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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1934年收到的邮件，比全国任何人（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都多，那被毁的教堂早已重建起来（雇用的是不参加工会的工人）。教堂高达七层，顶部是一个高塔，用大理石和花岗石建成、在王家橡树全区都能望见，到了晚上，好些辉煌夺目的聚光灯照射在塔面那个巨型耶稣受难浮雕像上，雕像底下只刻着一个字：“慈爱”。教堂四面石墙上刻着各种各样的铭文，有的摘自《圣经》，有的不过选用同业福利会的口号。《时代》周刊说，“这个慈爱耶稣受难塔使底特律市许多居民想起一个贮藏青饲料的筒仓”，它就把设计师叫做“筒仓查理”。库格林恶狠狠地回答说，《时代》周刊把基督受难纪念堂竟说成了‘饲料筒仓’，这是间接地侮辱了基督，饶恕不得。照《时代》周刊的说法，我们这些从十字架上的受难者那里得到精神粮食的旧教徒和新教徒岂非都是些牲畜，只要吃饱了青饲料就十分满足了吗？《时代》周刊登出了这样十分下流的文章有渎神明。”
从慈爱受难塔的边上望出去，面容痛苦的耶稣看到的景象真是无奇不有：一个汽车加油站挂的大招牌叫“圣殿超级服务站”、一个“圣殿旅店”、还有一个“小花朵夹肠面包摊”。教堂里还有其他小贩叫卖别的货品：印上筒仓查理照像的明信片、经过库格林“亲自祝福”的耶稣受难铸像、《圣经》反犹小册子、布鲁克林区的《圣训报》、在1934年以后还有一堆堆的由库格林主编的《社会正义》杂志（这个杂志在最畅销时曾在美国两千个教堂同时出售）。前来瞻仰的人都要保持肃静——你可能以为这是因为教堂是礼拜上帝的地方，不是的，这是因为在螺旋梯上面的高塔顶上，那位广播神父正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手掌抚摸着一只丹麦种大狗，煞费心思地写他那每周一篇的布道稿。他的任务十分艰巨，这是参观者全都懂得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由于他容易引起争论而不肯再广播他的节目以后，他就自己搞了个广播网，有六十多个电台，经费全由忠实信徒捐赠。他的信徒之多，在基督教历史上是空前的。《幸福》杂志说他“大概是广播史上最了不起的人物”；他所吸引的听众比《阿莫斯和安迪》、《傅曼珠博士》和埃德·温还多。他每周都收到大量的银币，因此成为全国最大的白银投机商。在星期天广播节目里，他把白银叫做“基督教徒的金属”。他接受拜谒，俨如教皇；有时他还赏脸接见总统的私人代表约瑟夫·P。肯尼迪，当时肯尼迪正在尽力斡旋，看库格林和总统是否有意见一致的地方。
这是办不到的。他们俩没有意见相同之处。库格林神父起初支持过罗斯福。他在1932年提出的口号是：“要不选罗斯福就是死路一条。”迟至1934年4月，他还在纽约市希波德罗姆剧院的集会上保证，“我决不会改变我的观点！新政的政纲就是基督的政纲”。提出这个保证未免太轻率了。别的不说，只说一件事吧：他现在拥有五十万盎司的白银，可是总统对白银集团并不打算采取通融的态度。财政部长向报界宣布了白银投机商的名单，其中库格林的私人秘书名列首位，这使这位广播神父觉得十分丢脸。这个难关他本来有办法渡过，因为继伍丁之后当财政部长的亨利·摩根索是犹太人，他可以把新部长说成是“基督教徒的金属”的天生敌人。但是他若不制造新的惊人事件，广播的听众就会减少，所以这位广播神父只好走极端。这样一来，当然不能不与在政治上据中心地位的总统为敌。
库格林的力量越增长，这种敌意就越加甚。他所组织的全国社会正义同盟号称有七百五十万盟员，那些好斗分子还组成了不少打手队，（《社会正义》杂志所谓“小队”），每队三十五人，纷纷上街向犹太人寻衅。他们最爱使用的肇事方法是，碰到已知是犹太人或看来象是犹太人的就向他兜售这本杂志，对方如不肯买，就突然动手揍他。在时报广场的内迪克橙汁分销站前面，他们已多次使用这个方法，因为那里的爱尔兰血统的警察是崇拜这位广播神父的。与此同时，库格林又向罗斯福在劳工运动中的新盟友开火。他攻击美国劳工联合会，建议政府学学意大利和德国的榜样，用命令解决劳资纠纷。雷蒙德·格拉姆·斯温指出，库格林要用的“解决劳工问题的方法是法西斯的方法。”
库格林得到了底特律主教迈克尔·加拉格尔的支持，还声称教皇庇护十一世也支持他。不错，教皇说过，“圣教的每一个教士都必须全心全意地投入为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斗争”，但是教皇的喉舌《罗马观察报》特别指出，教皇所说的社会正义并不是王家橡树那位神父所鼓吹的那种社会正义。波士顿枢机主教威廉·奥康内尔还指摘库格林“向穷人散播蛊惑人心的言论”。这时这位广播神父由于势力很大，态度已经开始狂妄起来。他对教会里的上级人物说，他那个杂志是私人办的，他们无权过问。现在任何人冒犯了他，都要吃苦头。拉瓜迪亚批评希特勒，圣殿教堂就发给他“恶意奖”，说是“故意引起国际的不和”。谁要是自由派，他就说这人是共产党。他对信徒们说，美国各工会都是由莫斯科背后操纵的。忠实教徒必须“想基督教徒之所想，做基督教徒之所做，买基督教徒之所买的东西”，并且提防全世界的犹太人。“如果你要说我煽动人家，那就那样说吧。我就是要煽动。可是可以肯定，我们要战斗下去，而且要战胜。”
1935年初，库格林发表了他那个全国社会正义同盟的极权主义纲领。纲领的第一点就定下了基调：他要求“良心自由和教育自由”，但不要求言论自由——有了言论自由，他那个“广播同盟”就完蛋了——除非由他来管理国家，而这大概就是他心中的目标。同时他又同罗斯福公开决裂了。新政这时成了“犹太人的政纲”。总统成了“撒慌的人”，“反对上帝的”。有一次他在辛辛那提市演讲，还主张“用枪弹”消灭罗斯福。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是个天主教徒，又是欧洲铁腕人物的崇拜者，可是这话连他听了也觉得太过分了。佩格勒在专栏文章中写道，联邦政府调查颠覆活动的人员对待库格林，早就应该采取对待厄尔·白劳德的办法，不应该畏首畏尾，“生怕他会叫嚷要发动一场什么圣战”。
可是迪林夫人并不觉得这话太过分；在这位夫人所列的有势力的共产党人名单中，竟有博拉参议员、蒋介石、埃莉诺·罗斯福、H。L。门肯和圣雄甘地等人。这话也没有使詹姆斯·特鲁不高兴，这位先生是“灭犹棒”（专利证2，026，077）的发明者，那是一根短而圆的棍子，分大小两种，小的供妇女使用。这话也没有使街头鼓吹纳粹主义的乔·麦克威廉斯或极右派知识分子劳伦斯·丹尼斯不高兴。最耐人寻味的是赫斯特报系，他们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赫斯特公开说：“凡是你听到一位出名的美国人被人叫做‘法西斯分子’，你往往可以断定，这人不过是捍卫美国精神的忠诚公民。”自1934年11月起，赫斯特就派了好些记者伪装学生到各大学教室中去，引诱教师们发表一些不落俗套的言论。他说，并没有谁要改变美国的经济制度。要说有，那只有“少数不可救药的不满分子，没有脑筋的大学生和思想混乱的教授而已。”
经常阅读和收听煽动性的言论的人既然有好几千万，有的受了影响，闹起事来，是不足为奇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指出，自1934年6月至1935年6月，“严重侵犯公民自由的案件在种类上和数量上都多于”世界大战以后的任何一年，而且他们这个纪录还是不完整的，因为在路易斯安那州，一切宪法上的保证早已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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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库格林神父是大萧条时期极端派的宣传部长，参议员休伊·皮尔斯·朗格则是大家公认的极端派领袖。广播神父有听众，但是他所宣讲的是虚无主义。他们的盟友汤森博士有一千万追随者，但是他不懂得如何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朗格可是本领最高强的政客，他具备了一切条件：有选民，有政纲，而且本能地懂得该在何时夺权和如何夺权。只有他这个政敌使罗斯福真的害怕。
关于朗格的传说，已经写进了两本著名的小说里。一本是约翰·多斯帕素斯的《天字第一号》，一本是罗伯特·佩恩·沃伦的《普天之下莫非臣民》。至于他的生平事实，至少也跟小说同样地动人。他是在温教区一间小木头房子里出生的，家乡是贫民区，他跟其他穷小子唯一不同之处是独具天才。他以推销“烤得灵”煎油起家，顾客是那些穿背带工装裤的汉子和穿花布衫裙的女人。这些人到死都信仰他。他只花八个月的工夫就修完了杜伦大学法科三年的课程，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特许他执律师业，那时他才二十一岁，这是杜伦大学毕业生中以前或以后谁也没有能达到的成就。后来有一条关于学校教材的法律，下级法院判为不合宪法，他在美国最高法院出庭，证明了这条法律是符合宪法的，由此大露头角。他提出他的论点，事前不用请教法律专家，也不用参考什么法律书，只用一页发言大纲，因此获得了首席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赞赏。
要是不跟美孚石油公司的律师做了一番幕后交易，朗格是决不能当选为州长的。他有空子就钻，但是他不同于新奥尔良市的那些腐败政客，他知道什么是该做的。当时这个州由州外的一些大公司全部控制。全州仅有三十英里柏油路，医院不收没钱的病人，各主要河流上都没有桥梁，全州半数小孩上不了学。在任商业部长时，赫伯特·胡佛曾到过这个州，觉得怪有意思。他甚至嘲笑该州奉为至宝的关于伊万杰琳姑娘的传说①。他说，伊万杰琳来历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