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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嘴上，却还是虚情假意地说：“汉卿，不必难过，等机会再起，报国之日方长嘛，唵，唵，就这样吧，再见，再见。”言毕起身送客，张学良怅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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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引自《文摘报》摘编的陆印全关于宋子文事迹的文章。
③ 李政、徐陆英：《少帅春秋》，载１９８５年８月２５日《电影晚报》。
④ 中东路事件：蒋介石政权建立后，对外执行联美亲帝、反苏反共政策，发生在１９２９年的轰动一时的中东路事件就是他们挑起的。这一年５月和７月，张学良受蒋介石唆使，强行驱逐中东路苏方人员，并对苏作战，结果东北军受挫，被迫议和，同意恢复冲突前状态。
⑤⑥ 刘鸣九：《积极追求爱国统一的张学良将军》，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Ｏ月出版。
张学良传……莫须有公案
莫须有公案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在石家庄与蒋介石的会见，因为聆听了他的不抵抗主义的高论，并执行了他的力避冲突的命令，丢掉了东北，而备受国人责难，那末，这次（１９３３年）在保定与蒋介石的会见，则使他丢官下野，而不得不离乡背井，远走异国，外出考察了，这他怎能想得通呢，这哪里是什么同舟共济，不明明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吗？
与蒋分手后，张学良乘专车返北平，他在回到自己的软卧车厢后，曾伏枕大哭，痛心疾首。当时在他身边的外籍顾问端纳曾好心劝慰，让他“做个大丈夫，要勇敢，要坚强”，但他仍觉得蒙受了很大的耻辱，心头就象有块铅似的，总有一种沉重的压抑感。返回北平后，他沉痛地说：“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们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之后，这个罪名要背到哪天呢？”
赵四小姐非常同情少帅的遭遇，常在旁安慰他，并同于凤至一起帮他处理各种公私事宜，做出国的准备工作。她还语重心长地对张学良说：“汉卿，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端纳先生说得对，要‘做个大丈夫，要勇敢，要坚强’！照我看，在当前形势下，你勉强支撑华北这个危局，难处不少，你虽名为中央军委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有权指挥和调动华北所有部队，可他们中不少人原本是冯玉祥、阎锡山的部下，过去跟你们都是冤家对头，你想他们能心甘情愿听你指挥吗？你指望他们积极地去支援东北军，进行保卫热河之战，这现实吗？再说，东北沦陷后，国人不知内情，对你的指责不少，你又不便将真相公之于众，所以趁此机会到国外走走，休息一下，从长远考虑，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绮霞说的对，汉卿，你不必难过，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只要身体好，有东北军十几万将士的协力支持，收复失地，重返故乡的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于凤至也关切地为丈夫排解忧愁。
被特意请到北平顺承王府来话别的东北军的一些主要将领，这时也一致表示，请他放心，他在国内也好，不在国内也好，他们都一定带好队伍，保存好东北军这支部队，珍惜这抗日的基本力量，以便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把鬼子赶走！
张学良看到部属团结，抗日的决心很大，心情激动地说：“感谢诸位对学良的厚爱。大家都已知道了，我很快就要出国，但我不打算在国外久留，不久就回来。在当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我本不想离开部队的，但人家催得急，甚至连出洋的手续都替我办好了，怎能不走？不过，大家也不要误解，这次引咎辞职，对国家对个人皆为必要，蒋先生是为大局着想，对本人也是仁至义尽，大家服从蒋先生，就是服从我，对不起蒋先生，就是对不起我。所以，我走以后，你们更要以大局为重，好好地干，要团结对敌，共赴国难。东北，我们是一定要收复的，不收复东北，我对不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也对不起先大帅在天之灵。现在，中央给我们河北这个地盘子，由孝候（于学忠）负责，一定要全力以赴，守住我们的防线。”
张学良离开北平的头一天晚上，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又陪他去中和剧院看了在北平的最后一次戏。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在与这座古都告别的前夕，还要再到这个剧院来看戏呢？想来定是他们又想起了两年前的那个不平静的夜晚，那晚他们也曾在此看戏，戏未看完即退场，那时张学良是根据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命令下令将东北军撤至关内的，现在正是这个荒唐的命令使他失信于民，而不得不下野出国了。也许正是由于触景生情，感慨万端，以求从苦闷中得到一点解脱吧，所以他又在两位女士的陪同下，来到了这个在他的人生旅程中一再出现转折的场所，忧国忧民的张学良陷入了无限的惋惜、惆怅和悔恨之中。
但在那时，人们对张学良并不了解，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的内幕，国人皆蒙在鼓里，所以人们把一腔怨愤之情全倾泄在他身上了：出于义愤，批评他软弱，是“不抵抗将军”者有之；故意制造谣言，借题发挥，向他大泼污水者有之；由于不知真情，对他多有责难，甚至捕风捉影，搞出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情来的，亦有之。前面曾经提到的马君武的诗《哀沈阳》，便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一个事例。
马君武的诗，初见于何报？国人的反映究竟如何？笔者未曾详考，不过，张学良和于凤至、赵四小姐最初看到时，确是吃惊不小。当时他们是在一张《重庆日报》上看到的，气是气，但那反映却也颇为不俗：
于凤至和赵一荻在房中说着话，忽听张学良从六国饭店回来了。于凤至向赵一荻笑道：“瞧他准要发火的！
小妹，你看看，这张报纸是否也要拿给他看呢？”赵一荻接过一看，原来是一张《重庆日报》，她拿在手里翻了翻，发现上面几乎全都是谴责、咒骂张学良不抵抗的文章，她气得胸口起伏，愤然道：“真是岂有此理！怎么能把不抵抗的罪名统统归罪于汉卿呢？你看这首诗，写得简直狗屁不通！”
于凤至见赵一荻气咻咻的，把那报纸揉成了一团。于凤至却夺过来，在膝头上展平，叹息道：“小妹，这样的报纸给他看看也是件好事。他现在是吃了蒋某人的迷魂药，死心塌地为他受过！如今汉卿已成众矢之的。如何了得？让他看看老百姓怎样在报上骂他‘卖国’，也好让他认清一下蒋某人到底是人是鬼！有什么不好？”赵一荻听于凤至说得有理，连忙颔首同意。
门外一阵橐橐的皮鞋响，张学良满脸怒气地走进门来，见于凤至和赵一荻正在那里瞟着他冷笑，更加发怒了，道：“大姐，咱们结婚十几年，我还真想不到您会这么冒失！”赵一荻不以为然地说：“大姐办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张学良道：“你问她，就知道。你们知道魏道明和郑毓秀到北平来干什么吗？唉，可您为什么不通知我，就一个人到六国饭店把郑女士从宴会上找出来，向人家募起抗日的捐来？亏您想得出。现在让您把事情闹大了，郑女士和魏道明被您弄得下不来台，两人都不辞而别了。”赵一荻高兴得拍起手来叫：“走了好！”于凤至道：
“我名为募捐，实际就是要撵他们回南京。汉卿，你也不想想，现在东北国土沦陷，在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候，你这个东北子孙为何陪他们这些达官贵妇跳舞取乐呢？”张学良一脸沮丧的神情，颓然地坐在椅子上。他的心里充满了矛盾。他痛心疾首地说：“大姐，别人骂我，我不恼。
可你我朝夕相处，难道还不知我是何用心？东北丢了，我张汉卿恨不得碰死，以去耻辱！这魏道明和郑毓秀，本来就是蒋介石派来观察我张汉卿动静来的。您说，我不苦中作乐，又有何办法应酬？”
张学良一席话，说得于凤至和赵一荻良久沉默无语。
他们都深深理解张学良的话是发自肺腑的真诚话。忽然，赵一荻打破沉默说道：“汉卿，你看看这几句诗。把你和我都骂得淋漓尽致了。连我和朱五小姐，还有电影明星蝴蝶（应为胡蝶——引者）也都沾了光。其实，你明明只和蝴蝶见了个面（胡蝶本人说没有见过面，这里似欠确切——引者），哪里在一起跳过舞呀？”
张学良接过那张《重庆日报》，见第四版上果然有一首打油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鬼子进奉天。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锣鼓正相催。
奉天已陷休回首，
且抱娇娃舞一回。
于凤至和赵一荻盯盯地瞅着张学良，知道他读罢这诗，定会大发雷霆的。你看他那双手真的哆嗦起来了，脸色由青变白，由白变红。渐渐，张学良将一腔莫名的委屈、愤懑和懊恼，克制下去。很快就平静下来，冷冷一笑，把那报纸掷于几上，说道：“骂得好！”
于凤至和赵一荻一惊：“骂得好？”张学良也不解释，只是追问：“这诗是什么人写的？”赵一荻气咻咻地说：
“广西诗人马君武！”张学良又把报纸拿来，上下看了一回，说：“九·一八事变，对我张学良不满，百姓对我恨之入骨，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他相信我张学良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马君武用诗来刺激我，是让我奋起抗日，有什么不好！不过我张汉卿的苦衷天下人怎么知道？大姐，小妹，我已经派人带着我的亲笔信和黄绫子，回东北去联络旧部了。马占山和苏炳文也打回了江省！我相信日本人是不会长久的！……”①
由上面的这段记述看，在那个时候，尽管张学良的看法还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但他能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就说明他还是爱国的，是要抗日的，东北的沦陷，他确有难言的隐痛与苦衷。
马君武是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写此诗？当时人们是怎么看的？马君武对抗日问题的认识有无变化？与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