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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病人懂得要让医生填饱肚子才能专心看病，所以自觉地排队给红包，而政府却似乎不懂这个道理。所谓“医改”一波又一波，但改来改去都不见明显效果。红包、回扣照样满天飞，为了疗伤治病，老百姓不仅要支付常规费用，还得额外给医生们付本该由政府承担的“工资”。
上海一直在说让社区医院运作起来，缓解“大医院就医难”的问题。但是，医院是建起来了，老百姓却不愿意去自家门口的社区医院看病。
因为这些医院“水平不行”。“这边配配药么蛮好的，看病还得到大医院去。”65岁的张老伯说，他患高血压，知道自己吃什么药，吃光了就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新民晚报》的记者跑了几家社区卫生中心，采访了10多位前来就诊的市民，几乎每一个人都对记者说这样的话。
每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大厅里，医生全部“挂牌”上墙。其中，本科生通常只有2…3名，所占比例相当小。有家中心共有31名医生，只有2人拥有本科学历，其余全部是大学、大专或中专毕业。预诊台一名护士说，“本科”是全日制大学毕业，“大学”指的是夜大或其他成人高校。
“我老伴来抽血，那个护士扎了几次都没扎对，疼得我老伴直吸气。”这样的水准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小医院留不住人才，这是关键。“社区医院的工资真的留不住人啊。”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院长说，医院里有个苏州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小姑娘每个月工资加奖金才2000多元，算上过年过节的福利，一个月平均才3000元。“这点钱怎么够她结婚、买房？人家肯定要走的嘛。”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医生几乎都认为，造成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医生是依附于医院，而不是属于全社会的。
医生依附于医院的结果是，“同一个级别的医生、不同医院的医生水平差距很大，没准某个县医院的主任医师还不如我们这里的一个住院医师呢，光看职称怎么能衡量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如果医生变成了自由职业者，职称其实没有太大用处。美国的医生是没有职称的，我聘不聘你是根据你的本事。”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说。
他介绍说，世界上【〃文〃】绝大多数【〃人〃】国家的医生【〃书〃】都是自由【〃屋〃】职业者，美国的医院就是个空架子，由医生行业协会评定医生资质，考过一个试取得一个资质。另外，在协会里，医生的每一次医疗事故都有记录，保险公司卡得特别紧，而这些记录都是联网的。
“美国规定，医院要聘大夫，大夫的医疗责任险一半是由医院付，有的医院是全付。如果你老出事故，我聘你的成本就高，这个医生就不好找工作。所以医生的水平不应该由医院来评估，而应该由第三方行业协会来评估。”这就真正将医生从医院里解放出来。
所以说，新医改允许医生多点执业，这是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但是，“多点执业主要不是解决收入问题，而是解决人才的充分利用、健康发展和合理流动问题，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北京市第六医院副院长危天倪说。
实际上，针对一次又一次的医改，黄天宇说，医生们需要的不是给钱，而是给政策。
4。结婚别苗头
上海话里的“别”，有比的意思；苗头即端绪、预兆、因由。章太炎《新方言·释器》：“茅，明也……今语为苗。诸细物为全部端兆及标准者皆谓之苗，或云苗头。今俗言事之端绪每云苗头是也。”所以“别苗头”，即是在事情的发展刚出现端倪时就要一争高低的意思。评弹《女蜻蜓》：“有时和尚道士一起做法事，彼此别苗头，还要好白相。”
“别苗头”最初指农村庄稼汉比谁家的稻苗长得好，后来才渐渐变成了上海人“攀比”的代名词。在石库门里，婚姻是最需要别苗头的事情了。
因为在上海谈情说爱，是一件很费钱的事情。不久前，在上海世博园芬兰馆内举行的一场“富豪相亲派对”，门票就要30万。这就是爱情在上海的定位，想要进来就得跨过门槛，而这道门槛就是经济实力！请问，你有钱吗？
带着你的钱、开着你的宝马来见我
“你买房了吗？”
“你买房贷款了吗？”
“你的房贷还剩多少？”
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系博士杜晓桦，对沪上白领的婚恋观调查发现，这是上海白领女性在各类相亲活动中最常问的前3个问题。
作为标准的美国人，杜晓桦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很惊讶。“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在美国，如果男女一见面就这么问，很‘土’的，就好像‘巴子’。”杜晓桦说：“有个被访者要求对方有BMW（宝马轿车）。我就不明白，她到底是找男朋友，还是找BMW？”
她随后发现，不止是上海本土白领女性相亲时会向男方提这样的问题，一些外地来沪发展的单身白领女性也同样爱问这样的问题。这自然就和上海整体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在这座纸醉金迷的城市里待久了，你会不自觉地被各种活色生香的光景吸引，而且趋同。这也就是“魔都”的腐蚀性。
近几年，名目繁多的各类相亲派对在上海越来越热。但是，因为市场的火爆，出现了“骗婚”等现象，致使上海不得不于2008年出台新规，“要求征婚者必须提供真实可靠，同时一天内不得相亲两次。”由此可见相亲在上海的盛行程度。
杜晓桦在调查“白领父母相亲团”时，听到不少家长说，现在的孩子太忙了，没空谈恋爱。“很多白领也都这么说，难道他们真的那么忙吗？忙得连寻找爱情的时间都没有？”杜晓桦分析，“没空谈恋爱”也许只是借口，但白领的社交圈越来越窄却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很多人很想谈恋爱，但他们去哪里找呢？
平时，单位和家两点一线；出差，客户、宾馆两点一线。收入越来越高，交友圈子越来越窄。和同事，公司有规定不能谈恋爱，自己也不想忍受地下情的痛苦；和客户，也很难谈恋爱，因为客户终究是客户，公私应该分明。剩下的，还有谁呢？
于是，交友派对应运而生。呼啦啦把成千上万单身男女拉到一起，既然社交圈小，那就给大家一个平等、宽松的大环境，随便挑，就怕你挑花了眼。同时，“白领父母相亲团”也应运而生。
有这样一个例子。在人民公园“相亲角”，一位退休教授将放有小女儿照片、自家情况介绍和择偶要求的牌子放在手提袋上，静候“金龟婿”。“女儿29岁了还没对象，做父母的干脆替她相亲，这是家里的大事。”他说他已来过12次了。
“子女在家，父母全包家务；子女买房，父母倾其所有；就连子女找爱，父母也都一齐出动。”这是杜晓桦对许多上海家庭的概括。近两年，“父母相亲团”有星火燎原之势。
2006年，由天津的南开大学心理研究中心、零点研究集团等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上海人的平均结婚年龄是，男性31。1岁，女性28。4岁，是中国婚龄最高的城市。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上海女性对另一半的要求太高”。而这要求，主要来自物质方面。
在上海属于高级白领的张立（化名），就深刻体验到了“上海小姑娘的物质”。张立是北京人，在沪有一家自己的小公司，典型的70后“奋斗男”，自力更生在上海的黄金地段买了两套房子，不过都是贷款。
经朋友介绍，他决定和上海女孩文欣（化名）相亲，地点安排在浦东金茂大厦的88层咖啡厅，那里的咖啡一杯就要88元——出于绅士风度，地点是女方挑的，买单是张立要负责的。
相亲当晚，在迟到将近1个半小时之后，女主角文欣终于在爸爸、妈妈、外公、外婆、大姨妈、小姨妈、舅舅、舅妈组成的一支庞大“亲友团”的陪护下，出现了。女孩打扮入时，肤色白皙，谈吐得体，是典型的上海小家碧玉。张立对她几乎一见倾心。
然而，文欣妈妈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把张立问住了，她开口便是：“张先生，你的两套房子不是贷款买的吧？”文欣爸爸的第一句话是：“侬是上海户口吗？”文欣舅妈的第一句话是：“张先生，你家里将来是要请保姆的吧，阿拉这个外甥女可是什么都不会做噢。”
在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为了缓解过于紧张的“谈判”似的气氛，张立随意地问文欣是否会做上海菜，却意外地让文欣妈妈大为恼火：“侬讲的这叫什么话，会做饭吗？侬可以去打听打听，现在几个独生女儿会去学烧饭，阿拉宝贝还来不及呢，舍得让女儿去烧饭？再说了，阿拉这宝贝女儿一路名校读下来，门门功课都是最优秀的，阿拉小学读的是××小学，上海最好的学校，中学读的××中学，上海最好的中学，大学也是上海最好的大学。而且，正因为这么优秀才被留校做助教，这么优秀的女儿，叫伊去烧饭？侬不要太拎不清喔！”
第一次相亲就在这样火药味十足的尴尬气氛下结束。
就在张立打算放弃的时候，作为介绍人的朋友又传话过来，说女孩那边提出只要他能够保证结婚前把房子一次性付清了，还是愿意交往一段时间的。
出于对文欣的好感，张立满口答应。但两人刚开始交往三个月之后，文欣妈妈又提出让张立给女儿买三克拉的钻戒。市场上，名牌的三克拉钻戒至少50万。张立很是苦恼：“我不过是正在努力的小老板罢了，为了把房子买下来，我已经在节衣缩食了，连高尔夫都很少打了，为了娶老婆让自己的生活品质下降得如此之快，我都快要崩溃了。”
然而，不买钻戒，文欣赴约就变得很不积极，不是推说“不舒服”，就是“今天忙”。这样的情况持续了约一个多月，张立终于决定妥协，毕竟他真的动了娶文欣的心思。于是答应为她买钻戒，文欣要求去香港买，张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