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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张学良被监禁在高雄，不久迁往新竹的井上温泉，后又搬到草山北投复兴岗附近一所爬满绿藤的平房里，直到今天。从表面看，这里似乎并不是象想象中的那样戒备森严，对晚年的张学良的看守比起当年在大陆是放松了一些，但警戒并未解除。在他周围“照顾”他的人，从秘书到厨师，甚至看门人和清扫工人，都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如今，荷枪实弹的士兵不常见了，但还有便衣特务在这座院落的四周进行监视，只不过由于形势的变化，他们不再象过去那样兴师动众，耀武扬威，而是采取比较隐蔽的方式来做这些“工作”，实际上张学良的磨难和不自由程度与当年在大陆时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张严佛说：
一九四七年十月，……我由上海坐飞机到了井上温泉张学良被监禁的地方。那里是高山族聚居之地，树木参天，峰峦起伏，风景优美，温泉硫磺质的，最适于疗养，井上温泉就以此得名。张学良连同刘乙光和一百多人所住的房子都是原先招待游人旅客疗养的住所，有网球场和温泉浴室，在那里两山之间还有一座铁索桥，面对高山，下横流水，足有四、五十丈高，十分壮观。我到后第二天，刘乙光就赴台北市休假去了。关于张学良的看守警卫日常工作，我叫刘乙光交给他的一个助手多负实际责任，以便我腾出工夫来和张学良攀谈进行考察。
刘乙光暂时离开了，换上一个伪善者，张学良思想上稍为松了口气，比较高兴一些。刘乙光走的那晚，我在张学良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尽情倾泻了。他谈到了十年期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到了十几年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妻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抱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几乎一字一泪，痛哭不止；赵四小姐也坐在一旁揩眼泪。当晚，我们谈到深夜，足有四、五个钟头。第二天早饭后，我又到张学良房子里去，他用毛笔在信纸上写下了夜来他自己作成的一首诗交给我。他说：“你这次来算是难得，这首诗就留作纪念吧！”诗是这样写的：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
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上款写严佛兄存念，下面写张学良敬赠。我在井上温泉一个月，张学良同我所谈的话，已经记不完全了，我现在把印象深一些的写出来。张学良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我心中不平，希望你回到南京把这些话告诉郑介民，就说我要求你转达的。”他说：“……十多年来，刘乙光就把我张学良看作是江洋大盗，惟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我们一到台北，陈仪主席陪我们来到这里，他当着刘乙光对我说，这个地方是委员长来电叫他找好的。我现在的几间房，光线、太阳和建筑都比较好，外面有宽阔的走廊，因为我不好随便到外面去，有了走廊，早晚可以散步，也可以看书报，免得刘乙光他们时时为我操心，岂不很好。而现在刘乙光一家住的那几间房，背着太阳，比较阴暗。陈仪交待刘乙光说，光线好的房间，给我住，刘乙光满口答应了。但陈仪走后，一转眼间，刘乙光就变了卦，他夫妻儿女竟占住了我现在所住的这几间，硬叫我和四小姐住在那边房，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只好忍受了。幸而不几天，陈仪又来看，他觉得刘乙光做的不对，叫他把这几间房让给我们住。初来的时候，有两名下女，陈仪雇来照料我和四小姐的，不几天，被刘乙光打发走了……⑦
读至此，人们也许会问，陈仪是谁？他对张学良的关心不虚伪，颇诚恳，并非奉命行事，这是为什么？他的情况怎样？似乎也需交代一下。
陈仪是国民党军队中一位著名的高级将领，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一九四八年春，国民党浙江省主席沈鸿烈鉴于浙江是蒋介石家乡，且是ＣＣ派老巢，风险太大而决定辞职不干。蒋介石考虑再三，决定请在军界德高望重的陈仪接任浙江省主席。”⑧陈仪是军人出身，执行上级命令不打折扣，所以很快便走马上任了。不料，在此期间却使他得罪了国民党最高当局，惹下杀身之祸，这是非常遗憾的。原来：
当时，国内局势发展很快，国民党政府朝不保夕。陈仪默察天下大势，决心以人民利益为重，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策划迎接我渡江大军。陈仪还亲笔修书致当时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策动他起义。汤恩伯早年读书时，多次受陈仪的帮助，陈仪不仅资助１００元光洋送汤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汤回国后，还不断受到陈的保荐，后成为８９师师长。陈仪对汤有知遇之恩。谁知汤竟恩将仇报，出卖了如此信赖他的陈仪。次年２月，行政院改组了浙江省政府，陈仪被免职，后被软禁于衢州，又于４月２９日被秘密绑架到台湾，囚禁于基隆。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８日晨，执刑官蒋鼎文出现在陈仪面前，将执行死刑的命令递到他的手中。陈仪镇定自若地说：“好吧！”
便嘱唯一随身的厨子为他备水沐浴、更衣。陈仪从容不迫，揽镜整容，打好使用多年的领带。蒋鼎文命行刑军士送来一盘食物，一瓶美酒。陈仪拂袖而起：“用不着，走吧！”两个军士上前扶持，陈仪一摔两臂而拒绝，昂首阔步走了出去，上了指定的吉普车。抵刑场后，陈仪大义凛然，稳步下车，扭项对执刑的人说：“向我的头部开枪！”便大步向前，口称：“人死，精神不死！”陈仪死时，年６７岁。⑨
下面，我们仍书归前题，继续引录张严佛的回忆资料：
张学良说：“今年二月台湾人闹事（指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刘乙光也紧张起来了，那几天，他恶狠狠地盯住了我，好象要把我吃下去，话都不和我说了……有人偷偷告诉我说：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为了防止我越狱逃跑和台湾人民把我劫走，他就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则称为台湾乱民前来劫狱的罪名。我实在不甘心，你不要以为我对你说鬼话，刘乙光的部下与宪兵有大部分我都掌握得了，他们都会听我的话。那几天我老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对我下毒手，我还是引颈就戮呢，还是我先……都是我所极不愿意的。幸而台湾事变几天就平息了，否则，真难说！我今天还能够同你在这里见面……我不把你当部下，你还有你的身价，算我们还是朋友吧，过去的事不过向你说说，消消气算了吧！⑩
张学良在台湾，多年来很少有人去看他，他也很少外出访友。但也有两次例外，这便是１９４７年张治中对他的拜访和１９６３年他与沈鸿烈的会见。
他和张治中是在东北“易帜”后才认识的，但二人颇为要好，据张治中谈，那主要是因为“我喜欢他说话爽快，待人热诚。他也很看得起我。他每次到南京，我们都有往还，后来就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在西安事变以后，我钦佩汉卿的胆量义气，并同情他的遭遇，所以一有机会总想去看看他。”⑾以致在张学良的十年幽禁中，他曾先后二次看望张将军，这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张学良对张治中多年来对自己的关心和友谊深受感动，曾赋诗相赠，诗云：
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唯有清茗对此心。⑿
这首诗很短，文辞也并不华丽，但却情真意切，读之令人叹惋。“结尾一句采用双关手法，既表明了诗人对张治中先生的歉意，又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张将军自认平生行为磊落，如同‘清茗’可鉴日月，蒋把自己囚禁多年是毫无道理的。”⒀
张学良的这种忧愤之情，在他与张治中的最后一次见面时，也有流露，因为自由的丧失给予他的痛苦和压力实在是太沉重了。也许正是因此之故吧，作为他的老友的张治中，才力排众议，不顾风险，一再去到他的身边。在第二次拜访时，张治中还带领着他的全家，并不顾当时台湾官方的阻拦，毅然前往呢！
第三次会见。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十月间，地点在台湾新竹。当时我当西北行辕主任。在为新疆问题极度紧张工作之后，去作休假旅行，到了台湾。张汉卿那时关在台中新竹。当时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是我的学生，我到台湾后即向彭提出要去看张汉卿。彭很犹豫不敢答应。
我当即对彭说：“一切责任由我负，不会连累你。”彭才勉强答应。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清晨，我带着我的妻子、儿女一家人搭火车到新竹……我们是上午十时到的。张汉卿已预先知道，早站在园子里迎接，我这次同他见面，觉得他比从前瘦了许多，也苍老了一些，眼睛显得比以前小了。据他自己说，因为眼睛有毛病，看书很费力。那时陪同他住的是他的爱人赵四小姐。我的家属由赵四小姐和那个刘副官陪同出去游玩，只有我们两人留在屋里谈话，我们谈得很痛快。他说他希望能恢复自由，问我他何时能恢复自由。我安慰他说，国内总要和平的，国共终于要恢复和谈的，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即他恢复自由之时。他听了很高兴。
……我们那次谈话，一直谈到下午四时，临别时，他送我到汽车旁，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他沉痛地说：“我在这里，除你以外，没有人来看过我，我对你实在万分感激！我们这一分别，不知何年何日能再见面！”说到这里，我们两人不禁相对黯然，几乎泪下，我当时心里真是难过得很。⒁
张素我文章除写张学良外，着重谈了她对赵四小姐的印象，她说：
赵四小姐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