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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市场的推广策略上，李宁愈发显的稳健而又成熟。”在《财富》杂志“最具竞争力的中国本土公司”的文章中，商业评论家这样形容。
2008年，当李宁在半空中手举火炬奋力奔跑、点燃奥运主火炬的那一刻，开幕式达到了令人窒息的高潮。3分钟点火后的48个小时，汤姆斯路透数据就显示，李宁所持有的公司账面财富已经增加1。6542万港元（1。44亿人民币）。
尽管曾经李宁对于他个体的身份很强调，从下面的事件可以看出来，但事实上，“李宁”的个体与品牌身份，从一开始已经交织在了一起。
他说，一次，王石在西安旅游，有小贩高叫：“我认识你。”王石很开心。小贩又叫：“你就是王石，那个中国移动的老总。”王石更开心：“我就是喜欢万科离开我而独立存在。”“我呢？我最高兴能有那么一天——很多孩子买了李宁牌，但完全不认识我，这就是我最需要的。”
现在，李宁又在北京近郊建立了一块占地100亩，花费高达1。5亿全新的总部。这座由澳大利亚著名体育建筑设计公司COX设计的办公园区看起来就像一座体育主题公园，4座三层高的办公楼用红色跑道贯穿着；透过一片巨大的玻璃幕墙可以看到碧波荡漾的游泳池；篮球场、羽毛球场、足球场、攀岩墙像景观一样随处可见。正如李宁CEO张志勇所说，“新的李宁总部意味着李宁公司新的起点”。李宁说：“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喜欢被束缚的人，所以我希望我的员工随时都能处在自由放松的状态中。”因此，这里被一本商业杂志评为“中国本土最国际化的办公区”。在张志勇看来，它担负着“李宁公司作为中国第一运动品牌和未来世界五大品牌的企业形象”。而在我看来，这里将完成李宁公司走向国际的进化，因为在这个新的总部，最大的两个部门是市场和研发。
李宁与“李宁牌”从广州出发，最终在北京开始了它国际化之路，这一过程不由的让人产生疑问，为什么，广州这块地方能够诞生企业与名人，却留不住它们。就像广州所提倡的“总部经济”，而今，这些巨头的总部也纷纷北上，与首都北京相比，广州总有“起了个早赶了个晚”的遗憾。
最早进入中国全球500强之一宝洁也选择了“离开广州”。作为在中国投资时间最早、投资金额庞大的跨国企业之一，宝洁2010年在北京新成立的研发中心注册资本达7000万美元，总投资额达8000万美元，拥有来自16个国家的500多名员工。“当年进入宝洁的时候，我就是在广州的研发中心工作的。”回顾往事，北京研发中心总裁朱建文说，“其实，研发中心早已在1998年搬到了北京。”（《羊城晚报》）
虽然总部还在广州，但宝洁的核心已经到了北京。“选择北迁，我们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朱建文坦言，“第一，北京是中国文化、教育、技术中心，这里的高校多、科研力量强大，我们可以在这里招到人才以及跨国的合作伙伴；第二，这里是首都，我们可以更快地了解研发创新的法规，也可以和中国政府保持更紧密的关系；第三，从我们的人才考虑，研发中心里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工作人员，而北京是最多外来人才定居的城市，深厚的文化和历史都吸引着他们留在这里。”
这样的分析无疑表露，北京已经是宝洁的最优选择。
同样，2009年3月，诞生在广州的著名互联网企业网易，也有传言要北迁至北京。北迁计划以网易科技频道为例，就是在广州、上海各驻守一名记者，其他广州总部的编辑全部迁至北京。半年之后，业界再度传闻称网易旗下游戏事业部将搬往浙江杭州，因为负责暴雪旗下魔兽运营的网之易公司是在上海，所以传言并非没有理由。对此，网易CEO丁磊做出澄清，表示游戏部不会搬离广州。但是，丁磊却对外表示，网易2009年给广州交的税比2008年还高。至于究竟交了多少税，不得而知。
2。深圳梦进退维谷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曾说，“‘深圳梦’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集体情结。它不仅是关于一座城市的愿景，更是对中国现代性场景的想象。”这个中国社会变革最轰轰烈烈的现场成了“全民梦工厂”，但是，30年光阴流转，这个梦却开始慢慢“褪色”。
80年代，小人物“闯深圳”
1982年，时任蛇口工业区“掌门人”的袁庚去清华大学招揽人才，那时的他激情澎湃地“描绘理想”，还不忘调侃：“现在来蛇口，正是时候，10年后的蛇口，你们要进来，就像今天户口进北京一样困难。”
那个年代的深圳完完全全的开放，就像一列列免票的列车，只要你愿意随他高速运行，都可以上车。于是，轰轰烈烈的南下大军，怀着英雄主义情结的人们去到那方宣泄血性的角斗场闯荡。就像北大客座研究员、深圳财经作家徐明天所言“南下深圳的人大多抱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因为，最初到深圳就意味着要割断与过去的所有关系，没了工作、没了户口、没了粮食供应，成为“盲流”，选择到深圳是得有点勇气的。不过这些都不能阻挡新的城市模式和新的价值观带来的吸引力。深圳的“原始梦”是复杂的，但有一个主要价值指向，那就是关于现代性的想象，其中除了对西方时尚元素的期待，更多还是对先锋、叛逆、自由、浪漫和原创性的期待。在某种意义上，“闯深圳”和“告别传统”可以说是同一个意思。要闯深圳，就必须告别传统。甚至，闯深圳，原本就是为了告别传统。
华为掌门人任正非在创业之初对他仅有的8位员工说：“我们这些辞职或停薪留职的科技人员，离开国营单位，自己出来找饭吃，大家都有背水一战的危机，人人奋力拼搏，没有内耗，没有扯皮现象。在一个国营企业里，厂长、经理往往要用60％的时间去处理人际关系，想干成一件事是很难的。”而深圳的诞生则是建立在一个没有家长，也没有所谓监视者的政策基础上，这意味着它也没有那么多束缚。深圳就像一个单细胞城市，这里欲望明确、规则明确，达成目标的方法简单，就是要靠“闯”。
相比北京、上海，深圳没有历史，也没有包袱，所以具有对未来开放的无限可能性，北大教授张颐武形容深圳是最有企业家精神的城市。深圳以在特殊时期在全国开创先河的市场化模式，重塑了一代人的价值观，提供了新的经验、新的想象力，从无到有地实现从受制于身份到平等自由的契约精神的现代性转变。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梦，但把梦变成现实，深圳是，至少一度曾是创造了最好条件的地方。
因此，当年的深圳是“英雄不问出处，只论成功”。全国各地各种族群都可以到这平等的起跑线上重新开始人生。这些人既有从秘书到深交所创始人的禹国刚，也有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或者因为逃婚到深圳却开创了攸县的士司机的湖南妹谢吴艳。无论是香港富豪、内地打工妹、外国金融家，还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都相信自己能在这个城市找到一席地位，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在这梦想照进现实的年代，一批批神话就此诞生，其中之一就是平安保险，而深圳也成了平安保险董事长马明哲的命运中转站。
生于1955年末的马明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摩羯座性格。只有初中原始学历的他首先在广东省湛江市八甲水电厂做工人，然后担任了当时的广东湛江地委工交政治部通讯员。1983年的一次人事调动，马明哲到了深圳市蛇口工业区并被选中担任当时蛇口工业区总经理袁庚的专职司机。
马明哲显然志不在“马车夫”，30岁时的他对袁庚说的一句“100年后我们重操旧业好不好”就是他保险业梦想的萌芽。对于改革者袁庚，这句话也点燃了他的另一个兴奋点，他亲笔写信给中央领导，详述成立平安保险的必要性。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发文批准成立平安保险公司，马明哲任命为总经理。
自此，马明哲带领一个13人的队伍在40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从产险开始起步打造着他的金融航母。22年过去了，平安保险在马明哲的战略中从一家总资产5312万元的小企业，发展成了一家集保险、银行、投资为一体的综合金融集团，并在《财富》杂志2010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再次入选并荣登中国内地非国有企业第一的宝座。马明哲用他的“过桥哲学”与开创精神缔造了一个时代的神话。他说，“中国的保险事业起步较晚，起点较低，也没有多少时间让我们事事都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河上已经有桥，我们就不必去冒险涉水，付一些过桥费就可以过去了。风险小，也赢得了时间。”而圈内人对他的评价是，“我最佩服的人是平安的董事长马明哲，我想的事他肯定想到了前面，我没有想到的事他也想到了。他做事总是具有前瞻性。”
上个世纪80年代深圳与奔赴深圳的创业者都成了特定的历史注解，就像1985年来深圳的诗人王小妮在《一个诗人的深圳史》里写道：“你来深圳想做什么？这是1980年代中后期新移民之间最自然的对话。有人为理想，有人为自由，有人为爱情，有人为逃避。”唯独没有为赚钱。随着1990年的到来，奔赴深圳的梦想也开始了转变。
90年代，年轻人的淘金梦
上世纪80年代，深圳演绎的“解放”、“挣脱束缚”让整个中国都看到了另一种生存方式。随着经济优势在“深圳速度”下的快速显现，随着现代城市管理制度和用工环境的初步建立，随着基建、招商引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上世纪90年代的“淘金热”兴起。
城市工业大发展背景催生了无数用工机会和淘金梦想，也就在这一时期，“淘金地”成为深圳的代名词。“全国人民都知道，深圳有金可淘，高中低端人群来者不拒。”深圳“网络四剑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