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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群是跟着牧羊人走的。于是保脸公司就把一世和二世的保险单注销。送牛奶的就拒绝给他们送牛奶，杂货店商人就不卖食物给他们。沃伦把他们的存款都冻结，银行就拒绝兑付他们的支票。在1942年初一段时期内，加利福尼亚的白人对美籍日人愈来愈担心多疑。州政府向美籍日人暗示：他们是不是愿意搬到内地去。接着三个星期里，接受这个暗示的就有八千人，他们处境之困窘，可见一斑。
这并不解决问题。这只是将问题往别处转移了一部分。种族主义的病菌继续扩散。内华达州律师协会通过决议，说：“如果日本鬼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市是危险的话，那末他们来到内华达州同样也是危险的。”爱达荷州州长蔡斯·克拉克对新闻界说：“日本鬼生活象老鼠，繁殖象老鼠，所作所为也象老鼠。”阿肯色州州长霍默·艾金斯跟着也宣布“我们州的人民对日本人的风俗或怪癖都不了解。把任何日本人安置在阿肯色州是否明智，我有怀疑。”堪萨斯州州长佩恩·拉特奈命令州警察禁止日本人汽车往州内开来，他解释说“堪萨斯州不要日本鬼，不欢迎日本鬼。”
这八千人背乡离井，生活愈来愈困苦不堪。在理发店窗子挂的牌子上写着：“日本鬼来刮胡子，发生意外事故概不负责。”饭店橱窗挂的牌子上写着：“老鼠、日本鬼，本店一概毒杀无误。”加油站不肯卖汽油给他们。他们弄不到水，甚至公共厕所也不让他们进去。有五个二世到了新泽西州，一个农民把他们雇用了，当地治保委员会就把这个农民的谷仓付诸一炬，还声称要把他的幼儿杀掉。一个二世姑娘在丹佛市找到一个职业，想到教堂做礼拜。谁知牧师亲自在门口挡驾，他说：“你去你们自己的教堂不是更好些吗？”陆军中将约翰·德威特是美国西部防务司令部司令，也是个菲律宾问题的老手，他认为让美籍日人在农村里到处流浪，这办法不管怎样说也是很蠢的。“日本鬼总是日本鬼呀，”他说，“不管他是不是入了美籍，也没有什么两样！”
加利福尼亚州催促联邦政府采取行动。罗斯福给这个问题弄得厌烦了，而且他正全神灌注着各个战场的战况，就把这事交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当时陆军部长助理麦克洛伊去处理。他只提出一条，就是要他们尽可能合情合理，合乎人道。史汀生又忙着他自己的作战地图和战局进退，因此便把处理权交给麦克洛伊，后者就成了把美籍日人重新安排定居的重要的积极策划者。按照德威特将军的指示，陆军部外侨处处长卡尔·本德森少校，本来拟好了一个疏散计划。他在旧金山对这个计划进行最后修改的时候，麦克洛伊突然在2月8日打电话给他说：“我们想怎样办就可以怎样办，总统方面是不成问题的。”德威特本来已经签署了本德森的草案，听见这样就立即把计划寄到华盛顿去了。
六天之后司法部长比德尔力劝罗斯福采取谨慎态度，他说，“这件事军队方面并没有将决定告诉我！”可是在这当儿他正在和内阁实权人物史汀生斗法，后者觉得一定要支持麦克洛伊和德威特。比德尔在二十年后提及这事时说：“当时史汀生显然并不认为必须大规模疏散。如果史汀生坚决反对，总统本来会接受他的意见。再说，如果……我当时力劝这位部长顶住他的僚属对他施加的压力，结果可能也会不同。但是当时我新进内阁，不愿意对老一辈的政治家坚持我的观点。”
那个星期六，又发生一件事。沃尔特·李普曼也参与进来，后来比德尔的僚属们都认为他的意见是决定性的。李普曼在2月14日发表专栏文章说：“日本人在太平洋沿岸侦察，想对美国防务进行试探，已历很长时间，这是一个事实。”华盛顿不愿采取“大规模疏散和大规模拘留的政策”，他是理解的。可是“太平洋沿岸已正式划为作战地区，有些地方随时可能成为战场。宪法上没有规定任何人可以在战场上居住和经商的权利。”德威特将军也不可能提出比这更加有力的理由来。内政部副部长福塔斯和战时安置署署长米尔顿·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都接到通知要配合做好这件工作。2月19日总统签署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陆军部划定“军事区”，可以不让“任何人或一切人”进入这些地区。
这不是一件值得罗斯福夸耀的事。他大笔一挥，便把一批清白无辜、莫名其妙的人们交给德威特自由摆布，这些人象其他各族大多数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一样，比以前的殖民者还更忠诚于他们入籍的国家。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年的一世种出来的水果和蔬菜，就占加利福尼亚产量一半以上。按美国的传统标准衡量，他们已奋斗成功。至于二世，还只是十多岁或二十来岁。他们土生土长、在加利福尼亚公立学校中教育长大，无论讲活、衣着、行为举止以至跳舞，都和他们的白种同学并无不同之处。
按照德威特的解释，总统第9066号行政命令规定自愿迁居于3月27日结束。日裔只有四十八小时来料理家务，结束生意和处置家产。他们到新地区定居，只准携带个人衣物，装在手提箱里。剃刀和酒都要全部充公。私人投资和银行存款都要没收。没有上诉或甚至抗议权利。这样一世就丧失了价值七千万元的农地和设备，三千五百万元的水果和蔬菜，接近五亿元的年度收入。储蓄、股票和债券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3月30日星期一，从黎明开始，德威特的第20号平民迁离战区的命令，就象防疫通知书一样，一张张钉在日裔的各家门上，这次行动有如军事行动那么迅速。对那些初学走路还不会讲话的婴儿，每人发一条标签，等于行李那样处理。不久，卡车队就在门前停下。士兵们就在人行道上喊着：“日本鬼出来！”这个命令叫起来象安·弗兰克在荷兰的人行道上听到的德国士兵叫喊“滚出去，犹太人，滚出去！”一样令人胆战心惊。卡车把他们运到十五个集中区，其中有华盛顿州亚克麦市的一个酿酒厂，加利福尼亚州帕萨丁那市的玫瑰碗体育场，以及在圣·安尼塔市和坦佛兰市的赛马场。住在赛马场的条件最差，一家家就住在马厩里。
这些集中区只是临时集中区。这点在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和福塔斯的报告中就说得很清楚。犯人们（他们现在的身份就是犯人了）都发了身份证，他们的衣物和人身都要不时受到检查。政府准备着建设十一个巨大的“安置中心”，虽然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这件事。由于各州州长们对他们既然不表欢迎，安置中心就只能设置在联邦政府的土地上——那就是国内最贫瘠荒芜的地方。
总统本人从没有视察过这些阴冷荒凉的营房，但有一次他称之为“集中营”。情况确是如此。一个六口或七口之家配给的“住房”只有二十英尺宽二十五英尺长。没有一间装上煤气炉或自来水。一排营房共用一个洗衣间、一个食堂、一个厕所和露天的淋浴间，妇女在那里洗澡，哨兵完全看得见的。怕羞，是一世和二世妇女同她们的祖先共有的特点。可是当她们提出这问题时，监视她们的哨兵就说算了甭提了。她们现在不已是美国人了吗？
在内华达山脉东部的惨淡凄凉的地带，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荒凉孤寂的欧文斯山谷，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偏僻荒芜的锡斯基尤县的图利湖畔，他们要度过未来的三个年头。在铁丝网的重围内，在瞭望塔上的强光探照灯每晚照射着他们房子的情况下，他们挣扎着，尽力保留一些战前的生活习惯：教养他们的孩子，参加教堂礼拜，举行了一千一百二十次婚礼，五千九百八十一次洗礼和一千八百六十二次葬礼。
他们的事业应该是每一个相信自由的人的事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后来称之为“美国历史上大规模侵犯公民权利最严重的一次。”可是当时一般舆论并不这样看。如果联邦政府要听信加利福尼亚人的意见，这些营房也就很可能改为永久的了。别人怎样议论是一回事，那里的种族主义者可不打算让美籍日人获得自由。最高法院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甚至最高法院对维护公民自由也并不热心。1944年12月18日星期一，法院把裁决公布。这样的裁决，在和平时期是不可想象的。法官道格拉斯对是否合乎宪法的向题，避而不谈。法官布莱克在这个现在研究法律的人都还认为很不好的决定中写道，加利福尼亚一直受到入侵的威胁，军方的权威是最高的权威，反正这些日裔并没有因为种族偏见而被驱逐！（对此，罗伯茨、墨菲和杰克逊提出不同意见）。在两个问题上法院出现了分歧意见。一方面它认为大规摸疏散是正确行使进行战争的权力，另一方面它又裁决说，继续拘留并无不忠嫌疑的美国公民是没有理由的。于是在12月19日，军方又开始把美籍日人运回太平洋沿岸，——但他们受到反日的治保队员们的围殴痛打，共有五十七起。赫斯特系报纸更火上加油，它狂热地报导图利湖营的所谓犯人暴动，以此作为这些被拘留的家庭“不忠于国”的证据。
可是图利湖并没有发生过暴动。在整个拘留期间，无论那个营里，都未有过骚乱。美籍日人不管受到怎样虐待，还是那么爱国，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他们以使人难以置信的克制精神，接受一种双重的标准。举个例说，请一个白人实习医生作一次检查和小手术要付五百元，而旁边一个有经验的美籍日人医生，做着同样工作，只得到十九元。他们种树，为发展人造橡胶做试验，为陆军招兵画宣传画，明知没有报酬。使哨兵迷惑不解的是，他们每天早晨集合，升起星条旗，行升旗礼，童子军的军鼓军号队（每一个营都有一个）还奏着美国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