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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中国一线城市的“伪逆化”却是由于城市化过程中的现实矛盾所致：
易艳刚在《长江商报》上这样总结：“一方面，现行的户籍制度仍然是年轻人进入大城市的制度性藩篱；另一方面，基于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劳动分工的城乡二元分割之势不减反增。”
《“逆城市化”现象的多重启示》一文中也认为，中国的“逆城市化”是户籍制度制造的怪胎。文中提到：诚如《中国经济转型30年》一书所言，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越难推进。“户籍福利”不能剥离，人们只会涌向福利更好的地方，户籍改革便会遭遇更大阻力。《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叶檀举了一例，她说，“我有朋友在深圳教书，为得到深圳户籍自愿从大学转到中学，即使在中学，他见识了体制内外完全不同的待遇。体制内外的教师工作没有丝毫差别，收入差距相差一倍，为此他不得不以极大的代价获取体制内的身份。这样的事发生在改革桥头堡深圳，说明这座城市有未老先衰的可能。”
除了户籍，最核心的就是“生存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张翼所言，“事实上，这和发达国家的白领转移有着很大不同，这是一种被迫的转移，我们处在工业化中期，这个阶段白领离开特大型城市，主要是房地产市场畸形上升，以及物价的昂贵，给这个阶层很大的挤压，中产阶层的品质得不到保证。另外，由于高校的扩张，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挤压了原本属于有工作经验白领的部分空间而让他们感到竞争激烈压力过大，他们更希望在生活成本低、竞争较少、幸福感较明显的城市。”
生存与生活
2010年7月初，郑文锋在自己的博客上说，他想“逃离都市，回去当农民”。
帖子里讲到从春节到现在，他已回了五次江西的老家赣江。他写道，“我在老家承包了380亩山地，准备养鸡养鱼，做一个农民。”当戴着眼镜，满脸书生气的郑文锋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身边的朋友都觉得郑文锋不可理喻。今年30岁的郑文锋2002年来到深圳，很快就开了一家小型的机电设备维修公司，然后又成立了海尔星级服务中心，并投资一朋友开的小广告公司。这三项业务，每个月能给郑文锋带来4…5万的收入。依靠这些收入，郑文锋买了两套房，几辆车，在同龄人当中，不失为一个成功者。“可是我不快乐！”学医的郑文锋觉得自己干的事自己并不喜欢。“刚来深圳的时候，还很有干劲，可后来，这种干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说了你可能不相信，我的那个机电维修公司，现在是我的堂弟在打理，我自己已经三年时间没有去开拓客户了。海尔星级服务中心也转包给别人了。”
今年以来，郑文锋让自己闲了下来，基本上是一周双工作日，常常掰着指头考虑怎么打发时间，很多时候将自己关在住房里，看碟、打游戏，或者出去K歌、喝酒、洗脚按摩……灯红酒绿之后，郑文锋会觉得很空虚，觉得没有意思，觉得自己在堕落。“总之情绪很不好，越来越抑郁。”
让郑文锋情绪低落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感情生活没有着落。每当相貌英俊，有房有车的郑文锋说自己没有女朋友，找不到结婚的对象，周边的人都不会相信。“可能是圈子小吧，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女朋友。父母亲经常逼着我结婚，我也想结婚，可是没有合适的。”为了找女朋友，郑文锋在加入了一个交友网站，先后与6…7个女孩有过接触，但都无功而返。“深圳的女孩，太现实了。”
郑文锋说，他厌倦了深圳这个城市的虚伪、浮躁。“这哪里是生活啊？有种莫名的压力感与厌恶感。任由现在这种状态发展下去，肯定会毁了自己。一定要改变。”郑文锋的理想，是带着女朋友，回农村买一大块地，修一幢小别墅，修个游泳池，周边种满鲜花，养很多可爱的小狗，再建一个农场，种蔬菜，果树，养鸡养猪，自给自足，活在桃花源。“再也不用看客户的脸色了，也不再有城市的噪音塞车的烦恼，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日出日落，两个人的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我真想问一下大家，有女孩会愿意陪我去乡下当个现代农民吗？”
在郑文峰已经动了“回乡”过“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的日子的念头时，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总监的刘勇已经“出逃”，去了海边花园厦门。
到了厦门，刘勇深深感觉到，“没有深圳的喧闹，大都市中急功近利的浮躁气息被阳光下的惬意和闲适代替。一个海滨城市，不仅近在咫尺就能感受大海拥抱，而且拥有浪漫的海滨长廊，海上明珠“鼓浪屿”，闲暇时或漫步或静坐或思考……”
刘勇在深圳工作了两年，而2008年的工作上调动，让刘勇从深圳来到厦门，现在的他已经爱上这个城市，而且也在厦门置业，享受独有的时尚生活。
对于他来说，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的环境对于工作具有不同的影响，他说“身处在一线城市的设计师一般是感受都市的流行和时尚的未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个只是‘流行’的动向客观规律，对于我的设计和创作影响不大；相反地，在宁静、舒适的环境下工作，有时候会更利于我整理和思考。”
哪怕和一线城市相比，厦门的人力资源发展不是那么健全、商业环境不够那么浓、各类指导信息比较少……但正是这些差距，恰恰就是厦门的发展空间。游历过许多发达的一线城市，考察过国际顶尖的服装之城，刘勇期待厦门城市综合硬件的飞速发展，能成就第二个香港维多利亚，留下了愿意将就生活环境的高层人才，这样，也吸引了周边需要提升的企业来厦门。虽然如今的厦门并不时尚，特别是服装业的发展，若把“深圳女装”和“厦门女装”进行对比，恐怕大多数的业内人士还是会选择“深圳女装”。可是这在刘勇看来并不是大问题，“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近几年来，厦门逐渐形成了海峡交流的中心点，成为时尚之城的日子指日可待。”刘勇对此很有信心。
与深圳一样，身处广州的人也开始将自己的人生托付给“竞争压力小、生活成本低、生活节奏慢”的宜居之城，就像王彦君的例子。
王彦君2010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院，3年前，考上研究生的他一门心思想留在广州工作生活，但是，从上学第一天，王彦君的导师就给他泼冷水：“你们这批同学毕业后肯定很难留在学校的几家附属医院，留在广州其他好一点的医院都比较难。”在随后的三年里，每每谈起毕业后找工作的事情，导师总是善意地提醒他：“去二、三线城市挺好的。以学校的名声，研究生毕业之后至少能进当地最好的医院。即使留在广州，房子这么贵，工作竞争那么激烈，生活质量肯定好不起来。”
真到了毕业的时候，就业形势正如导师之前的判断，此时广州的物价和房价比三年前涨了近一倍。而他的工作去向也不是在广州，想要他的是江门市的一家三甲医院，王彦君决定去看看。去了以后，他发现那家医院还真不错，算是粤中南部实力最强的医院之一了，关键是院方对他有非常大的兴趣，积极邀请他来院里工作。
与广州相比，侨乡江门城市小而干净整齐，交通也挺便利，开车去广州大约1个小时，最让他动心的还是这里的房价，市中心最贵的商品房均价也只有每平米五六千元，而广州房价则是动辄上万甚至几万。
最终，王君彦与这家医院签订了协议，在心头纠结了小半年的情绪也平静了下来，就等着毕业后去报到。
3。珠三角的机遇
“我不知道将来的工资能否足够支撑起日常开支，更不知道将来的日子能否有足够好的心态去面对成为房奴蚁族或者蜂族乱七八糟的境况。假若生存的意念将升职、加薪、遇上伯乐等等愿望和诱惑通通扼杀掉，我想我会逃到二线城市去。”广东商学院广告专业大四学生叶素筠说。
新华网记者凌广志说，2009年1月8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就是珠三角的“尚方宝剑”。而嗅觉灵敏的内资和港资银行，也已在珠三角的二线城市拉开战线，贴身火拼。
外面已然风生水起，而你还在广深“城中村”的小黑屋里，裹足不前吗？
筑梦二线城市
尽管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尚未达到真正的“逆城市化”，但是，一线城市的生活工作压力已经让生活其中的人纷纷有“出走”的意愿，也有一些人实行了“撤离”。据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一线城市“蚁族”开始逃离》的文章中所说，网上调查显示，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一线城市工作的白领，59％有离开打算，另有11％已展开离开行动。对一些人而言，逃离北上广是解脱或创造机会。
2010年5月Job88招聘网站上发布的2010年深圳人才吸引力调查报告中，接近83％的受访者不满意自己在深圳的发展现状，60％的受访者未知是否会呆在深圳继续发展。
《南方都市报》关于《二线城市抢走深圳人才》的文章中提到：化工公司HR经理冷望东表示，“以往的倾斜只是人才来了会流走，现在的状态是人们直接选择二线城市作为就业生活的地方。”而白领芳子的谐趣说法也正是现在大城市白领的心理写照，“大城市里职场人定义白领二字不同以往，以前随便混混都是个白领，现在如果不是牛气轰轰的，学历高，收入高，有房有车，谁敢说自己是白领，只敢说工资‘白领’！”曾有网站调查显示，目前仅有不到20％的职场人认为办公室员工是白领，他们都认为白领应该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而不是供不起房、买不起车的“穷光蛋”。职场人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