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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公开表示信奉赫伯特·斯宾塞的学说【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年），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社会学上是所谓“社会有机论”的创始人之一。根据这种理论，人类社会就像动物机体一样（如经理部门有如人的大脑、神经中枢），服从生物学规律，因而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阶级关系似乎带有“自然的”和“永恒的”性质。——译者】，就好象有了高级管理人员专用盥洗室的钥匙和共和党的党籍一样。经理人员都坚持说利润动机如何有效，尽管他们自己的经历经常证明这种说法的虚伪性；他们不断拼命工作，尽管税收使他们失去了薪金的很大部分。他们一听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名字就象遵守教仪似的嘘声反对，同时，他们却背弃了由衷地批评凯恩斯的巴里·戈德华特。他们鼓励股东们去想象公司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其实，历来影响很小的公司投资人，到了六十年代更不起作用了。参加他们年度会议的任何人，很快就能看出赴会的一些人所通过的决议，都是根据专家体制所选定提供他们的情报资料作出的。
经济学家曾经指出这种伪装现象。一般是认为不必强调这种两面性，因为并无害处。不过在这种名存实亡的局面中毕竟经常都还是遵守政治道德的。然而，专家体制的欺骗性比外表看来要严重得多。随着约翰逊政权日渐老朽而越南冲突一直得不到解决，工商业家对于示威者把他们当作攻击的目标，谴责他们制造象凝固汽油弹一类产品面犯下了滔天大罪，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对此不能够理解：难道这些愤怒的人不知道企业主同政府天然是对抗者而不是同谋者吗？他们相信这一点，因而认为对任何人都应该是很清楚的。但是这种想法当然不符合实际。实际情况是，到了六十年代后期，艾森豪威尔在六十年代初感到惊恐的军事－工业综合体一直不断地发展，以至美国已经有了——别无其他名称——计划经济。
在1967年，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曾以率直的断言使美国读者大为吃惊，他说“自从大战结束以来，联邦机构一直同美国大公司合作发展尖端技术，”还说“几乎所有美国的主要工业都得到了联邦的大量补助。”这些话似乎很难令人置信。罗斯福的继承者们仍然盘据在华盛顿，他们蔑视经济方面的保守派和货币兑换商；而全国制造商协会中的董事长们谴责华盛顿的政治上的干涉；美国商会的发言人继续解说，政府由于它从来都不制造什么，基本上是寄生性的，而一切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为了谋利而不惜用资金冒风险的企业家。
对于为了歌颂自由企业不惜用报纸上整版广告加以赞扬的儿童摆设的柠檬水摊子，这一切可能都是正确的——可是摆摊子儿童没有父母资助行不行，这一点却没有加以说明——但是对于象到了六十年代占全国工业产量三分之二的五百家大公司，这种说法就完全不适用了。兰德公司的整个预算都由美国空军保了险，它有什么风险可冒？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投资五十亿美元来改进其第三代计算机上的集成电路，既知道每一元开支都有五角大楼作后盾，它又能算冒了什么风险？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为电子仪器小型化进行的工作，在国家航空和宇宙肮行局明知道没有这些仪器，载人飞行到月球就不可能的情况下，又怎能够叫作冒险呢？随着技术的日益复杂和新产品从设计到投产所需时间越来越长，受委托进行创新的公司都要求订立长期合同。企业经理人员和政府官僚目标一致，实际是一起制订预算，作出决定。如果完成的产品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什么也限制不住让公司大捞一笔。他们也往往是大捞一笔的。集成电路——即免除了一连串互相联系的电子部件：晶体管、电阻、电容器、电子管等的微型电路——便是一个例子。没有集成电路，巨大的宇宙火箭就不能从发射台上起飞。集成电路使北极星导弹和折翼式F－111型歼击机的制造成为可能。波音飞机公司的超音速运输机需要集成电路。欧洲制造的协和式的原型样机也需要。欧洲国家的政府不象美国政府那么合作，当欧洲的制造厂需要这种微型电路时，他们只好同制造这种电路的仅有的三家厂商做交易，三家都是美国的：费尔柴尔德公司、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和摩托罗拉公司。他们发现这种装置是昂贵的。
那种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纳税人受到欺骗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政府承担了发展宇宙航行的义务；电子计算机成了国家战略机器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改进运输方法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这一切对国家的威望也有好处。塞尔旺－施赖贝尔就曾不胜欣羡地赞扬美国佬的机灵：“他们近来的革新大都有联邦的金库作后盾，政府资金资助了任何民族从未迸行过的最有利的投资。”光是空间探索的副产品就使我们了解到在真空中工作时所需要的耐熔金属和设备，这本身就是巨大而极其宝贯的收获。由于联邦保证大量支付资金，五角大楼、国家肮空和宇宙航行局、原子能委员会和联邦肮空署才有可能创造出不少奇迹，如果不是这样，这些奇迹可能还得等待一代之久。从发明摄影术到照相机投产经历了一百一十二年（自1727年至1839年）。电话的这种间隔是五十六年，无线电是三十五年。用支付研制费用和保证成果有市场的方法，华盛顿把原子弹所需的这种间隔缩短到六年，晶体管缩短到五年，集成电路三年。对于这种作法可以有理由加以反对，但这种理由是反对进步的。若说这理由能使许多美国人信服，恐怕未必。
但是，要说工业始终拥有自己的主权——说它可以自由反对华盛顿所做出的决定——那是不可能的。由于政府每年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工作的费用达一百五十亿美元，与之对比，企业和私营机构每年此项费用仅只六十亿美元，那么政府居专横的支配地位也就是不可避免了。1929年时，联邦、州、市政府负责美国全部经济活动的百分之八。到六十年代时，这项比例达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之间，远远超过印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比例。按照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计算，联邦资金支付了航空与航天方面研究费用的百分之九十，电气和电子设备方面的百分之六十五，科学仪器方面的百分之四十二，机械方面的百分之三十一，合金方面的百分之二十八，汽车方面的百分之二十四，化学工业方面的百分之二十。华盛顿处于握大公司的存亡于手中的地位。当然这种情况从没有发生过，也没有谁如此粗暴，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提到过。然而，大企业确实已交出了一大部分自主权。
在另一个时候，这种情况可能只关系到很少的一些美国人，关心它的人就更少。社会各阶层都享受着约翰逊富裕时代的生活。除非在严重危机的时代，美国很少担心示威者涌上街头，咒骂政府。大多数的人都同现行的制度有利害关系：各种激进运动在美国扩大影响向来都会遭到挫折。但是约翰逊的年代中还经历着另一种重大的新变化。自从大战以来，全国增加了大量的学生人口。珍珠港事件的时候，达到大学年龄的美园人中只有百分之十五在念大学。到了1965年秋季，其中有百分之四十在念大学——即五百多万年龄在十八岁至二十一岁的大学生。四年之内这一数字将达到六百七十万。这时每年颁发的学士学位几达五十万个。每年用于正规教育的费用超过三百亿美元。事实上，上学成了美国最大的企业，学生成了国内最大的单一的共同利益集团。
这种情况，在美国人口中所有其他的人都是引以自豪的——教育几乎成了一种世俗的宗教，成了被提出能包医一切社会弊病的良方——但是大学生却日益不满和烦躁不安。他们的未来受到越南战争乌云的遮盖，这场战争越来越变得可憎，而且令人感到灰心丧气。他们对进行战争的方式的不满得到全国十五万终身教授——这些人不受外界纪律的约束，他们的职位只有因死亡和个人丑闻才能解除——中成千上万人的支持。最后，许多学生由于觉悟到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很大一部分热情来自其市场价值而感到苦恼。正如其他联邦计划通过创造微型电路推动了工业技术迸步一样，对教育的大批拨款也起了培养未来的技术专家、管理人员和顾客的作用。大学生发现他们获得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在大学的最大收获——之后，人们又要求他们窒息这种怀疑态度而成为企业和政府官僚制度中的齿轮。千千万万的父母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但是他们的子女中有很多人却开始采取另一种看法。他们互相转告：“他们是在用花言巧语蒙骗我们。他们在埋葬我们。我们再不能忍受了。我们要推翻它。”
美国技术一向都是美国的一种力量，是使人惊异而又有时担忧的根源。1853年一份叫《合众国评论》的期刊曾经预言，五十年之内，“机器将从事一切劳动，自助装置将指挥一切，”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谈情说爱、学习和享福。”但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学校园震颤在动乱的边缘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却没有这么乐观。他意识到“我们教育制度有一种过于为经济目标服务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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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来，六十年代的学生大动乱，比当时看来意义要更加深远一些。象1848年横扫西欧的革命热潮一样，这种学生大动乱可能永远没有被人充分了解。它们超越了长期以来前辈的人不敢触犯的民族秩序和文化壁垒。海洋和甚至铁幕都阻挡不住；当哥伦比亚大学发出爆炸性事件，而伯克利的大学处于沸腾中的时候，英国、意大利、德国、荷兰、瑞典、西班牙、比利时、日本、台湾、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校园也都火山似地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