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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十九岁的年纪他便大步走进社会了。他逐渐地熟悉了这个环境，学到了新的生活方法，而且逐渐地把他在中学四年中所得到的学识忘掉。这种生活于他不再是陌生的了。他第一次领到三十元现金的薪水的时候，他心里充满着欢喜和悲哀，一方面因为这是自己第一次挣来的钱，另一方面却因为这是卖掉自己前程所得的代价。可是以后一个月一个月平淡地生活下去，他按月领到那三十元的薪水，便再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了，没有欢喜，也没有悲哀。
这种生活也还是可以过下去的，没有欢喜，也没有悲哀。虽然每天照例要看见那几张脸，听那些无味的谈话，做那些呆板的事，可是他周围的一切还是平静而安稳。家里的人也不来打扰他，让他和妻安静地过他们的家庭生活。
然而不过半年他一生中的另一个大变故又发生了：时疫夺去了父亲，他和弟妹们的哭声并不能够把父亲留祝父亲去了，把这一房的责任放在他的肩上。上面有一个继母，下面有两个在家的妹妹和两个在学校里读书的弟弟。这时候他还只有二十岁。
他的心里充满了悲哀，他为死去的父亲而哭，他却不曾想到他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可悲了。他的悲哀不久便逐渐消去，在父亲的棺木入土以后，他似乎把父亲完全忘记了。他不仅忘记了父亲，同时他还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他甚至忘记了自己的青春。他平静地把这个大家庭的担子放在他的年轻的肩上。在最初的几个月，这个担子还不算沉重，他挑着它并不觉得吃力。可是短短的时期一过，许多有形和无形的箭便开始向他射来，他躲开了一些，但也有一些射到了他的身上。他有了一个新的发见，他看见了这个绅士家庭的另一个面目。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他看见了仇恨和斗争，而且他自己也就成了人们攻击的目标。虽然他的环境使他忘记了自己的青春，但是他的心里究竟还燃烧着青春的火。他愤怒，他奋斗，他以为他的行为是正当的。然而奋斗的结果只给他招来了更多的烦恼和更多的敌人。这个大家庭是由四房组织成的。他的祖父本来有五个儿子，但是他的二叔很早就死了。在现有的四房中，除了他自己这一房外，三叔比较跟他接近，四叔和五叔对他不大好，尤其是四婶因为他的继母无意中得罪了她，在暗中跟他这一房闹得厉害，五婶受到四婶的挑拨，也常常跟他的继母作对。由于她们的努力，许多关于他或者他这一房的闲话就流传出去了。
他的奋斗毫无结果。而且他也疲倦了。他想，这样不断地跟长辈冲突有什么好处呢？四婶和五婶，再加上一个陈姨太，她们永远是那样的女人。他不能够说服她们，他又何必自寻烦恼，浪费精力呢？于是他又发明了新的处世方法，或者更可以说是处家的方法。他极力避免跟她们冲突，他在可能的范围内极力敷衍她们，他对她们非常恭敬，他陪她们打牌，他替她们买东西。……总之，他牺牲了一部分的时间去讨她们的欢心，只是为了想过几天安静的生活。
不久他的大妹淑蓉因肺病死了。这虽然给他带来悲哀，但是他也觉得心里轻松一点，似乎肩上的担子减轻了一些。
又过了一些时候，他的第一个婴儿出世了，这是一个男孩。他为了这件事情很感激他的妻，因为儿子的出世给他带来了莫大的欢喜。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没有希望的人了，以前的美妙的幻梦永远没有实现的机会了。他活着只是为了挑起肩上的担子；他活着只是为了维持父亲遗留下的这个家庭。然而现在他有了一个儿子，这是他的亲骨血，他所最亲爱的人，他可以好好地教养他，把他的抱负拿来在儿子的身上实现。儿子的幸福就是他自己的幸福。这样想着他得到了一点安慰。他觉得他的牺牲并不是完全白费的。
过了两年“五四运动”发生了。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唤醒了他的被忘却了的青春。他和他的两个兄弟一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转载的北京消息，以及后来上海、南京两地六月初大罢市的新闻。本地报纸上又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里的文章。于是他在本城唯一出售新书报的“华洋书报流通处”里买了一本最近出版的《新青年》，又买了两三份《每周评论》。这些刊物里面一个一个的字像火星一样地点燃了他们弟兄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他们三个人，使他们并不经过长期的思索就信服了。于是《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等都接连地到了他们的手里。以前出版的和新出版的《新青年》、《新潮》两种杂志，只要能够买到的，他们都买了，甚至《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也被那个老店员从旧书堆里捡了出来送到他们的手里。
每天晚上，他和两个兄弟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他们有时候还讨论这些书报中所论到的各种问题。他两个兄弟的思想比他的思想进步些。他们常常称他做刘半农的“作揖主义”的拥护者。他自己也常说他喜欢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其实他并没有读过托尔斯泰自己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只是后来看到一篇《呆子伊凡的故事》。
“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对他的确有很大的用处，就是这样的“主义”把《新青年》的理论和他们这个大家庭的现实毫不冲突地结合起来。它给了他以安慰，使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应着旧的环境生活下去，自己并不觉得矛盾。于是他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里，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这种生活方式当然是他的两个兄弟所不能了解的，因此常常引起他们的责难。但是他也坦然忍受了。他依旧继续阅读新思想的书报，继续过旧式的生活。
……
高觉新是个痛苦的人，传统的陈腐观念使他恪守封建秩序，这使他内心十分痛苦。虽然他是长房长子，但痛苦使他变得非常懦弱，他牺牲了自己的理想和爱情。痛苦的人反而找到“不抵抗哲学”和“作揖主义”来麻醉自己，试图使自己不怎么太痛苦，结果使他更加痛苦。
痛苦使觉新变得最不强大，他没有勇气帮助梅，又无力保护瑞珏，还亲自把蕙送上花轿，眼睁睁地看着她们成为冤魂。
第十一章 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 第六十三节 痛苦的人最不轻松
曹禺的剧作《北京人》中的曾文清被封建宗法文化，以及体现在这种文化的北平士大夫生活方式，销蚀了他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春天放风筝，夏夜游北海，秋天逛西山看红叶，冬天早晨在霁雪的窗下作画。寂寞时徘徊赋诗，心境恬淡时独坐品茗。北平士大夫的闲情逸致，将他陶冶成一个懦弱懒散的生命的空壳。对生活的厌倦、失望，使他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到不想感觉自己的感觉。这种生活方式使它很痛苦，看起来轻松的日子其实内心里很负担很重，他不敢表达对愫方的爱，无可奈何地容忍思懿的淫威。为打发寂寞的时光，他自暴自弃，染上了吸食鸦片的嗜好。愫方鼓励他外出谋生，可不久他又不由自主地回来。就像他自己养在笼子里的鸽子已经不会飞一样，他也丧失了生活的勇气与能力。他最终因对自己的绝望而自杀。
他的悲剧实际上就是痛苦的人无法消除自身痛苦的悲剧。
第十一章 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 第六十四节 快乐的人最自我
郭沫若的《天狗》就是一首天狗快乐的赞歌，他最张扬自我了：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X光线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能量的底总量！
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
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便是我呀！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第十一章 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 第六十五节 痛苦的人充满仇恨
曹禺的剧作《原野》中有这样一段：
小人仇虎身有两代似海的冤仇，前在阳世，上有老父年迈，下有弱妹幼小，都为那杂种狠心的焦连长所害，死于非命。我的老父弱妹两口，现已拘在阴曹地府，方才他们所供句句是真，无一是假。我在阳间，又被那杂种狠心的焦连长勾结那贪官污吏，陷害小人，把小人屈打成招，下狱八年，害成残废。杀了小人的老父，害死小人的弱妹，打断小人的大腿，强占小人的田产，都是那狼心狗肺的焦连长。
仇虎的命运是不幸的，它是痛苦的，这使他充满仇恨，决心报仇雪恨。《原野》以莽莽苍苍的原野为背景，展示了复仇者仇虎之前所经历的精神折磨，与复仇后的恐怖、惊慌、悔恨，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分裂与心理幻觉。
第十一章 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 第六十六节 快乐的人与神最接近
郭沫若的《女神》之《凤凰涅槃》中有这样一段：
我们欢唱，我们翱翔。
我们翱翔，我们欢唱。
一切的一，常在欢唱。
一的一切，常在欢唱。
是你在欢唱？是我在欢唱？
是他在欢唱？是火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
只有欢唱！
只有欢唱！
欢唱！
欢唱！
欢唱！
快乐的人与神最接近。
第十二章 快乐的实现 第六十七节 坚持正道
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描写土地改革的史诗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