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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9月间，为了掩护自己和汇集在巴爷公务的许多文化人，并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郁达夫和胡愈之等人，利用实武牙前筹赈会主持人托人送来的救济费四百盾和当地华侨投资的一二百盾，开办了一个“赵豫记酒厂”，厂址设在巴爷公务的鲁朴西兰街，郁达夫任头家（老板），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管帐务，有20名华侨职工。酒厂开办之初，未能赚到钱，至1943年1月，随着巴爷公务进驻了“富7917部队”，日军大增，酒的销路才大大增加，每月都能赚到数百盾。这样一来，郁达夫不但有了一定的收入，而且不时可以请日本宪兵喝酒，他们便更加相信他是有钱的华侨商人，对他较少怀疑。不久后，为了进一步改善难友们的生活和使日本人不怀疑，郁达夫和胡愈之等人，又集资办了一家造纸厂和一家小型肥皂厂，都由郁达夫出面担任头家。后来，这两个厂因辅料来源困难和缺乏销路而停产，但酒厂却一直生意兴隆。而且，郁达夫还有意使酒含有高浓度的酒精，让日军喝了后身体发生毛病。
尽管如此，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还是常常问他：“你的夫人呢？”郁达夫问总是说：“太太死了，儿女都在国内。”但他耽心时间长了，难免引起日本宪兵的更大疑心，因而决心再婚。在朋友和熟人的帮助下，他先后见过幼稚园教师李小姐等几位女姓，但都未能成功。最后，他认识了巴东的何丽有。何丽有，1924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的一个贫穷人家。她的父母生有7个子女，她排行第三。当她10岁时，被卖给一个姓陈的作养女，改名为陈莲有，后来姓陈的一家人把她带到苏门答腊的巴东定居。她没有受过教育，能讲粤语和印尼语，长相说不上美丽，但品性纯朴勤劳。郁达夫认为跟她结婚，既不会暴露自己，又有利于减少日本宪兵的疑心。于是他于1942年7月20日在巴东和她举行了简单的订婚仪式。到1943年9月15日，他在巴东荣生旅馆正式跟她结婚。虽然没有举行什么婚礼，只是由友人紫微在婚宴上宣布了一下，但设的婚宴却很隆重，“可说是把巴东侨界之精英，各党各派领袖，社会名流，大都请到了”。这显然是有意郑重其事，以扩大社会影响。婚后，郁达夫带着何丽有回到巴爷公务，过着表面上颇为舒服的生活。为了使何丽有在日本人面前显出富有商人太太的派头，郁达夫特意顾了两三个“娘姨”，供她使唤。而郁达夫自己，则整天过着散漫悠闲的生活，有时也打打麻将。这样，他们夫妻俩相处得很和谐，但何丽有却一直不知道郁达夫是什么人。有一次，郁达夫问何丽有道：“你看我究竟是作什么的？”她望了望他足有一万余册的书说：“我看你呀，我看你是一个‘都岗八杂’，哈哈哈。”而郁达夫却总是喜欢在众人面前，称何丽有为“婆陀”。所谓“婆陀”，就是马来话“傻瓜”的意思。由此，便可看出郁达夫当时跟何丽有结婚后的心态感情了。正因为郁达夫这样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来迷惑敌人，因而武吉丁宜的宪兵一直不知道“赵廉”就是郁达夫，相信他是一个从小随父在东京做过古董生意的富商，甚至还似乎认为他是一位可以相信的通译。据说，郁达夫曾在一天晚上，跟友人紫微一起散步，走到很少行人的新甘邦尼士街上时，他黯然的说：“他们把很秘密的事情都拿来和我商量，我怕”。但是，郁达夫深深懂得，知道日本宪兵的秘密越深，危险性也就越大。因而，他一直在设法脱离武吉丁宜及宪兵部。1943年初，日军把武吉丁宜定为苏门答腊的首府，并设置宪兵队总部。郁达夫便于这年2月向宪兵分队长提出辞呈。他辞职的理由是患有肺病。并买通一位日军医生开了一张证明，证明他确有肺病。那宪兵分队长因自己的职务也将有变动，又很怕宪兵们传染上肺病，便同意了郁达夫辞职。不过，他也要郁达夫答应有必要时再来帮忙。郁达夫自己也只能表示同意。于是，郁达夫好不容易在武吉丁宜日本宪兵分队熬了8个月后，终于得以离开了。
郁达夫离开武吉丁宜宪兵部后，回到巴爷公务，继续和胡愈之等人致力于办好酒厂，不久还集资在士都朱办了一所华侨农场。同时，他继续设法应付日本宪兵的纠缠，他们来到他的家里要吃要钱，他都只好尽力予以满足。总之，他仍然装作为一个富商的样子来掩护自己。可是，到1944年初，汉奸洪根培向宪兵总部告发了他的真实身份，诬陷他为联军间谍，使他陷入极端危险的处境。这个洪根培原籍福建，是在新加坡兴亚炼成所受过训练的文化特务，对新加坡文化界情形很熟悉，1943年初，他随苏岛宪兵总部来到武吉丁宜后，就知道赵廉是郁达夫的化名。但他一直与郁达夫虚以应酬，时有往来，未敢告发。直到1944年1、2月间，才加害于郁达夫。洪根培之所以告发郁达夫，原因在于郁达夫营救过他的情敌。据说，洪根培曾追求过巴东的一位受过中等教育的黄小姐，遭到拒绝。不久，黄小姐便跟从新加坡逃难来的一位姓林的青年结了婚。洪根培恼羞成怒，立即向宪兵总部诬告他是抗日分子。郁达夫却极力保护他。此事经过，紫微在《郁达夫被害前后》中写道：“事隔多日，达夫先生来巴东，我暗中问他，原来是这样的：日宪兵约达夫先生到巴东玩。到了巴东，在雨月庄吃饭时分，日宪兵叫达夫先生去叫林君来。林君来了，吃了饭，就被带去了。到了武吉丁宜宪兵总部，达夫先生看情形不对，怕‘苦打成招’，事态扩大，便挺身而出，看管此人，请宪兵交给他。果然，宪兵将林君交给达夫先生看管在巴爷公务。”但是，由此一来，洪根培却对郁达夫恼恨之至，决意施以报复。他收集了郁达夫的许多著作交给宪兵总部，并勾结巴爷公务中华学校前任某校长加以作证。这位校长因不得人心，被校董会解职，曾要郁达夫帮助他保住校长职位。郁达夫没有理他，他便跟洪根培一起陷害郁达夫。郁达夫被告密后，日本宪兵队长叫郁达夫去到宪兵总部，指着堆在那里的著作问他：“这些书是谁作的？”郁达夫一看是自己的作品，便知道出事了，但他却异常镇静地说：“是我作的。”宪兵队长又问：“你怎么又是赵廉，哈哈哈”这样从容不迫的回答，使宪兵队长一时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好说：“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郁达夫一听，便知道事情的严重了，但他以过人的才智，应付他说：“啊呀！是吗？怎么你们不先问问我呢？如先问问我，我早就同你们说了。”经他这样一说后，宪兵队长无可奈何，只能表面上显出谦恭和尊敬的神情来。但是，事后却一直严密监视着郁达夫的行动。郁达夫回到巴爷公务后，便将自己被汉奸告密的事告诉胡愈之等朋友。大家都感到郁达夫的处境非常危险，劝他到别处去躲避。然而，达夫却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宪兵每天到我家里来喝酒闲谈，虽然没有说穿，显然我已被监视了。我是逃不了的，索性不动声色，等事情爆发了再作打算。但你们应当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得太大。”这一番话，表明郁达夫在处境极其艰危之时，多么冷静和镇定，而且所考虑的不是自己怎样侥幸逃生，而是朋友们的安全。可见，他的精神境界多么高尚而又伟大！朋友们当时都认为郁达夫的话是对的，但一时又无能为力来为他出一分救助之力，而且只好听从他的意见，各自分散转移。1943年2月底，胡愈之和兹九去了棉兰，张楚琨、高云览则去了巨港。他们走后不久，宪兵总部根据洪根培的密告，在巴爷公务、巴东、石叻班让、望加丽等地，逮捕了十多个华侨，据说都是跟郁达夫有牵连的人。对郁达夫却始终没有逮捕，只是暗中监视，侦查跟他来往的人。但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