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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拒不散开，坚守着他们的阵地。卡迈克尔喊叫起来：“我们不再逃来逃去了。”但情况并非真正如此，当警察用警棍和催泪瓦斯弹进行袭击的时候，人们逃散了。但是，当金拒绝了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搭起帐篷的提议时，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抛弃了他。其中一人说：“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干自己的。”接着，他们提议，由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不积极支持这次进军，应当将其排除在杰克逊市举行的盛大群众集会之外。金和在进军途中提供了医护服务的一个医护人员志愿组织反对这个决议，但是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和代表年轻黑人的另外两个组织形成了多数，决议获得通过。查尔斯·埃弗斯说：“这很好。等他们全都走了，我仍在这里”。他挖苦地说，进军完全没有注意登记黑人选民的工作。当队伍到达设在杰克逊市的州议会庭院时，乐队演奏着：“当圣徒们开始进军的时候”，这时参加其他民权运动示威活动的老战士们都注意到，以往多年曾与金共同进军的许多白人，现在都没有来。
这当然并不表示自由派从此不再关心黑人的正义事业。这也不可能从此终止已在实施中的争取黑人进步的种种计划。在那同一个月，在密西西比州费耶特进行了六个月的抵制白人商业的运动，以费耶特的各商店雇用黑人职工而胜利结束，同时还关闭了专供有色人种使用的加油站厕所，并录用了一批黑人警察和副警长。在12个月里三次被选入佐治亚州议会的朱利安·邦德，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命令，终于就职了。在塞尔马，吉姆·克拉克县警长由于他的职务需要经过选举，悄悄收起了他的刻着“决不”字样的小圆徽章。但这也无补于事，当根据他反对过的选举法令登记的黑人选民参加投票时，他落选了。
过去，几个黑人得志，全体黑人都感到心满意足。整个种族会因为这少数人的成就而自豪。现在可不是这样了，卡迈克尔引用的一位黑人妇女那年9月讲的一句话，是颇有代表性的：“拉尔夫·本奇吃的饭，饱不了我的肚子。”开电梯的工人和日挣三元的棉花采摘工也要求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些激进分子进行斗争的方法，是绝对不现实的。黑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1％。侈谈黑人革命——1966年已经谈得不少了——是愚蠢的，而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提出要求黑人抵制取消种族隔离，则更属荒谬。
菲利普·伦道夫，震惊于贫民窟的黑人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对抗，在9月竟说：“街头的进军和示威活动已成强弩之末，现在应该结束了。”他提出一个新的办法：“从街头转到会议桌上去。”10月，他本人、威金斯、扬、拉斯廷和从事民权斗争的三名其他的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了一项声明，批判了暴力、暴乱和哗众取宠，并做出结论说：“我们不仅欢迎，而且我们要求美国白人的充分合作。”马丁·路德·金一方面在原则上表示赞同，同时又不肯签字，因为他不想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认为，那些争取黑人权力的发言人，是“肯定地和不可挽回地犯了错误”。
卡迈克尔一度采取调和的路线，把黑人权力重新解释为：“黑人团结起来形成一支政治力量，来选出自己的代表，或迫使他们的代表说出他们的要求……对他们说：‘瞧，伙计，除非你向我们提供多少学校、医院、操场和职业，我们就不会投你的票。’”但他并没有坚持下去。不久，他就不停地告诉他的听众，“如果我们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我们就要把这个国家搞得稀巴烂。”他还号召黑人“用任何必要的武器为解放而战。”在亚拉巴马州的普拉特维尔，他说：“我们来到这里要把这个城镇搞个稀巴烂，我们一定要把它搞个稀巴烂。”他把约翰逊总统叫做“蛮子”、“小丑”、“说谎的人”。他愈益强烈地表明，他和黑豹党人是完全一致的，黑豹党的口号——“权力属于人民”意味着权力属于黑人，而不是属于别的任何人。接着，就像丹东被罗伯斯庇尔接替了职务一样，卡迈克尔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被一名更加激烈的种族主义分子拉普·布朗所代替。当辛辛那提的大部分商业区在恐怖的五天五夜里，被自制燃烧瓶搞得烈焰四起的时候，布朗对记者说，“在这些野蛮的白狗子警察滚开之前”，这里决不会出现和平的局面。接着他说：“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已经宣了战。”
在1966年的选举中，起着强烈的反作用的投票是对于要求黑人权力的一个反应。另一个反应是诸如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之流敏感的政客转变立场。德克森在1964年和1965年，曾经把民权立法作为“合乎时宜的主张”加以支持，但是，他却以1966年法案包含有第四条（“住房不受歧视”条款），而嘲笑它是“一包祸害”，因此使它未能通过。令人奇怪的是，对这些新的好斗分子采取极力批判态度的，却是一家英国的期刊——伦敦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说：“这些‘领袖’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可怕的法西斯式的人物。”这家期刊嘲笑“自由派知识分子”，说这些人“令人感到侮辱地互相转告，美国黑人中间普遍存在的反对白人的情绪，与1943年法国人反对德国人的情绪是相似的。”并说：“抢劫和侮辱白人妇女在过去一直被某些积极分子视为一种‘黑人革命的近乎高尚的行为’。”这杂志还预言说：“美国人民对于这种放肆的暴行所采取的暂时的很不平常的容忍态度，几乎必然要变成白人严厉的不容忍态度。”
与此同时，黑人种族主义分子越来越耀武扬威。黑豹党人在富裕的城市自由派人士中，越来越获得汤姆·沃尔夫尖刻地称之为“激进时髦”的声誉，而那些劣迹昭著的罪犯过去只在警方的案卷中出现，现在却被当做对人类困境具有新见解的观察家加以认真研讨。他们全都是贫民区的产物，而某些人的发迹还可以追溯到近来的暴动事件。罗恩·卡伦加出身于瓦兹地区的下层社会，虽然他否认他的黑人民族主义的组织曾从事暴乱活动，该组织有四个成员已受到此项控告。卡伦加所以名声大噪也是瓦兹的骚乱造成的。关于那次骚动的损失，现在越来越清楚，是无法计算的。某些重大损失几年内也不会看到。这次暴乱的遗产之一是狮鼻似的55－SA型八发22口径艾弗－约翰逊牌的左轮手枪。这支手枪原是一个害怕的洛杉矶人在骚乱发生之后于1965年8月末用31。95元买来自卫的。后来，他把枪给了他的女儿，她又把它给了帕萨迪纳地方的邻居，这位邻居又把它卖给纳什百货商店的一个叫穆尼尔·“乔”·锡尔汗的雇员。最后，乔把它转给他的小弟弟锡尔汗——比沙拉·“索尔”·锡尔汗。在瓦兹骚乱之后的第三年，锡尔汗就是用这支手枪在洛杉矶杀害了罗伯特·肯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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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年一轮的越南历法中，蛇年（1965）让位给马年（1966），随即又进入羊年（1967年）。马年被认为是幸福之年，仅次于大吉大利的龙年，但是，美国在越南的死亡人数，几近一半——2；559人——是在1966年的头十周里丧生的，他们就在那十周之内死于共产党人的炮火和炸弹之下，而且情况表明，这还只不过是开始。那一年美国兵阵亡总数达4；800人。到第二年的5月，美国死亡总数超过了1万人，而且随着战争的延长，死伤数也越来越大。在羊年中，每周平均伤亡人数，较之马年增多33％。1967年死亡人数，则比战争开始以来的任何一年为多。在这同一时期，有5。3万名平民死亡，这是使国内的战争的批评者日益为之忧虑的事。
重大伤亡并没有阻止五角大楼提出变本加厉的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对麦克纳马拉施加压力，要他敦促总统下令轰炸北越的燃油和润滑油供应设施（这被称之为油源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格兰特·夏普海军上将预言说，此举将“使敌人走到谈判桌边来，或使叛乱平息”。麦克纳马拉终于在1966年3月表示同意，虽然中央情报局预先打招呼说，油源袭击并不会使兵员和物资的渗透停止下来。中央情报局是正确的，尽管在战斗中伤亡惨重，沿长达1；000英里的胡志明小道南下的北越士兵的人数，从每月1；500人增为3；500人，接着又增为4；000人。到这一年的年底，武元甲平均每月向南方派去8；800人。不久，年度兵员补充率已高达10万人。
国防部的各研究小组向麦克纳马拉汇报说，虽然不断进行轰炸，游击队流入南方的情况“有增无减”，而且各种袭击对于河内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作战的能力“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这位国防部长亲自飞往前线视察，这是他第八次亲临现场视察。他返国之后，对总统说：“和解的前景，如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比过去更渺茫了。”他还说：“空袭既没有显著影响渗透活动，也没有粉碎河内的士气。”他劝告总统重新估计轰炸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极力反对任何减少空袭的建议。他们在致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争论说，军事局势“在过去的一年里已有了实质性的改善”，并把轰炸称为“一张王牌”。威斯特摩兰将军飞返美国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讲话时说：“在我驻留越南的四年间，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鼓舞……我们已经到了即将看到尽头的重要时刻了。”
麦克纳马拉却并不感到鼓舞。到那时为止，一闪即逝的乐观估计他已经看得太多了。在西贡，他曾同驻在那里的一名部下度过一段使人灰心丧气的日子，这个人告诉他说，官方的充满愉快的调子是骗人的，前途是一个无尽头的黑胡同，根本无光明可言。提供这一情报的人，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实际上，威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