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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帝希求长生，身边聚集了不少道士为他炼丹药，这些丹药中有不少属于春药。中国古代春药配方很奇怪，其中一味名叫“天葵”，即少女处女初潮经血，此物可提炼出一种名为“红铅”的粉剂。嘉靖帝后宫“饲养”了不少这种产“药”的少女，为了大量采集她们的经血，御医、道士们又强迫她们吃药，使她们经血过频过量，以供皇帝“炼丹”。最有可能的是，宫中已经为此祸害死许多少女性命，杨金英等人觉得反正是死，不如先弄死这魔头皇帝再说，情急之下，才想出用绳勒帝的下策。只可惜，死结不能收勒至紧，又有人临阵逃脱告密，数位奇女子终于未得成功。
试想一下，十几个十五岁左右的小姑娘，齐心合力在大龙床上想勒死一个三十六七岁正当壮年的皇帝，此情此景只能用“壮烈”二字来表示，但是如果上镜头上文学剧本的话，就稍显暧昧。所以，即使在极左年代，也很少有人渲染此事。
严嵩当政三年多，同为阁臣的有礼部尚书张壁、吏部尚书许赞，张壁病死，许赞又被严嵩排挤，削籍而去。
嘉靖帝是昏君，绝非庸君，他逐渐觉察到严嵩在朝内遍植党羽，行事蛮横，便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底重新启用夏言。夏言自回老家后，当地小官待他也傲凌不礼。老夏悒悒不乐，每逢元旦、皇帝生辰之日，他肯定上表称贺，自称“草土臣”，嘉靖帝“惭怜之”，便又召回了这位昔日宠臣。
夏言卷土重来，不仅尽复原官，又加太子少师，位在严嵩之上，重新成为首辅。
经过一次大起大落，夏言根本不吸收教训，以为大权重掌，对严嵩的态度变本加厉。
朝上，凡是军国大事草章拟旨，根本不和身为次辅的严嵩商议。同时，他大兴报复，逐个搜捡严嵩安插在政府内的心腹，尽数逐去，且声言要追查深究。
慑于夏言声威，严嵩不敢出面相救，内心衔恨至极。特别让严嵩感到可怕的是，严嵩之子严世蕃当时任管理财赋的“尚窦司少卿”，招财纳贿，克扣贪污，被夏言侦知得一清二楚，凑足证据后准备自己直接上奏给皇帝。
严嵩闻之大惧，领着儿子亲自到夏言府上乞求首辅放自己父子一马。
夏言称病，不见。多亏严嵩以大笔金银买通夏言门人，父子二人直入夏言榻下，长跪泣谢，一把鼻涕一把泪哀求首辅手下留情。夏言妇人之仁，见老乡这么低三下四的孙子样，心一软，又想把此把柄捏住日后更好调度严嵩，便把案件置之不报。严嵩父子心内愈恨。
另一方面，锦衣卫都督陆炳因触猛法禁，夏言准备严办，吓得这位特务头子也不得不亲自入宅跪求夏言法外开恩。大学士无长虑，挥挥手斥出，表示这次就算了。
鹰犬小人当然得罪不得，陆炳由此深恶夏言，并渐渐和严嵩父子搭上线，时刻准备着搬倒夏言。
夏首辅为人自视甚高，嘉靖帝常遣小宦官们来递送文件，他对这些人爱搭不理，视如奴仆。反观严嵩，每次有小公公到来，无论官阶高低，他一定亲迎出门，执手延坐，并信手把几大锭黄金塞入公公们袖中，让诸人感觉如沐春风。
这样一来，皇帝身边的太监们平日家长里短，没一个人讲夏言好坏，但皆齐口赞颂严嵩“仁德”。
嘉靖帝小人心态，时时遣小宦者们偷偷去看阁臣们在干什么。严嵩自然事先知悉，每每大半夜还正坐于值房，挥笔凝神，白头发丝乱动，为皇帝撰写“青词”。至于夏言，小宦者们便回报说，夏大人总是早早回家，与宾客饮酒欢宴。长久已往，嘉靖帝日益对夏言不满。
严嵩本人的“处世为人”，并不属于嚣张狂妄类型。特别是对于内廷宦官，老严竭尽“礼貌”。一宦者曾对朝臣讲：“我辈在大内日久，见时事凡有几变：昔日张璁先生进朝，我们要向他打恭；后来夏言先生入宫，我们只平眼看他。今日严嵩先生来，都要先向我们拱手拜礼才入宫。”
这一记述，一直被各种史书转载，以证明明朝太监的日益跋扈。其实，转载者大多不明就里，因为他们弄不清楚如下事实：嘉靖朝是除朱元璋时代以外，宦官最“老实”的时代！那位宦者所说，不过是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严嵩为人的阴柔罢了。
过了两年多，严嵩看准时机，以“河套之议”的机会，终于扳倒夏言，并把这位比自己年岁小的“老”上司送入鬼门关。
当时，都御史曾铣总督山西，此人很有军事才能，数次领兵打败侵入河套地区抢掠的蒙古部落，便上疏提出恢复整个河套地区的计划，永逐“套寇”。
疏上，夏言觉得自己二次入阁，怎么也要在任上弄出点真格的大动静，以彰显自己能耐，便立即推举曾铣，向嘉靖帝进言恢复河套。帝王自然都有扩疆拓土的虚荣心，嘉靖帝心动，就多次让夏言拟旨褒赞曾铣，准备给他增兵增饷，立下不世之勋。
但是，开边动武，后果难测，一直沉迷于道教的嘉靖帝行事后心中又后悔。
严嵩揣摩到嘉靖帝心意，极力陈言不可兴开边衅，并搬出明英宗时代的陈年老事，连蒙带吓唬，弄得嘉靖帝十分后悔，便生气夏言当初出这种馊主意。
夏言不知道嘉靖帝心理上已经发生了九十度大转弯，不停上言，催促皇帝下旨出兵，并要求赐与曾铣誓书御剑，给他以专戮节帅的职权，以保障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览奏，嘉靖帝心甚恶之。
可巧，北京忽刮大风，澄城山地震山崩，迷信的嘉靖帝觉得这是上天示警，更绝了兴兵的念头。其实，当年夏天，陕西已经发生过山崩和地震，这种大灾大难在旧时代皆被看作是“上天示警”，地方官立即上报，皆被严嵩扣住不发，他要等到最佳时机上报。所以，趁着北京大风的当口（大风这种灾异，古人认为是边地开战的预兆），看准了嘉靖帝正欲静下来做祈祷长生的斋醮仪式，严嵩马上连同陕西地震山崩当“天警”一同奏上。
见到天警报告，吓得迷信的嘉靖帝心慌意乱，忙问严嵩有何办法可以“转祸为福”。
严嵩老人精一个，下跪自劾道：“复河套之议，实是以好大喜功之心，行穷兵黩武之举，上干天怒，为臣不敢反对夏言，一直没有依实上奏，请皇上您先处理我的失职。”
嘉靖帝不仅没处理严嵩，还挺感动，觉得严嵩是铮铮直臣，同时他更恨夏言和曾铣没事找事。
很快，言官们纷纷上言，极陈不可开边衅。由于先前已经连下数诏褒扬曾铣，嘉靖帝一时找不到台阶下，便手诏示问廷臣：“今逐套贼，师（出）果有名否？兵食果有余否？成功可必否？一（曾）铣何足言，如生民涂炭何！”
手诏一出，群臣立刻嗅出味来，从前依违夏言的官员们也“力言”不能挑起战事。
夏言这时才感到害怕，上疏谢罪，并指称：“严嵩在阁中一直与我意见一致，现在他却把一切过错推于臣身。”
嘉靖帝见疏，更怒夏言推诿责任，并斥他“强君胁众”，命令锦衣卫把陕西的曾铣逮入京师。
这时候，先前夏言得罪过的锦衣卫都督陆炳终于找到时机，与严嵩在刑部的心腹一起捏造罪名，以边臣向辅臣行贿和“结交近侍”的罪名，杀掉了曾铣。隆庆初年，曾铣得以平反，赠“兵部尚书”，谥“襄愍”。
此时，嘉靖帝对夏言还未动杀心，只是尽夺其官阶，下令他以尚书身份退休回家。
行至通州的夏言听说曾铣在京师问斩的消息，惊吓得从马车上掉下来，大叫道：“唉，我这番死定了！”情急智生，他忙上书给嘉靖帝辩冤，声称一切皆是严嵩倾陷他。
此时，写这些东西，对嘉靖皇帝不啻火上浇油，他马上严命众臣集议夏言之罪。
刑部尚书喻茂坚不忍置夏言于死，便奏称夏言应该论死，但身为辅臣，可以援引明律“八议”中“议贵”的条目免于一死。嘉靖帝大怒，斥责喻尚书党附夏言。
更倒霉的是，恰巧有蒙古人部落入侵居庸关，严嵩抓住这个碴子，坚称夏言兴挑边衅，导致国家不宁。
这样一来，夏言自然逃不出被杀的命运。他被锦衣卫从老家抓回京师，弃斩西市，时年六十七。堂堂大明首辅，竟在闹市被切。此后，朝中大权，悉归严嵩一人。
夏言被杀，其实当时还有不少人拍手称快，因为此人的个性过于张扬。身为官场老人儿，此种霸道张扬的为人处事之道，肯定会得罪许多人。
严嵩与夏言之争，绝非是日后严嵩败后说成的“正邪之争”，仅仅是“正常”的官场恶斗，谈不上“正义”站在哪一方上面。
所以说，官场是个大染缸，在极权制度的圈子里面，即便本性是正人君子，如侥幸不败，也只能大多浮沉取容。否则，轻的是贬官，重的则是脑袋搬家。
独相二十年——严嵩秉政时期的贪横误国
严嵩于嘉靖二十年八月八日为相，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去位，二十多年来，最大的过恶如下：其一，信用心腹赵文华，使东南倭患愈演愈烈；其二，清除异己，继杀曾铣、夏言之后，又在嘉靖三十四年杀杨继盛，使明朝首先开杀谏臣之恶例，随后又杀沈鍊和王忬，命令虽然皆出皇帝“圣裁”，主谋皆是严氏父子；其三，贪污纳贿，在朝内结党营私。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侵袭明境，严嵩向兵尚书丁汝夔授计说：“地近京师，如果兵败难以掩盖，一定命令诸将不要轻易与敌交战，他们饱掠后自会离去。”
可见，严嵩作为相爷，在军国大事上确实没什么远计和魄力。丁尚书傻不拉叽，惟严相国所指，传令诸将勿战。本来明朝大多数军将饮食终日，皆怯于战斗，有了兵部长官的命令，都大松一口气，互相戒嘱传言：“丁尚书讲不要与敌交战。”
这下可苦坏了百姓。他们饱受蒙古人烧杀抢劫，官军皆龟缩于坚城之中，不做任何御敌的行动，连姿态也不做。民间大愤。
俺答汗的蒙古军队撤走后，老百姓纷纷上万民书，矛头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