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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明察秋毫”的陈述，也只可能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
另有《青年一代》（1991年第2期）的一篇题为《君子好色而不淫》的文章，则自诩满足于在公共场合，“用眼睛捕捉女士们的眼睛，直至她们时不时露出一丝小鹿般的惊慌，我便会感到一种略含恶意的快乐。”然后引证审美的“距离说”，认为将上床视为最高境界划不来，不仅费力破财，“花上那么多精力，求得片刻之欢，还要躲躲闪闪，遮人耳目，……赤裸裸如同喝白开水，还要研究如何撒谎”，如果“最后还不得不承担社会责任或受到谴责”，便是“大大的得不偿失了”。这种教人如何省钱省力地“意淫”的文字，大概只能见之于上海，堪称奇文。
而最日常的小市民的生活中，更是时时在在可见类似的实用主义。就拿上坟扫墓来说吧。这在上海，是每年的一桩大事。清明前后，公交公司都要为此开辟公共汽车专线。2010年的轨道11号线也为了分担扫墓客流，而赶在清明前试运营。
上海人的扫墓供品中，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是青团。麦青草与糯米和豆沙制作的一种糕点。池莉在《熬自滴水成珠》一书写道：
“我在一家大超市买青团，六只一盒，三元钱。回来路过好德便利店，青团却是一盒六元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同一天，同等大小数量的青团，价格可以相差一倍。好德便利店是上海人自己开的，是开在家门口的杂货铺，它的服务员是阿姨型的，四十多岁五十出头，胖或者微胖，性格温和，一口上海话，上海的人情世故，无有不懂。”
“阿姨好脾气，耐心教我道理，说：‘这青团是好的呀，那青团是摆摆样子的呀。要是自己吃嘛，一定要买这青团。那青团呢，大家都是拿去做事的呀。’做事就是上坟。上坟的供果，因最终都是给看墓人拿走，上海人便会选择一些便宜的瓜果糕点，摆摆样子，让仪式得以完成。如此看来，上海人就显得薄情寡义了；可是要说上海人不讲感情，那也不对，年年的清明，家家都出动，大举地做事，其态度与规模，其他任何城市都难以匹敌。一旁忖度忖度，才明白，上海人是实在与理智，怎么也不肯花冤枉钱。清明是一定要上坟的，悼念也是一定不要忘记省钱的。”
“细雨蒙蒙的上海，满大街奔波着扫墓人，昂贵的鲜花与糕点，照样还是消费不了多少。眼里是要噙着泪水的，东西还是要寻找便宜的。上海人把事情做得哀而不伤，有节有度，感情上再难过，心地里总是有把守；钞票花费到什么程度，手指缝都还是捏得出分寸来，绝对不会恣肆汪洋。这便是上海式的现实主义了。”
余秋雨也在他的《文化苦旅》一书中说，“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所以，“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诸如此类。
余秋雨认为，“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例如：“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上海人不仅喜欢内部“算计”，也乐于把这当做一种良好习惯，与他人分享。若干年前，一位北京教师在上海出差，问路。被问询的上海老大爷详细地告诉他，所去之处介于A、B两站之间，在A站和B站下车均可，但到A站5分，到B站1角，所以还是A站下车为好。
不过，这种实用主义演变至人际关系中，尤其是上海人的亲友关系中时，就显出了“金钱的冷漠”。黄阿姨是安徽来沪打工的钟点工，她在很多上海家庭工作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上海人认钱不认人”。她曾经照顾过一位80多岁的老人两年多，平时儿女亲友很少上门，“老爷子一死，要分财产了，该来的不该来的全都来了”。
上海市妇联曾于2002年选取1006户上海家庭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结果反映了上海亲戚关系的弱化趋势。当询问受访者“您家在上海有几家走动的亲戚”时，有二成多的家庭连1户经常走动的亲戚也没有。调查还揭示，大多数上海家庭平时主要靠电话和亲戚保持联络，而和亲戚经常面对面直接交往的家庭不到一半。
在此同时，上海人的邻里关系也呈现淡化趋向，“远亲不如近邻”的古训被众多上海人抛在脑后。七成多受访者表示并非完全不认识邻居，但多数只是“点头打招呼”、“偶尔谈话”的关系，或仅限于“知道邻居姓名或职业”。能够与邻居保持经常往来的家庭只占24％，而且主要集中在老城区。引人注目的是，人均月收入1500元以上（2002年上海市人均收入是13250元）的高收入家庭中，只有一成能保持和邻居经常往来。
保守规矩
上海人日常生活遵循的实用主义，由这一群体趋利、重利的处事态度所演化，而对于实际利益的过度关注，也导致上海人性格中的“保守”和“乖巧”——他们太看重孜孜不倦争取来的既得利益，不肯轻易撒手，更时刻保持警惕，防止利益意外损失。而这一性格特征，由来已久。不妨看看19世纪50年代中外人物对上海人的评语：
上海英租界首任总督到沪后发现，“上海人，几乎是跟广东人完全不同的种族，……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自古以来，上海人一直是顺从当权的地方政府的，而广东呢，却随时在酝酿着政治阴谋和叛变。”
一则流行的比喻说出了上海人和广东人不同的行为和心理状态：广东人是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上海人是遇到绿灯慢慢走，遇到红灯不敢走，还要指责别人绕着走，呼吁建立更多的红灯。广东经验中注明的“用足政策”，指的是文件上没有说不许做的都可以做。上海人执行政策的理解是：只做文件上规定可以做的，而且执行政策许可范围内最严苛的下限。
苏松太道吴熙说“本地民习刁而不蛮，绅紟亦少巨擘。即二三办公董事，不过传令签答，奉令惟谨而已，亦无杰出人才”。而正宗上海本地文化人秦荣光也自责道，“民情最好唯吾邑，一任官贪吏逞雄。”
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研究员郑韶认为，“究其原因种种，或许是上海僻处海隅，水土丰沃，太平天国之前从无天灾兵祸，只要勤勉，即可过温饱生活，因而无所他求、不想冒险他就”。他举了个例子：李鸿章建轮船招商局，先是找了上海本地船商朱某兄弟筹办，两人不愿带头掏钱投资，说穿了不敢冒险做“现代航运”，两年过去，一事无成。结果找到广东富商徐润、唐廷枢，两人说干就干，不仅投入自己全部家当，而且动员族人、亲朋共同投资，奋斗数年，终臻于成。结果轮船招商局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化民族航运企业存续至今。“每读至此，不胜欷嘘”。
即便是饱读诗书的文人墨客，只要是“上海人”，也总免不了这份过度专注于得失的“乖巧”。杨东平就在《城市季风》一书中指出“上海作家太‘乖’”：“他们非常理智非常规范非常自觉，少有失误少有出格少有锋芒。乖巧和庸俗的结合，形成一个‘甜腻腻、黏稠稠的泥潭，使大家乐于沉湎其中而不思超越，不敢超越’。他们总是期待社会的喝彩而什么也不损失，或者投入最小而产出最大，这需要精确地探测气候，‘轧苗头’的本事和打‘擦边球’的高超技艺——这是惟一值得冒的风险。”
杨东平说，“才华横溢的剧作家沙叶新是具有强烈正义感和侠骨的上海知识分子之一”，虽然“他的人格和艺术多少体现了‘海派’所包含的那些正面价值”，但沙叶新“戏谑地为自己设定的原则仍不乏上海人的‘聪明’：标新不立异，崇洋不媚外，离经不叛道，犯上不作乱”。
所以，动什么也别动上海人的钱，越什么也不能越过上海人守财的规矩。否则，你就是典型的“拎勿清”（linveqin），就是“不明事理，搞不明白，糊涂”。用周立波的话说：“什么叫拎勿清？就是在关公面前舞大刀，在饭店门口摆粥摊，在银行门口数一块钱，在阿扁面前谈‘洗钱’，在周立波面前说‘海派清口’。”
2。凡事上档次
上海人是典型的“唯物质论”者，而且对货币有一种天然的眷恋和情有独钟。上海女人宁可每天在家啃咸菜馒头也要挎个LV包出门，这是事实。所以，如果当你在上海拥挤的地铁车厢里，听到某女紧张地呼叫：“不要挤我的LV包包！”请相信，那是真的LV。而且她那么紧张，也是真的啃了太久的咸菜馒头。
这就是上海人的“档次”，他们用消费来彰显身份。消费最初的意思是“耗尽”、“用光”和“摧毁”，这与上海人的精打细算是不吻合的。所以，上海人的“消费”更多的是一种表演性质，身份的表演。一场场消费的假面舞会，每天都在衡山路、淮海路、南京路和恒隆广场隆重上演。
消费表演
正因如此，才会出现这样有趣的现象：据世界奢侈品协会2009年的调查显示，上海的奢侈品消费额只占全国总额的9。8％，在城市中仅排名第五。蝶亿公关公司董事总经理王陵坦言：“上海就购买力而言，确实不如其他一些城市。我们在北京做推广时，曾有煤老板一来就买下价值700万元的宝格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