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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西凄清的边境，我时有思乡之情；伦敦红色的迷宫给了我许多东西，我毫无那种感觉。尽管我找出种种借口拖延归去的日期，年终时不得不回去；我和贝亚特丽斯一起过圣诞节。我答应她堂亚历山大会邀请她参加代表大会；她含糊地回答说她喜欢去南半球看看，她有个表哥是牙医，已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定居。贝亚特丽斯不想看到轮船；她认为离别是一种强调，是不明智的庆祝不幸的行动，而她讨厌强调。我们便在上一个冬天相识的图书室告别。我是个怯懦的人；我没有把通讯地址留给她，以免等候信件的焦急。
我一向认为回去的路程比来时短一些，但是横渡大西洋的航程充满了回忆和忧虑，显得很长很长。我想到贝亚特丽斯的生活分分秒秒、日日夜夜和我的生活齐头并进，觉得非常伤心。我写了一封厚厚的信，离开蒙得维的亚时又把它撕毁了。我星期四回到祖国：伊拉拉在码头上迎接。我回到我在智利街的老住处；星期四、五两天，我们一直散步聊天。我想重新熟悉睽违一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听说费尔明·埃古伦还赖在巴黎，觉得松了一口气；我比他早回来，多少减轻了我长时间淹留国外的内疚。
伊拉拉情绪低落。费尔明在欧洲大量挥霍，不止一次地违抗叫他立即回国的指令。这也是始料所及的。使我更为不安的是别的消息；特威尔不顾伊拉拉和克鲁斯反对，抬出了小普林尼①的“开卷有益”的名言，说是再坏的书也有可取之处，他建议不分青红皂白地收购《新闻报》的合订本，买了三千四百册各种版本的《堂吉诃德》、巴尔梅斯②的书信、大学论文、账册、简报和剧院的节目单。他早说过一切都是历史的见证。尼伦斯坦支持他；经过三个星期六的“热烈讨论”，堂亚历山大批准了建议。诺拉·厄夫约德辞去了秘书职务；接替她的是一个新成员卡林斯基，也是特威尔的工具。堂亚历山大的邸宅的后屋和地窖如今堆满了大包小包的书籍表册，既无目录。又无卡片。7月初，伊拉拉去喀里多尼亚庄园住了一星期；泥水匠们已经停工。问起时，工头解释说这是主人的吩咐，现在日子闲得无法打发。
①小普林尼（62—114？），古罗马拉丁自然学家普林尼的侄儿，留下许多有文献价值的书信，并著有《特洛伊人赞歌》。
②巴尔梅斯（1810—1848），西班牙长老会教士、哲学家，著有《应用逻辑学手册》和《欧洲文化中新教教义与天主教教义比较》。
我在伦敦时已写好一个报告，现在不值一提；星期五，我去拜访堂亚历山大，并且把报告交给他。费尔南德斯·伊拉拉陪我同去。下午风很大，往屋里灌。阿尔西纳街的大门前停着一辆三套马车。人们弯腰扛包，往最深的一个院子里卸货；特威尔指手画脚地在指挥。在场的还有诺拉·厄夫约德、尼伦斯坦、克鲁斯、唐纳德·雷恩和另外一两个代表，仿佛预感有什么事要发生。诺拉和我拥抱亲吻，使我回想到别的拥抱和亲吻。那个黑人代表乐呵呵的，吻了我的手。
一个房间里方形的地板门已经打开；土坯的梯级通向黑洞洞的地窖。
我们突然听到了脚步声。
我没有见人就知道是堂亚历山大。他几乎是跑步来的。
他的声音同平常大不一样；不是那个主持星期六例会的不紧不慢的老先生，也不是那个阻止持刀决斗、向高乔人宣讲上帝言行的封建庄园主，倒像是上帝的声音。
他谁都不瞧，命令说：
“把地客下面堆的东西都搬出来。一本书也不留。”
这件事几乎花了一小时才完成。我们在泥地院子里堆成一座很高很高的小山。大家来往搬运；唯一不动窝的是堂亚历山大。
他接着又下一道命令。
“现在把这些大包小包点火烧掉。”
特威尔脸色煞白。尼伦斯坦好不容易才咕咕啼啼地说出一句话。
“我尽心竭力选购了这些宝贵的工具书，世界代表大会不能没有它们呀。”
“世界代表大会？”堂亚历山大说。他嘲讽地哈哈大笑，我从来没有听他笑过。
破坏之中含有一种神秘的快感；火焰劈啪作响，亮得炫眼，我们都贴着墙站，或者躲在屋子里。到了晚上，院子剩下一堆灰烬和烧焦的气味。一些没有烧着的书页在泥地上显得很白。青年妇女对老年男人常有一种爱慕，诺拉·厄夫约德对堂亚历山大也怀着这种感情，她不理解地说：
“堂亚历山大知道自己做什么。”
文绉绉的伊拉拉找了一句话：
“每隔几个世纪就得焚毁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①。”
①亚历山大城，埃及地中海岸港口城市，由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1年建立。城内曾有闻名东方的图书馆，公元前30年被恺撒大帝的士兵焚毁，公元390年又遭火灾，残存部分于641年被奥玛尔哈里发破坏。
这时候，堂亚历山大吐露了他的心思：
“我现在要对你们说的话是我经过四年之后才领悟出来的。我现在明白，我们进行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包括在内的庞大的事业。不是几个在偏僻庄园的棚屋胡说八道的说大话的人。世界代表大会从有世界以来的第一刻起就开始，等我们化为尘土之后它还会继续。它是无处不在的。代表大会就是我们刚才烧掉的书籍。代表大会就是击败恺撒军团的喀里多尼亚人。代表大会就是粪土堆里的约伯①、十字架上的基督。代表大会就是那个把我的财产挥霍在婊子身上的、没出息的小子。”
①《圣经·旧约·约伯记》：上帝为了考验约伯的纯正，允许撒但祸害约伯，搞得他家破人亡，自己从脚掌到头顶长满毒疮，坐在炉灰里用瓦片刮身体，但约伯不变初衷。
这时我忍不住插嘴说：
“堂亚历山大，我也有过错。我这份报告早已写好，但我为了一个女人的爱情仍旧赖在英国乱花您的钱。”
堂亚历山大接着说：
“我已经料到了，费里。代表大会就是我的牛群。代表大会就是我已经卖掉的牛群和那些已经不属于我的土地。”
人群中响起一个惊愕的声音，是特威尔：
“您是说您已经卖掉了喀里多尼亚庄园”
堂亚历山大不慌不忙地回答：
“不错，我卖了。如今我一寸土地也不剩了，但我并不为我的破产而悲痛，因为我弄懂了一件事。我们也许不会再见面了，因为代表大会不需要我们，不过在这最后一晚，我们一起出去看看代表大会。”
他陶醉在胜利之中。他的坚定和信仰感染了我们。谁都不认为他神经错乱。
我们在广场坐上一辆敞篷马车。我坐在车夫旁边的位置，堂亚历山大吩咐说：
“师傅，我们去城里逛逛。随你拉我们到什么地方。”
那个黑人坐在脚踏板上，不停地微笑。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
词句是要求引起共同回忆的符号。我现在想叙述的只是我个人的回忆；与我共享的人都已作古。神秘主义者往往借助于一朵玫瑰、一个吻、一只代表所有鸟的鸟、一个代表所有星辰和太阳的太阳、一坛葡萄酒、一个花园或者一次性行为。这些隐喻都不能帮助我记叙那个欢乐的长夜，我们那晚一直闹到东方发白，虽然疲惫，但感到幸福。车轮和马蹄在石子地上发出回响，我们几乎不交谈。天亮前，我们来到一条幽暗的小河畔，也许是马尔多纳多河，也许是里亚楚文洛河，诺拉·厄夫约德高亢的嗓子唱了帕特里克·斯彭斯民谣①，堂亚历山大则用低沉的声音走调地唱了几句。英语的词句并没有使我想起贝亚特丽斯的模样。特威尔在我背后喃喃说：
①这是一首著名的苏格兰古时民谣。斯彭斯是苏格兰英雄，远征挪威，归国途中船只遇险，无一幸存。
“我原想干坏事，却干了好事。”
我们隐约看到的东西一直留在我记忆之中——雷科莱塔的粉墙、监狱的黄墙、两个男人在街角跳舞、有铁栏杆的棋盘格地面的门厅、火车的栏木、我的住所、一个市场、深不可测的潮湿的夜晚——但是这些转瞬即逝的东西也许是别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计划（我们不止一次地拿它当取笑的话题）确实秘密地存在过，那计划就是全宇宙，就是我们。多少年来，我不存指望地寻找那个晚上的情趣；有时候我以为在音乐、在爱情、在模糊的回忆中捕捉到了，但除了一天凌晨在梦中之外，那种情趣从未回来过。当我们大家发誓决不向任何人提起时，已是星期六的早晨。
除了伊拉拉之外，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我们从不评论这段往事；我们的语言都将是亵渎。1914年，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去世，葬在蒙得维的亚。伊拉拉已于去年逝世。
我有一次在利马街遇到尼伦斯坦，我们假装没看见。
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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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与面具
克朗塔夫一战，挪威人威风扫地，高贵的国王召来诗人对他说：
“最显赫的功绩如果不用文字铭记下来也要失去它的熠熠光彩。我要你歌颂我的胜利，把我赞美。我将成为埃涅阿斯，你将成为沤歌我的维吉尔。这件事会使我们两人永垂不朽，你认为自己能不能胜任？”
“能，国王陛下，”诗人说。“我是歌手。我潜心研究韵律学有十二年之久。作为正宗诗歌基础的三百六十个寓言我都记诵。厄尔斯特和芒斯特的史实都积蓄在我的琴弦上，一触即发。我满腹珠巩，最古雅的字句、最深奥的隐喻都如数家珍。我掌握我们这门艺术的秘密，平庸之辈莫测高深。我可以赞扬爱情、偷盗牲畜、航海和战争。我了解爱尔兰所有王室的神话般的家谱。我深谙药草的功效、星象占卜、数学和教会法规。我在公开的比赛中打败了我的对手。我精通讽刺，而讽刺能诱发包括麻风在内的皮肤病。我会使剑，在陛下的战役中已经证明。我只有一件事不懂：那就是如何感激陛下的恩赐。”
国王很容易对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