登科心里还在纳闷，自己母亲生日，他只在董志良面前说了一句，跟曾德平打招呼时只说有事回家，未提母亲二字，郑局长他们是从哪里打听到的？总不可能是董志良透露给他们的吧？杨登科多年没陪母亲过生日了，这次回家主要是尽点孝道，减轻些心里的歉疚，不想竟惊动了郑局长他们。
老家早已通了公路，近年又铺了油，路面窄是窄了点，却还算平坦，所以杨登科尽管开得很慢，三十公里的路程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下了车，就见家里聚了不少人，正在杀鸡宰羊，一派忙碌景象。跟父母见了面，才知原来他们接到杨登科要回家的电话后，喜出望外，立即忙着做些简单的准备工作。这事不知怎么被老村长知道了，他跟县乡领导过往得多，有些识见，主动过来对杨父说：“我们杨家村过去虽然出了些布衣秀才，但像登科这么正儿八经的官，几百年来却还是第一个，这可是我们整个杨家村的光荣。所以登科要回来给母亲祝寿，我们当然要举全村之力，大操大办一场，好好长一长我们杨家人的威风。”老村长说到做到，自己亲自做这次喜事的总管，把村里的精壮劳力都派到杨家，大张旗鼓操办起来。
这其实是杨登科预料之中的。他生于斯长于斯，对家乡的世道人心再清楚不过。他非常感激老村长，说：“老村长，您辛苦了。也不知怎么感谢您老人家。”老村长说：“不用谢，明天你陪我多喝几杯就是。”杨登科说：“那是应该的。”
晚上杨登科拿出两万元现金，让聂小菊和杨聂一起帮忙，装到两百个红包里。父亲不解，说：“明天你妈生日，众人要给我家送礼，你们装红包干什么？”杨登科说：“我们是按照城里人办喜事的做法，散席时每位客人都要打发一个红包。”母亲说：“我听说城里给客人打发红包，也就十元八元一个，哪有一百元一个的？”
杨登科只好掏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说：“爸妈都在这里，我把话说白了吧。儿子离开乡下二十多年，终于混了个小官，可我是吃家乡的五谷杂粮长大的，平时也没能力和机会报答父老乡亲们，心中不安啊。这次母亲生日，大家要来祝贺，总得送上十元二十元的礼金吧？若在城里特别是在机关里，这点钱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我们这样的穷乡僻壤，十元二十元并不是一个小数，收了乡亲们的钱，叫我怎么过意得去？所以才特意做了准备，凡来贺喜的人，不论他送的礼是大是小，一律回一个百元钱的红包，以表诚意。”
母亲心疼这么一大笔钱，嘀咕道：“乡下办酒想赚钱是没有可能的，但也不能倒贴那么多呀！”父亲却明白杨登科的意思，知道他是想在家乡父老前面挣个面子，特别赞赏他的做法，说：“人活在世上，就是一张脸重要，登科这么做，我们做父母的就更有脸面了，我举双手赞成。何况登科刚升了官，升了官还缺这一万两万的？”
父亲这话露是露了点，却把什么都道破了。
第二天日上三杆，客人陆陆续续进了杨家。在老村长的指挥下，司仪员吹鼓手严阵以待，几处大灶烟正浓，二十多套桌凳已分别安置在左邻右舍上房下屋。用老村长的话说，这叫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齐上。按照地方风俗，杨母已端坐于堂屋祖先牌位前，只等午时将至，鞭炮点燃，鼓乐声起，受过跪拜之礼后，就可大开筵席了。
此时与杨家对望的山前忽冒出一串小车，沿着蜿蜒公路呼啸着开过来，徐徐停在杨家屋前。乡下公路通了多年了，平时跑的多是大车和农用拖拉机，只偶尔有一部两部小车自此经过，这么十余部小车整整齐齐招摇而至，大家好像还是第一次见过，感到很是稀奇。客人们于是纷纷跑出屋子，上前来看热闹。连忙忙碌碌的勤杂人等也扔下手中活计，奔到了路旁。
杨登科正在屋里帮身为总管的老村长登记客人送来的礼金，忽见大家都往外面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出了屋。见屋前长蛇阵般停了十多部小车，杨登科就明白是郑局长他们了。但转而一想，县农业局也就三四台小车，一下子从哪里来了这么多小车？
纳闷着，杨登科几步迎到了路边，原来除了郑局长他们，曾德平也带着胡国干刁大义小钱还有已退下去的老郭几位兄弟，一人开着一部小车赶了来。农校马校长等市农业局下属几个单位的头儿也在。杨登科又惊又喜，上前跟各位一一握手，感谢大家老远跑来捧场。来到曾德平前面时，杨登科说：“曾主任我就知道是你的主意。只是我并没跟你说过我母亲生日的事呀？”曾德平笑道：“是董老板亲口告诉我的，我跟兄弟们一说，大家踊跃得很，争先恐后要来给伯母祝寿，我看又是星期天，只好满足他们的要求。”
杨登科禁不住心里一阵热乎。董志良真是关心下属，这一辈子能跟上这样的好领导，也算是自己天大的造化了。
杨登科这里正在招呼客人，那边老村长已叫人燃响爆竹，还带着吹鼓手吹吹打打迎过来，分立两旁，将这批高贵的客人往中堂请。机关里人去宾馆参加喜宴，都是先给主人递上红包，然后各自找位置落座，哪来乡下这样热闹隆重的场面？大家感到新鲜，欢欢喜喜来到杨母前面，按照乡下的规矩，给老人家行跪拜大礼。
礼毕，曾德平和郑局长还有马校长他们便把身上的大红包掏出来，塞到杨登科怀里。杨登科谢过，让司仪人员安排各位入了席，再到后堂去跟老村长登记红包。曾德平他们的红包有两种，一公一私。公家三个，市农业局六千，农校等几个下属单位和县农业局各五千。私人方面，曾德平几位同事的钱装一个红包，人平一千；郑局长和马校长两拨人分别装在两个包里，人平八百。董志良单独送了一个红包，两千。几项加起来已是三万。
这些红包比乡下人送的十几二十几元一个的红包不是一个重量级的，登在一起不免别扭，杨登科特意登到了另一个本子上。
登记完红包，杨登科出了屋，要去打曾德平他们的招呼，只见马路上又开过来几辆小车。大家兴奋起来，说：“又来贵客了。”怂恿鼓乐手做好出迎的准备。杨登科再也想不起还会有谁要来，还以为是过路车呢。岂料那几部小车到得屋前，都停了下来。
杨登科便迎上去，同时注意了一下那几部小车的牌号，发现都是县里的号子。
此时县农业局的郑局长跟了过来，告诉杨登科，那是县委县政府和乡政府的车。杨登科也来不及细想，只得在郑局长的介绍下，跟从车上下来的客人握手见面。原来除了书记县长在市里参加市委全会之外，其他七位县委常委领导都到了场。乡里是几位书记和乡长，其中两位过去到市里找杨登科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