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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完成还相去甚远，关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写了大约有五万字的草稿，都放在国内，关于援越抗法我只写了个提纲，还画了个草图，都在黎东辉那里。所以，我可以跟你长谈，至于援越抗美，我只能留到回国后再说。历史，越往后看得越清楚，现在国内那个样子，我看，连我写的抗战部分和解放战争部分都成问题，当时的领导差不多都打倒了，历史都要重写。
孙洪林凄苦地叹了口气，吸了几口烟，他的思绪好像也在吐出的烟雾之中，我不想提醒他也不想打扰他，任凭他的思绪随意飞翔，他好像从回忆的漩流中飘浮上来，说得非常随意：
“这几年，我在这个竹棚里读了很多书。”他指了指小书架，“我看了《东周列国志》，看了《战国策》，还看了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富勒写的《西洋世界军事史》。……”
我走近他的书架，意外地发现还有一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王伯祥选注的《史记选》。我告诉他，这些书。在国内已经当作四旧和封资修给扫掉了。
“那部‘格兰特船长’是乔干事借给我的，”孙洪林说，“有时我也需要消遣消遣。我不懂文学创作，可是，我希望你这次来越南，不只是写些好人好事，要写得大一点，高一点，要讲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要光写革命性和优良品格，还是写点智慧，还要有点哲理。……如果你只写些‘铁锤响叮当，汗水湿衣裳’，我早向你声明过，我是不想看的！”
我不由地笑了，反问道：“你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指什么？能谈得具体一点吗？……”
“当然可以，就说冯子材抗法取得谅山大捷之后，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和《中法天津条约》吧，许多史书上都斥责清政府腐败无能，是历史上少有的‘战胜求和’的外交失败，《中法天津条约》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我并不想替满清政府抱屈，也绝不否认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这是现实。可是，这种简单的结论虽然没有风险，却没有历史价值和思辨色彩，没有写出满清政府为什么‘战胜求和’来！是的，国家弱了，就要被人家欺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总有个利弊权衡。……”
说到这里，孙洪林沉思了一下，有点愤慨；
“辱骂弱者指责失败者是最保险的，可是，对人对事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才会公正，谁敢说列宁与德、奥集团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是丧权辱国呢？根据条约，苏俄不但丧失西部大片领土和外高加索的部分领土，而且还交付了大量的赔款。如果我来写这个条约，我就要写出那时的全局来，写出那时的背景来。……”
“是啊，是啊！”我表示赞成他的观点，我说，“关键是能不能彻底取胜，如果不能彻底取胜，就不如乘初胜而收场，这时的谈判是有条件的，可以讨价还价，可以取得对方的让步，如果打败了再求和，那只能是城下之盟了，无条件投降，割地再加上赔款。……”
“在这方面列宁的解释是完全正确的，当你病在床上，强盗持枪抢劫，你不交出钱包，就连性命也搭上，如果交出钱包，等你养好了身体，不但把钱包夺回来还可杀死强盗。不知进退不懂屈伸，那是愚蠢，不是勇敢。……”
“左派幼稚病嘛。……这些话在国内是不能谈的，现在只是关起门来说。”
显然，我的这种推心置腹使孙洪林甚为感动。倾诉衷肠这是一种人生的精神需求，尽管有“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还是有人甘冒惹祸之险而仗义执言。人人都珍惜自己久久思索的成果，渴望得到友人的承认或是换取更深入的交流。像我们这种没有利害冲突的朋友关系，最容易畅所欲言。
“不综合就不能分析，这就需要了解当时的历史全局。”孙洪林回到藤条沙发上，扳倒第一个指头，“一，首先看谅山大捷消灭了多少敌人有生力量，有的史料说近千，其实法军伤亡还不到三百人。当时法军败退的主因是统帅尼格里受了重伤。……战争，并不是一次胜负就决定结局的，如果法军再继续增兵，冯子材还能打胜吗？历史上不是有百战百胜一败而失天下，百战百败一胜而得天下的先例吗？再看条约：清政府下令越北战场的中国军队分期撤回国内；法军则解除对台湾和北海的封锁。这算不算是一种让步呢？……可以研究。”
“问题是不能只盯着中法战场！……还要看看有没有后顾之忧，”
“完全正确。”孙洪林兴奋得拍了一下茶几，“中法停战协定是1885年4月签订的，在此之前（1884年12月4日）朝鲜发生了‘甲申政变’，日本利用政变插手朝鲜事务，1885年3月，日本派全权大使与清政府谈判‘甲申政变’后的朝鲜地位问题。这是明目张胆的趁火打劫，为了腾出手来对付日本，不能不在4月4日匆匆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不然，你就会腹背受敌，遭受日、法两强的南北夹击。……”
“这是清政府的一种痛苦的选择！”
“或者叫弱者的选择！”孙洪林同意说，“或者叫别无选择！就像富了必然放债，穷了必然借债一样，弱了就要挨打。……”
“如果按某些史料批评的那样，当时清政府根本不要跟法国、日本谈判，坚决与他们死拚到底，结果会怎么样？”我说。
“你这是向小学生提的问题，鸦片战争打过没有？甲午海战打过没有？……哪一次不是战败而后割地赔款？当今世界，仍然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如果当时，清政府不签停战协定，把兵力财力投入越南抗法战场，日本从朝鲜进入东北，沙俄也趁机扑来，英国也不甘落后，再来一次北京失守，圆明园已无物可焚，故宫却可以燃烧，那时，会不会被史家指责为不知进退，不懂得乘胜谈判见好快收呢？……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研究。……”
“历史就像一盘走过的棋，胜负已经不可更改。”我慎审地说，“如果复盘分析每一步的得失，那就会气象万千，肯定会争论不休，甚至会推磨。对于中法战争的结局，应该怎样认识，按利弊互见的法则那就很可能众说纷经，因为我曾经参加过编写军史的讨论，大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因为未发生的事情，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可变因素太多了。那时，我们在研究一次战役中，是不是应该对敌人的后方兵站作一次偷袭，有人说偷袭成功，对战役必然产生有利影响，但有人却认为偷袭不成功就会给战役带来很大不利。到底成功还是不成功，那就看当时双方的智勇状态，谁也无法预计到当时有多少偶然和意外，一次应该成功的伏击，很可能由于一个战士走火招致失败。……”
“当然，当然，”孙洪林因我对他的论点略存异议而变得振奋起来，“凡事总有上中下三策，但也看客观的条件，曹操和袁绍对起阵来处处得心应手，和诸葛亮对起阵来就败走华容小道，所以很多兵家因为把握不了客观变化，往往陷入迷信，用占卜来决狐疑。……”
“这就是矛和盾的关系，矛利则盾不坚，盾坚则矛不利。是吧？……”
“历史既是死的又是活的，所以，我希望你把这段历史写活，而不是写死。因为许多真理和谬误都是相对的，还要分阶段看，所以历史不断地重写。你说秦灭六国是好还是坏？你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好还是坏？暴力和掠夺是资本主义得以成长的摇篮。可是，如果美洲还是印第安人的天下，还有没有现代文明？除非人类再回到原始状态。可是，原始状态就是合理的幸福的吗？原始人的生活会不会更悲惨、斗争更惨酷呢？人类应该向何处去？过去我们走苏联十月革命的路，今天，我们却要打倒苏联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日本侵略中国，当然是坏事，可是，不妨想一想，如果没有八年抗战，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是工农红军在西北再来一次长征呢还是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呢？还是新军阀依然连年混战不休呢？……”孙洪林忽然停住了，欢快地笑笑，“我们这样胡思乱想，是不是滑边了？滑进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圈套里去了？”
“是的。”我也欢快地笑笑，很久没有这样的畅所欲言了，“这不但滑进祸福相生的怪圈，而且也陷入了人性是善是恶的争论中了，是善推动历史还是恶推动历史？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就像你说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通过暴力的恶来实现的，那么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进步就成了善，这是不是恶的行为结出了善的果实？这个善的果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在作恶？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又在四处掠夺，给世界制造苦难？就像眼前美帝在越南一样？”
“所以，我希望你能写出这种历史的复杂性来，就像刚才说的历史这盘棋，仅仅是复盘是没有意思的，不能只记载黑白双方的胜负经过，要像围棋挂盘讲解它的每一步棋的得失一样，讲清楚它为什么这样走？是怎样思考的？是高招还是失误？刚才我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这个意思，败棋中有高招，胜棋中有失招，连古人都知道恨而知其善，爱而知其恶，知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不然，那历史记载还有什么看头？”
“这一点，我也深深地思考过，你的意思我完全懂得，也很赞同，无非是把历史事件中的哲理挖出来，把‘所以然’找出来，这也就是说找出历史之魂魄来，有魂，历史就是活的；无魂，就是一堆废墟。……在国内时，我和许多作家讨论过这些问题，尤其是英雄要不要写缺点的问题，阶级性和人性的问题，我们批判过苏联文学中的《一个人的遭遇》和《第四十一个》，这里特别强调了作家的立场和人生观问题，在国内，这些话是不能讲的，你在境外三年，没有直接的感受。我是观潮派，逍遥派，看得就比较清楚。在出国前，各省市和军区传达了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叫《八·九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