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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神州，泱泱大国，作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心脏——北京，小得起吗？不能小，也不敢小。建国初期，在对改建与扩建北京城的方案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国家计委就曾多次对北京的道路宽度等提出质疑，有人以“房必五层，路必百米”相讥，更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但北京市的态度异常坚决。
1956年10月10日，时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彭真，在北京市委常委会上提出：
“伦敦、东京、巴黎、纽约等城市的交通都很拥挤，据说有的地方坐汽车不一定比走路快。莫斯科有些窄街道，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道路不能太窄。1953年提出东单至西单的大街宽九十公尺，就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大马路主义就大马路主义吧。不要害怕，要看是否符合发展的需要。道路窄了，汽车一个钟头才走十来公里，岂不是很大的浪费？
“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会是太宽。我们不要只看到现在北京全市只有不到一万辆小汽车，要设想将来有了几十万辆、上百万辆汽车时是什么样子。总有一天会发展到几十万、上百万辆车的。主要的马路宽九十公尺并不是太宽了。直升飞机也要场地。在座的青年同志们，等你们活到八十岁九十岁时，再来看看是谁对谁错，那时由你们来作结论。”
北京的马路究竟该多宽，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个政治问题了。
新中国建立初期，万事待兴，作为首都的北京，在那个意识形态还很浓厚的年代，其城市发展也参照了当时的“苏联老大哥”模式——采用单中心加放射型路网结构模式。20年之后，《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出台，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在此时被勾勒出来了，此规划奠定了今天北京主城区空间发展的格局。这种发展模式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摊大饼”模式。
显然，离开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讨论北京城如今的“路大欺人”，那肯定是说不清的。咱们现在就来看看上世纪50年代末，抗美援朝刚结束那会儿，在征求对北京总体规划意见时，来自军队方面的一条建议：“从国防上看，例如道路很宽，电线都放在地下，这样在战争时期任何一条路都可以作为飞机跑道，直升飞机可以自由降落。假如在天安门上空爆炸了一个原子弹，如果道路窄了，地下水管也被炸坏了，就会引起无法补救的火灾，如果马路宽，就可以作隔离地带，防止火灾从这一区烧到另一区去。”
所以说，因为北京是首都，是中国的心脏，所以它从来就不只是一座城市那么简单。北京城何时简单过？
正如易中天在他的《读城记》中提到的那样：“北京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体育、信息等各种中心于一身的全能型城市。这里有最大的党政军机关，最大的金融商业机构，最大的科研单位，最大的大专院校，最大的信息网络，最大的体育场、出版社、报社、电台、电视台和最大的国际机场。世界各国的大使馆都在这里，世界各国的精英人物和重要信息也都在这里出出进进。别的地方有的，北京都有；别的地方没有的，北京也有；别的地方出不去进不来的，在北京就出得去进得来。光是这容量和吞吐量，北京就大得让别的城市没法比。”
所以，尽管北京的中心城区没有上海那样的摩天大楼，但你仍不得不仰视这座城市。因为“天安门上太阳升”。
天安门上“主义”升
无疑，天安门是北京的象征。
只要一提起北京，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新中国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天安门。这是世界上最大、最无与伦比的大广场。占地面积54公顷，可供50万人进行集体活动。“每一个到过那里的人，都无不惊异于她的庄严、肃穆、雄伟、博大。和她相比，西方许多城市的所谓广场，便只好叫做‘路口’。北京的‘大’，在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对于天安门的重要地位，许多中外学者都曾做过诠释。但对这道门做出最生动描述的，可能要算是那位上海人——周立波。他在自己的《诙词典》中解释上海话“轻头”（qintou）一词时，举了这样的例子：
“我小时候正处‘文革’中后期，有一次和妈妈去了北京天安门，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真的天安门，但是天安门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我印象中的天安门应该是金光闪闪的，但是在我面前的天安门却看不到一丝金光，于是，我就在天安门前号啕大哭：‘妈妈呀，天安门没有闪金光呀——’妈妈一紧张，赶紧说：‘有金光的，有金光的。’我再看了看还是没有，于是继续大哭说：‘没有金光的，没有金光的，骗人的呀——’妈妈一看周围很多人都在看着我们，情急之下扇了我一巴掌问道：‘看到了伐？’我晕头转向地说：‘看到了，看到了，不止看到金光还有很多金星。’这个就属于年少无知、说话呒轻头。在那年代，不是什么话都能说的。”
天安门的政治地位，不言而喻——作为中国新文化开幕式的五四运动是在天安门广场爆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是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的；本世纪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也都是在天安门前上演的。尽管现在的小朋友不会再深究天安门到底闪不闪金光的问题了，但是有更多的大朋友带着小朋友披星戴月赶到天安门广场去看升旗仪式了。据统计，从1991年5月1日天安门广场实施新的升旗仪式开始，到2001年5月1日这十年间，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人数达到了1。1亿。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升国旗，和在上海陆家嘴的某根旗杆上升国旗，有何不同？你肯定觉得这是个傻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北京啊！只有北京的天安门才有这个资格，被全国人民千里迢迢专门仰视的资格。
为了确保相当数量的“观众”到场，官方在这方面可谓不遗余力。首先对升旗仪式进行精心设计和策划，并通过大众媒体向全国人民广而告之，然后就是制定《国旗法》使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成为一个法定的政治仪式。
在天安门前升旗仪式是为了“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增强人们的国家观念”，是官方对升旗仪式功能的明确界定与公开表达。其实，你大可以再想深一点——毛泽东认为五星红旗图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它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真实写照；所以，官方在进行社会化教育时，总是把“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作为中国革命的圆满成果向大众反复推荐，而《义勇军进行曲》，又强化了五星红旗的革命意义。因此，强化人们的国旗意识也在于加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基础。
别以为升国旗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这个动作到了北京天安门，就不再那么简单了，这就是北京的与众不同。作为中国的心脏，北京这座城市，无小事。
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鼓楼和钟楼。除正阳门外，纪念堂、纪念碑、国旗杆、天安门、紫禁城午门、玄午门和景山中峰，由南向北依次骑跨在这条中轴线上。要认识北京乃至中国，就必须认识这条中轴线。因为在这条中轴线上，交织着中华大地千百年来的权力与信仰。
《渊鉴类涵》卷三三二引《公羊传》：“京师，天子之居也。师者，众也；京者，大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又引《左传》：“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
这几句话让西川（《想象我居住的城市》）联想到了北京这条中轴线上的空宅子：“说来奇怪：北京是一座如此拥挤的城市，固定人口1200万，流动人口约700万，可它的中心地带却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全然寂寞无声。
“中国人这种对于首都作为一座城市的传统定义实际上也是对于秩序、等级、仪式、体制、习惯、法律的确认，由此而产出的语言、精神生活方式、文化产品风格等必然不同于西方城市文明所产出的东西。因此，说到底，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其规制追本溯源是来自中国人的大脑，来自意识形态；这是一座意识形态之城。它可能适于观看，适于仪仗队走正步，适于皇家车马招摇过市，但却不像那些自然生长的城市适于居住。”
2。在城里“被流浪”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
行迈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经·黍离》
这是《诗经》的名篇《黍离》，余冠英先生对它的解释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诗歌描述了一个流浪汉来到首都洛邑，但是城里生活成本太高，他住不起，所以，徘徊在郊区的田野里。他一直想谋个好生计，但是，从“苗”到“穗”到“实”，一直没有得着好机会，心中的理想因为屡屡遭受挫折而几近破灭。其实，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所以他只好问老天爷，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如果你也曾在北京“漂”过，就能体会这首诗的感情，也能明白把它放在这里的原因。我们不谈诗歌，只说城市，说说北京城的是是非非。
前面提到“北京无小事”，但是，有小人物。
截至200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1755万人，这是2010年初北京市政府公布的官方数字。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