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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乐趣是思考问题。一向颇为严肃的梁漱溟在家里亦不苟言笑，在梁氏兄弟的记忆中，父亲的确很少开怀大笑，但是他并不认为梁漱溟先生在家庭里是一位古板的人。他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梁培宽对此印象颇深：“父亲当时做乡村工作的时候，大家一起谈到各自的爱好。有人说喜欢下棋，有人说喜欢旅游。问到他，他说，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种种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但从后来者的角度回溯，梁漱溟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到今天，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不能轻易断言。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梁漱溟说道：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中，*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1966年，“*”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梁漱溟参加政协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搞糟了，“*”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10个月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先生坦然告别人世。有人慨叹，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会呐喊、激愤、忧伤、痛苦，而这常常不免伤及他们的身心，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甚至使他们短寿。像梁漱溟这样，一辈子都直道而行，却又能活到95岁的高龄，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存的奇迹。
第十一章 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 第五十七节 快乐的人心理健康
王统照是卓有成就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著名诗人，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丰硕成果，充实了新文学的宝库。王统照的《微笑》也是一篇值得玩味的小说。顽劣不化的阿根，由于一个俊丽妇人的只是轻轻的微笑，居然启迪了心灵，从此走上正道。这也即是对人生爱与美的解答。王统照在《给范煜王逐、李树峻的信》中说，美育能将人们“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烦闷一概排除了去，使人生达到完美安善之地。快乐使人心理健康。
《微笑》其实由两个故事构成，一个是盗窃犯的故事，另一个是杀人嫌疑犯的故事。前者写青年阿根，曾与小偷一道作案，分得三吊大钱与一件半旧的青绸女夹袄，胆怯而忐忑不安，后又在北风谋冽的大雪之夜，他单独带着匕首，偷盗小烟酒铺的十二元现洋，一叠子铜元票。在窃取过程中，他听到五十多岁老板的笑声与病中老妇的呻吟，看到二十多岁少妇熟睡中的白脸与细眉。他的情绪变化多端，始而悲哀惶恐，继而妒忌、愤怒。及至服刑。之后，“仍有无限的感慨”、“颤栗与悲戚”。在王统照笔下，阿根不是浑浑噩噩的小偷。他有鲜明的爱僧，在被押解的路上，看到衣饰华丽的贵妇的“一笑”，心里骂着“不知耻的淫玩物”，；又因记起冬夜老妇的哭声，便痛恨那些巧言与伪行的魔鬼。对于那些庭丁、警察，他没有“少微露出一点乞求与望怜悯的态度。”他并不恐惧，反而流露出“冷酷与嘲笑的气概，甚至“用大而有斑的眼睛”，威厉地回敬警察对他的“注视”，而使警察“低下头去”。当他被关进又黑又阴湿的充满恶臭的小屋时，索性狠狠地吸气、吐气，“仿佛对于人间威权作消极的反抗。”他不守狱规，好反抗，时常激怒看守，而挨饿挨打。他蔑视那些叹气、抽咽、狗一般地趋奉狱卒的犯人，视为“没骨头的狗男女”、“猫窠中的鼠子。”他明知不可力抗，便打砖墙，打自己，充满了复仇的情绪。他根本不听假日“讲演员”“虚伪的鬼话”，在这无聊的时间，敢于细致地观察女犯的容貌、肤色与衣服，甚至端详个别人的肉型、发型、神态与眼光。他在狱中习木工，半年后出狱，成为一个有些知识的工人。后者写一个美丽的女囚，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