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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传真的服务，《生活》周刊在1936年、《展望》周刊在1937年也相继采用有线传真照片。美国人开始习惯于所谓形象的概念。有了这些，再加上1935年的另外两项新玩艺——辛辛那提市首次举行的夜间棒球赛和罐装啤酒的生产——当时十几岁的青年将来成为中年人后的各种常见的娱乐也就具备了。
阿瑟·谢尔曼的拖车制造业在1933年的百日新政期间渡过了难关，很快就成了美国发展最快的工业。一年之内，在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素塔市就集中了二千辆拖车和住房车。那时人们仍旧觉得美国青年是爱搞机械的，《机械画报》中最引人注意的东西是通用汽车公司的独立前轮悬置。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小艾尔弗雷德·P。斯隆是这祥描述这种装置的：“用最简单的话说来，这就是给汽车装上了膝关节。每个前轮都有个软弹簧，各自与底盘相连。要是路面有个墩或者有个坑，各个前轮就独自缩上去或者伸下来，就象膝关节把一条腿提起或者伸直一样，对于另一条腿或全身的平衡都没有影响。结果是受到颠簸的是车轮，不是乘客。”轮子就象膝部那样动，妙不妙！可是就是艾尔弗雷德·斯隆（或者阿瑟·谢尔曼）也不能预见美国人后来会那样开汽车到全国各地跑，也意想不到州际公路网遍布全国的情景。
1935年初次听到三十年代新音乐——摇曳音乐。一年前，吹奏单簧管的本尼·古德曼每周薪水只有四十元；为了改善自己的境况，他组织了自己的乐队。他起初运气并不好。8月21日晚，他的乐队在洛杉矶市帕洛玛舞厅演奏合同将近期满，没有人愿意续订合同。乐师同舞客一样，听厌了那些甜蜜温柔的狐步舞曲。古德曼决计降格采用乐队在非正式演出时喜欢用的摇曳的节奏，奏起弗莱彻·亨德森改编的那支曲子来。（亨德森是黑人，白人舞厅经理不让他出场演奏。）突然间，听众听到铜管猛吹，鼓声大响，萨克斯管长鸣，再加上一些火辣辣的独奏者，包括本尼在内，轮流起立，在聚光灯下即兴狂奏，把音乐主题大事渲染。结果全场如感电震，顿时活跃起来。一夜之间，二十五岁的古德曼在娱乐业中就登上了宝座——成了摇曳音乐之王。
并不是人人都喜欢这种音乐的。有一位心理学家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摇曳音乐“有危险的催眠性”，因为演奏者“故意把拍子弄得……比人的脉搏还快”，可能“打破过去的传统”。可是三十年代的特点是各种年龄的人都有自己的摇曳音乐。古德曼、阿蒂·肖，格伦·米勒和汤米·多尔西（多尔西即将在费城由尼克松主办的大戏院音乐会第一次登台，演奏《玛丽》，这是令人难忘的表演）在帕洛玛、罗斯兰、萨伏依、好莱坞的巴拉丁、格伦岛等舞厅成了那些身披蒂勒纱、脚穿白麂皮鞋的青年舞客的偶像。可是此外还有儿童们喜爱的摇曳音乐（斯派克·琼斯），中年人喜爱的慢拍子的摇曳音乐（凯·凯泽），老年人喜爱的拍子更慢的摇曳音乐（盖伊·隆巴多、韦恩·金和文森特·洛佩兹），甚至还有知识界的摇曳音乐，这是在卡内基堂演奏的，在那里可以听到微妙复杂的、为听觉最灵敏的人而作的乐曲。那时唱片制造业已经复兴，各种形式的摇曳音乐唱片都可以买到，蓝鸟和德卡牌每张三角五分，哥伦比亚牌每张五角。趣味的多样化，或者象某些人所说，趣味的巴尔干化，是三十年以后的事。
当时所有各种表演艺术都存在着这种不分对象的情况。把电影分成X（禁止儿童观看）、R（只准家长陪同观看）、GP（一般观众都可看）三类，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所有影片都必须是人人可看，因为每星期有八千五百万美国人看电影，多数是全家去的。美国家庭着电影，每年平均要花二十五元，按大萧条时期的票价计算，这个数目是惊人的。全国有一万七千家电影院，比银行还多，等于旅馆数的两倍，百货公司数的三倍。每家电影院一年放映一百至四百部片，影院老板没有时间把它们一一审查。幸而当时有海斯检查处，后来又有布林植查处代他审查（不过这对于电影艺术却是不幸的）。天主教道德同盟在1934年开始严密监视好莱坞，影片的镜头里不得有人长时间接吻，不得有通奸行为，不得有裸体婴儿，已婚的男女也必须两床井列，各睡一床。银幕上的语言，用他们当时的话来说，要“绝对纯洁”。有一回，丹尼斯·金唱了一句“去你妈的勃根地酒”，观众大为兴奋，好象有个赤身露体的女人突然跑来。连影片名称都要洗一洗干净。“荡妇”被莫明其妙地改成“贞妇”，“好姑娘也到巴黎去”被改成“好姑娘到巴黎去”。这种审查之所以可能，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的道德标准。正如梅·蕙丝后来所说，“我们唱歌时，连屁股扭一下都不准。”她主演了一部影片，其中有这么一个场面：卡莱·格仑说，“亲爱的，你需要休息——让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吧。”她摸摸头发，用舌头舔一下牙齿，问答说：“那算得是休息吗？”布林检查处一时疏忽，让它通过，人们就布置纠察线，禁止看她的影片。《生活》周刊出了一期“婴儿的出生”专刊，竟要打一场官司才能发售。《时代》周刊严厉批评了厄斯金·考德威尔的小说《上帝的小园地》，它说“美国出版界近来有一种倾向：尽可能出版接近违禁的东西”。
对电影进行审查，还反映出当时美国人心情恶劣，不想电影描写实况，而想靠看电影来逃避现实。约翰·多斯帕索斯写道，好莱坞“一角五分廉价拍卖色情和梦想。”其实，即使在大萧条时期，一角钱也买不到多少色情表演，因为那时同现在一样，黄色电影只有少数观众爱看。可是，梦是人人爱做的，所以逃避现实的东西，观众最普遍。美国人不分老少，不分信仰，都爱看“叛舰喋血记”、“马卡小姑娘”、“正月船长”，巴斯比·伯克利歌舞片，以及阿尔弗雷德·希契科克的惊险片。1935年，这些影片开始在美国出现了。
看电影在这个时期具有一种特殊的气氛，麦格那银幕上的形象和福克斯声带放出的声音（这时不再用维他风唱片配音）只是造成气氛的因素的一部分。凡是放映机放映出的东西都有助于造成这种气氛。一场连映两部正片固然是重要的，星期六分部连映影片和特选短片——例如先来一部特里吞动画片，再加上一部百代公司新闻片，一部西尔马·托德－帕齐·凯利喜剧片，一部菲茨杰拉德的旅行纪录片（“……就这样，我们向风景如画、爱好和平的德国告别了”），这也很重要。还有彩票专场，餐券专场，玩宾戈赌，弗利牌双泡口香糖，彩色包书纸，“宝宝”牌巧克力软糖，脚下踩着一地爆玉米花，在后排座位还有不少人动手动脚偷情。最重要的是，银幕上出现的脸蛋、神态、身段全都在黑暗中引起无限幻想。有了电视以后，电影的神秘气氛就开始消失了，但是在没有消失之前，它的力量极大。戈尔·维达尔借迈拉·布雷肯里奇的嘴说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于那些已经上学读书可是还没经历第二次大战的青年人，1931至1945年的电影在性格上影晌最大。他的话也许是对的。
也许我们应该说，他只说对了一半。除看电影外，三十年代另一种重要的家庭活动是收听广播。同电影一样，广播也处在严格控制之下。全国有九百个广播电台，其中七百个归入四个广播网；全国广播公司（红），全国广播公司（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当时的广播节目，也比今天的电视节目内容纯洁。今天的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还有一些转圜的余地，但是在三十年代如果儿童节目的广播员以为人家听不见他的话，说了一句“那些小杂种大概会老老实实地听一会吧”，那他就完了。当时那个闪闪发光的轮状话筒收下的不论什么东西，全家都很注意。全国广播公司（红）所播放的“一个人的家庭”是长期受欢迎的节目之一，这可能有代表性。这个书目是诺曼·罗克韦尔式的典型美国故事，每星期三晚上8时有二千八百万个家庭收听。每次开始广播时，总要这样说：这个节目是“为青年一代的爸爸妈妈和他们那些彷徨徘徊的子女广播的”。
对千百万人来说，打开收音机这个动作好象是成规常例一样。听到《明月照山头》不知道是凯特·史密斯，听到《秋收月长明》不知道是鲁斯·埃廷，听到《完美的歌》不知道是艾莫斯和安迪，听到《你我有缘相逢》不知道是鲁迪·瓦利，听到《卡罗来纳之月》不知道是莫顿·唐尼，听到《一想到你》不知道是雷·诺布尔，这样的家庭是少有的，全国最奢名的电话号码是默里山8－9933号，披这个号码，是为了对“鲍威斯少校业余广播”的表演表示意见。在全国听众看来，到了过圣诞节，可是听不到莱昂内尔·巴里莫尔主演的“圣诞颂歌”是不可想象的。听到“这个西部矿区小镇的姑娘嫁给一个有钱有爵位的英国人，能得到幸福吗”这个问题，大概不会有很多人睡不着，但是如果他们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很愚蠢，他们也没发表过意见。由于广播中的情景都留要观众想象，又由于想象出来的东西比无论哪一个二十一英寸电视屏上出现的都丰富多采，所以电视节目无法跟最好的广播节目相比。由埃德加·伯根配音的木佣人查利·麦卡锡表演得那么生动逼真，所以一经介绍，路易斯·B。梅耶，瑞典国王和温斯顿·丘吉尔都不自觉地伸出手来要跟他握手。
广播的吸引力之所以重要，归根到底是由于通过它向着操纵消费社会迈出了第一步。做广告的先驱是美国烟草公司总经理乔治·华盛顿·希尔。正是由于希尔，美国烟草公司是最早出钱收买顾客在广播节目里当证明人的，其中有一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