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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中不知道谁说，“你老头儿，今天真走时气，遇着了少帅！”“损失赔偿，少帅讲理。”“这是六、七倍的价钱呀！”“他有的是钱，还在乎这点儿？”“那可不一定，有钱的人，吝啬的多着呢！”“少帅恤老怜贫嘛！……”老头小心地揣好了钞票，高兴地走了，周围的行人也散了，我们的马车这才向北陵继续前进。⑿
另一件事是：（霸气 书库 …。。）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学校址在北陵南边，新开河北岸。全校四个学院三千多学生，大都在校住宿。每天晚饭之后，同学们常常三五成群地到北陵丛林间散步。
记得那是一九三○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傍晚，我和几个同学走出西校门，朝北陵方向走去。路过北陵别墅时，见校长张学良将军在几个卫兵护卫下走出大门。
“去、去，远点、远点！”一个卫兵指手划脚地向我们吆喝着。校长看我们佩带着东大校徽，忙说：“别、别，让他们来。”并笑着向我们招手。
我们走过去行了礼，祝了晚安，然后随他往陵里走去。恰好前边有一套石桌、石凳，“我们坐下聊聊。”校长说着，首先坐下，并示意我们都坐下。“你们是哪个学院的？”“文法学院的。”“功课忙吧！”“不太忙。”
忽然一位同学欠起身来说：“校长，我们部队在外县驻防，可以占用农民耕地辟做操场吗？”“不可以，你是哪县的？”“法库县的。”“把详细地址和部队番号写下来。”
他写好后把纸条交给了校长，他略看一下，揣在衣袋里。
“我家经济挺困难，还靠着这块地出钱供我上学呢。”这同学红着脸低声地说。“啊，啊，好，好。”校长点头答应着。
该上晚自习了，于是我们告别了校长。路上这同学自言自语地说：“校长真能管这件闲事吗？”“他公事挺多，那可不一定。”另一个同学漫应着。
过了几天，传达老艾推开宿舍的门说：“先生来信了。”这位同学接过信拆阅后，高兴地站起来，笑着说：“部队把地退回来了，还向我父亲道了歉。校长说话算数，真办事！”……⒀
时光如水，往事历历，从那时至今，转瞬间已过了半个多世纪。想张将军爱国获罪，长期幽囚，无比痛惜。但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一切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事，总是不得人心的，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才特别使人怀念。“谢谢少帅”不是普通的话语，而是人民的衷心感激……
……………………
①②③④ 王益知：《张学良外纪》，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５年第３期。
⑤ 张德良：《论民族英雄张学良》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⑥⑦ 赵新华口述，孙震、何再治整理：《往事的回忆》，载《沈阳文史资料》第九辑。
⑧ 傅德口述，傅庆云整理：《勤务兵的回忆》，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⑨ 卢广绩口述，薛景平整理：《回忆张学良将军》，载《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
⑩ 张魁堂：《张学良是怎样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一文注释，未刊稿。
⑾ 高存信：《白山黑水忆将军》，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⑿⒀ 吴景勋：《轶事二则》，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张学良传……早年的战争
早年的战争
从张学良早年的经历中，不难看到，作为一个自幼处于“东北王太子”地位，年纪轻轻就带兵打仗的年轻将领来说，他能虚怀若谷，团结部属，并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随波逐流，确是难能可贵的。但他的不同凡响处，还不止此，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他也是敢作敢为、雷厉风行的。据说，他有一把刀，那是大帅的珍贵遗物，他很喜爱，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这刀做工精致，锋利无比，刀柄上有一行字，写的是：事到临头须放胆。他很欣赏这句话，而且看得出来，这对他以后的行动也不能说没有影响。
但张学良并非鲁莽之辈。他多思重谋，机敏坚定，终于成为奉军中一员饶勇善战的优秀将领，并在两次直奉战争中显山露水，开始引人瞩目了。
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在１９２２年，不过它的起因却早在两年前就出现了。“一九二○年曹、吴倒段之役，由于当时总统徐世昌的袒奉，奉军进关，唾手而得京津，不但军事上坐收瓜分段派边防军的好处，而且政治上又使亲奉的梁士诒得以组阁。曹、吴看在眼里，恨在心中，而一时无可奈何，因此乃有一九二二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奉军的失败。”①很明显，那时曹锟、吴佩孚与张作霖的矛盾，还是权利之争，因为“自一九二○年直奉两方联合打倒皖系以后，共同的敌人没有了，从而双方又发生了新的矛盾……总的说，直系扩张了陕鄂两省的地盘，而江苏又和直系接近（江苏督军李纯暴毙，直奉双方争夺他的遗缺，亲直系的齐燮元当了江苏督军，使奉方大为不满——引者），这使奉系很不甘心，甚至组织反直同盟，其中赵倜，卢永祥和旧交通系的首领梁士诒等是这一同盟的重要分子。”②经张作霖举荐，梁士诒是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做了内阁总理的，因为他有那样的背景，上台之后自然处处向着奉系，为使其进一步发展军力，曾积极为之筹款。后他的内阁又“有以开放盐行、管理缉私为条件借款九千万之事”，遭致吴佩孚的公开反对，吴通电指责梁的借款是卖国行为，并联合苏、鄂、赣、鲁、豫、陕六省督军省长电请徐世昌速免梁职；同时声称在梁未下台前，他们将采取不合作态度，拒绝接受梁的任何命令。这么一闹，梁的日子固然是不好过的，张作霖也觉得脸上无光。其实，吴佩孚反梁还并不是重要的，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反奉张，要夺权，他们当然很清楚，梁士诒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关键还在于他的后台张作霖。张作霖不甘示弱，遂以“保卫京畿”为名，发兵入关，并也公开指斥曹、吴作乱，破坏统一。直系军阀也不相让，驰电回击，内中有“大浩之篇，入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统一之言，出诸盗匪之口，则为欺世”等语。张作霖闻知，火冒三丈，于是在１９２２年的四月间，双方便兵戎相见，互相攻杀起来。
战争初期，奉军凭着兵多将广和锐不可挡的士气，曾连连得手，打了一些胜仗，尤其西路长辛店一仗，直军大败，几乎不可收拾。可是后来直军忽然反攻过来，并且攻势甚猛，奉军措手不及，有的地方还被抄了后路，终于溃不成军，竟被直系军队打败了，而且，还败得很惨。如果不是张学良和郭松龄率领的新军比较得力，在危急关头，连打了几次顽强的狙击战，张作霖的很多军队只怕是连退路也都会被截断，退也无处可退了。这不能不使称雄一时、纵横无阻的张作霖大为震惊。一想到他的几十万军队竟被吴佩孚这后起小辈击败，就又气又恨，心中象翻了个五味瓶，使他坐立不宁。
但毕竟，这次的败北，也使张作霖那发热的头脑开始冷静了点，他不能不重新估价他的张家军的战斗力了。但是不是直系军队就很强大，或者象有些人所说的，直军的胜利，是由于吴佩孚指挥有方、神机妙算的结果呢？那也不是。奉军的失败，自有其致命的弱点，这是不消说的。但直军的胜利，却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在这次战争中，曾任直方张锡元参谋长的孟星魁就认为“直军的胜利出于偶然和侥幸，还是借重于冯、张等部的客军。”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战争开始时，直军打得并不好，因为当时吴佩孚怕驻防河南的赵倜发生动乱（赵与奉张有旧，有二心），住在洛阳不敢动。直到陕西的冯玉祥（当时属于直系）出了潼关，并派张锡元和李呜钟两个旅先行到洛阳后，他才到了前线，并又急电张、李二旅星夜北上。本来，西路奉军得胜，直军已败，现在援军到达，便又重整旗鼓，“张旅加入西路正面出击，李旅则从大灰厂拊奉军之背。奉军方面认为直军已无力作战，有些麻痹了，现在看到大批直军忽然从正面打了过来，而且还有伏兵抄了他们的后路，被弄得莫名其妙，以为是中了直军之计，于是张景惠下令全线撤退……吴佩孚即令张锡元之旅迅速前进追击，进入天津。这时京津间消息不通，因为东路奉军受西路败退影响急向后转，把铁路电信都破坏了，因而京津隔绝。这时直军实际前进到天津的只有张旅，而奉军不知，几乎草木皆兵……”③
张作霖这一次是栽了个不小的筋斗。而且，偏偏还祸不单行，因为奉军战败，直军又占上风，总统徐世昌又变了脸，下令免除张作霖本兼各职（即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奉天督军兼省长等）要把他赶下台。但这时已今非昔比，张作霖在东北大权在握，凭一纸手令就罢他的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命令发布不久，东三省议会便出面举荐张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干脆宣布东北“独立”了。
但由此事，他也意识到，年纪不饶人，看来自己的锐气已不如当年，思想、眼光也都太陈旧了；军队的武器装备虽然不错，但缺乏训练，纪律不严，还是“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那一套，那能不碰壁呢。还有，过去他总认为，象张景惠、吴俊陞、孙烈臣、张作相和汤玉麟等，都是跟着他一起打天下的患难弟兄，是他的得力干将；而象儿子张学良以及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郭松龄等新派将领，则毕竟稚嫩，是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的。可是这次作战，有两件事使他的看法不能不有所改变了，原来“一九二二年的直奉战争，奉军旧派的军队在长辛店作战，新派的三、八旅在杨柳青以西作战，结果长辛店方面的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