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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闻言大怒，怒目对弘光帝喝道：“北兵（清军）至，犹可议和。左良玉至，我君臣死无葬身之地。宁可君臣同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
于是明军皆从江淮沿线回撤，死保南京不被左良玉军攻破，却任由清军纵横直前。
左良玉率大军抵达九江后，患急病而死。而他手下人数达数十万的明军，全都为其儿子左梦庚所掌握。这一行大军沿长江浩浩荡荡而来，不是抵击清军，而是沿途大肆劫掠。黄得功的一支明朝单军一边要抵抗清军，一边又要与左梦庚部队作战。
左梦庚在板子矶被黄得功打得大败后，听说清军已至，便率全军投降，并成为日后灭亡南明的主要军事力量。
清军以满汉大军进围扬州的史可法。此前一年，当时受史可法辖制的镇守徐州的李成栋早已因兵力不支带领四千明兵投附清军。
清豫王多铎带着大军猛攻扬州八天。1645年5月20日，清军以死伤数万的代价终于破城，并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大屠杀”。80万人死于清军刀下。这些杀人的“清军”中，有很多人是左梦庚、李成栋这样的“前”明军。
大清军队直向南京逼来。弘光帝仍旧醉生梦死，麻木不仁。兵临城下之时，他还忘不了派人四处逮了数万只癞蛤蟆剥取蟾酥以做春药使用，并叫来戏班子连夜通昼地演戏。
6月3日夜间，过足戏瘾饮足酒的弘光帝忽感大事不妙，只带着两个贵妃和几个太监，骑马冒雨悄然遁出，奔向黄得功处，又一次把他太后母亲扔在城里不顾。不过，这位太后成为奸臣马士英的一件挡箭牌，他挟持着这位不太老的老太太向浙江逃去。
马士英这样考虑：清军知道黄得功收纳弘光帝，肯定会猛攻。如果黄得功侥幸胜利，马士英有“护送太后之功”；如果黄得功失败，清军会继续猛追弘光帝，能使他自己赢得时间，更便于逃命。
黄得功看见狼狈落汤鸡一样来奔的弘光帝，悲从中来，失声痛哭，说：“如果陛下您死守京城（南京），臣等犹可尽力借势作事，奈何听信奸人之言轻出，进退何将所据？为臣营垒单薄如此，怎能护卫陛下安全呢！”
不数日，清军还未追到，已经投降了清军又想新立大功的叛将刘良佐先到了芜湖。他身后，跟着降清的明军和为数不多的满清旗军。
黄得功率军与刘良佐对阵，互相劝说对方投降。交谈间，刘良佐手下将张天禄忽发暗箭，正射中黄得功咽喉。
这位忠心耿耿的明朝大将在马上奋力坐稳，大叫一声：“我黄某岂可为不义屈，今日死国，为义也！”言毕双手握住喉头之箭用力自刺，落马而亡。
刘良佐等人挥军进攻。打清军不行，打自己人却又猛又勇，投降的前明军刀矛挥舞，杀声阵阵，明军落水被杀而死无数。
本来隶属于黄得功的左协和右协两个总兵不由分说，冲进船内，背上了弘光帝就向刘良佐投降。
刘良佐立刻把这位南明帝王交给清军，附一纸条：献上皇帝一枚！
多铎把弘光帝押送北京，打入囚牢。转年五月，这位贪淫好色的南明皇帝被杀于北京，结束了他可耻可恶的一生。
一年之前，弘光帝在南京登基之初，不仅保有半壁江山，而且名义上受其统辖的军队有近百万之众（高杰四万，黄得功三万，刘泽清三万，左良玉八十万，安庆、凤阳、淮安驻军三万，黄斌卿二万，李成栋四千），即使刨去各军虚报的水分，六十万军队的人数肯定没有问题。而且，明军可挟正朔必复之威，怀哀兵必胜之心，如果同心协力，君臣协睦，即使恢复不了全部疆土，保住半壁江山应该是绰绰有余。
从力量对比看，虽然明军中有不少昔日的“贼军”和诸路杂牌，但清军也好不了哪里去，其中也有不少首鼠两端、惟利是图的汉军。假使弘光帝是才能平平的庸主，有史可法、黄得功一班忠臣良将内外护持，偏安一隅保持明系一脉还是非常可能。偏偏这一帮人上昏下暗，只知争权夺利，大敌当前仍旧沉湎酒色财气。所以，再有二十个史可法，也难保弘光朝不亡！
嘉定三屠百姓切齿
——李成栋亲手策划的大屠杀
南明弘光朝覆亡后，以钱谦益为首的朝臣多送款迎降，劝多铎说：“吴地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毋须再烦兵锋大举。”虽然文人无骨，此话水分也不是太大。除了太仓农奴为了抢夺先前的主人造过几次反外，江南大地一时还真没什么对清军太大的袭扰。各地乡绅为了自保，也纷纷在城墙上大书“顺民”二字。钱谦益与各地乡绅的信中也称大清“名正言顺，天与人归”。尤其是对扬州大屠杀的恐惧，一向生活安逸的江南人民在心理上确实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开始认真思考顽强抵抗后的毁灭后果。
让人极其骇震的是南京和扬州的结果昭然在目——“扬州十日”杀了八十万人；南京在弘光跑后由赵之龙、钱谦益等人手捧明境图册和人民户口向清豫王多铎行四拜礼献降，二十余万兵马束手投降。清军兵不血刃，果然没有大行杀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确实为江南士绅民众在心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日本人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实际上也是天皇裕仁和日本大本营默许的，其最先目的也是想效仿满清当时的大屠杀以达到“震慑”中国人心理的目的。殊不料，世易时移，中华民族心理日益坚强，大屠杀反而更加激起同仇敌忾之抵抗决心）。
偏偏就在此时，清廷忽然下了一道“剃发令”。本来，在1645年6月，清豫王多铎还下过一道命令：“剃头一事，本国相治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仅仅过了一个多月，摄政的多尔衮下令所有汉人都必须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而这一忽然而来并导致数百万人头落地的命令，竟源于一个无耻之极的汉族降臣孙之獬。
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中进士。此人因人品低下，反复无常，一直郁郁不得志。清军入关后，老哥们求官心切，是第一批摇尾乞降的汉官，并当上了礼部侍郎。为报新主提拔之恩，一时间又想不出什么平定大计，孙之獬就走个“偏门”——主动剃发。
孙之獬老小子前脑门一溜精光，后面也拖个大辫子，穿上一套四不像的满服，施施然来，上朝时想博个满堂彩。不料，当时汉人官员仍是博冠大袖，汉人装束，见这么一个老狗不伦不类，都心中觉得可笑又可鄙，扬袖把他排挤出班；满族官员自恃是统治征服民族，也都纷纷脚踢笑骂，把他踹出满班。
恼羞成怒加上气急败坏，孙之獬下了朝后就立马写了一道奏章，向清世祖建议在全境范围内给汉人剃发，其中有几句话直挠清帝（也就是当时摄政的多尔衮）心窝：
“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
清帝顺治当时年仅七岁，全权大事全部由摄政王多尔衮一人说了算。多尔衮等人本来就是北方武人性格，被孙之獬这一阴激，深觉其言甚是有理。而且，早在比1644年多尔衮入关之前，满人大学士希福已在盛京向朝廷进献了满文写的辽、金、元三朝史料，想使这些过往“异族”入主中原的历史经验“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其中最主要的警示，就是防止上层“汉化”。特别辽、金两朝，“汉化”最终导致了皇族的消沉和委琐懦弱。
孙之獬的进言，正好挑起多尔衮的警惕之心，他想先从形式上消除“汉化”的潜在危险——好！我先下手为强，先给全体汉人来个“满化”，强迫剃发！
这下可好，本来渐趋平静的江南地区顿时如水入沸油般四处暴散起反抗的怒潮。“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一直以孔孟伦理为原则的中国人，无论官绅还是普通百姓，都不能接受自己在形象上变成野蛮的“夷狄”。即使是统治中国近百年、残暴横行的蒙古统治者，也从未下令要汉人改变装束。
一朝天子一朝臣。以家族宗法儒学为源的中国人，或许能把朝代兴替看成是天道循环，但如果有人要以衣冠相貌上强迫施行历史性的倒退，把几千年的汉儒发式和盛唐袍服变成“猪尾巴”小辫，这不仅仅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侮辱，简直就类似“阉割”之痛。而且，以“夷狄”形象活着，死后都有愧于祖先，没有面目见先人于地下。
如果从文化、财产、等级等等方面，士大夫和平常民众还存有歧异的话，在这种保卫自身精神和风俗的立场方面，所有汉人几乎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原本已经降附的地区纷纷反抗，整个中国大地陷入血雨腥风之中。连真心归附清朝的汉人学者也在笔记中愤愤不平地记述道：“我朝（清）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其实朱元璋下令是遵依唐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服大袖，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孙之獬）羞愤上书……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国之民无不人人思螳臂拒车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孙）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研堂见闻杂记》）。
不过报应真迅速。三年多以后，因为受人钱财卖官，孙之獬受弹劾，被夺职遣还老家淄川。这老贼恰好赶上山东谢迁等人起义。义军攻入淄川城，孙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口被愤怒的民众一并杀死，备极毒惨。
孙之獬本人被五花大绑达十多天，被押期间五毒备下，义军百姓在他头皮上被戳满细洞，人们争相用猪毛给他重新“植发”，最后，还把他的一张臭嘴用大针密密缝起，然后把他肢解碎割而死。
“嗟呼，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