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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佩克托尔斯基在谈到这些有创造性的叫卖商时说：
『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这些人开风气，创时髦，宣扬全国其他人敢想而不敢为的事。他们搞点什么花样，不消几周几月，森林湖镇、圣巴巴拉和交通干线上的同业必然如法炮制。通过象《时髦》杂志上《大家都在谈论……》专栏这样小范圈的传导，他们所规定的一切，十之八九很快就会在贝弗利山、格罗斯角和休威克莱等地方被人接受下来，谈论开来。他们要叫我们买什么，我们可以向上帝发誓，照办不误。』
斯佩克托尔斯基对这种生意经感到挺有趣。别的人则颇多责备之词，说这是蓄意鼓动无理性的行为和凭冲动去购买，构成对私人生活的侵犯，有损于人，说强设的需求乃是奴役别人的一种形式。这些批评家认为，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表面繁荣之下，已能察觉到深刻的动乱征兆。酗酒和服用新镇静剂因而上瘾的人数到了吓人的程度。1957年毒品销售量比战争结束时增加了七倍之多。商店行窃的事也大为增加。伊利诺州某居民区里发现的行窃顾客，并非人们所想的定是贫穷无告的人。据警察局长说，她们一般地是嫁给年收入八千美元的中层行政管理人员的家庭妇女，此辈经常做礼拜，热心于小学家长会工作，参加桥牌俱乐部，是每周花销约五十美元的消费者。
加尔布雷思对于社会的双重标准感到忧虑，他说：“凡是用一定的资源能够提高生产的都是好的，也必然是重要的；凡是阻碍和减少生产的，就都在相应程度上是错误的。”那些宣扬纵情享受和积聚财富的说教者，称颂商品私有，但逃避社会服务——教育、公共卫生、消除城市公害的运动等。加尔布雷思认为，按照这种思路“纯粹拿金钱来衡量，当投机商和妓女，比当教员、传教士、警察所得报酬毫无问题要大得多。”路易斯·克罗南伯格在一篇文章中说，年轻的一代正受到“庸俗化的预处理”，“就象衣料据说受过缩水预处理一样，”埃德蒙·威尔逊写道：“在我们祖父时代宗教所起的作用，现在已由生产、消费和利润来承但了。”他说：这些东西，甚至容不得讨论，因为“它们取代了《创世纪》和耶稣基督的神圣不可侵犯。”在某些观察家看来，广告人员似乎是推销精神病的掮客。沃尔特·李普曼嘲笑他们是“新野蛮人”。加尔布雷思在一段引人注目的文章里指责消费主义，同时为后来的作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据以衡量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那种与此大不相同的社会的基准：
『在今天，即使提出温和批评意见的人，若同一般人的精神状态相比，也似乎象狮子。在今天，按照各种社会准则生活，具有各种政治信仰的人都追求安逸，顺应时尚；而好挑剔的人则被看成是捣乱分子；创造性被看成是破坏稳定性的表现。如果把《圣经》中的比喻稍加修改，在今天，可以说是一邦庸人领着一邦庸人【《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四节有瞎子领瞎子一语。——译者】。』
人们如果对于新的繁荣所带来的五十年代生活方式没有一定的体会，就不可能理解十五年后发生的社会反抗。在这一点上，一如其他方面，时代的特征最容易从新的市郊看出来。郊区并不代表整个美国（比如说简直没有什么人死亡在那里，而且那里也几乎没有未婚的成年人），但的确代表着美国的未来。那里是中层管理人员公余燕居之所；那里是他们的妻子珍视的贝蒂·弗里丹所说的“女性的种秘”；也是在那里，这时的儿童，未来的“嬉皮士”和正派人混杂在公共游欢场跑来跑去。
四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大规模国内人口迁徙，曾在战后年代以稍缓的步调继续进行。整个五十年代，每年都有百万以上的农场主离开农场——到六十年代，战后移居的总数已达一千七百万人。与此同时，一度繁华的城市中心，却被遗弃了——成为穷人的聚居区和富人的经营点。其他的人纷纷避开，搬到市外去住。甚至象康涅狄格州的斯特拉特福那样在战前就已定居的郊区，乘车上班的人先是增加到两倍，后来又增加到三倍，而在新兴的城市，乘车上班的人几乎包括全部男性人口。现在除星期日外每天早晨，几十万白领的工作人员乘车或开车到曼哈顿去，傍晚回家。在五十年代末期，曼哈顿岛上市政厅以南地区，白天的人口超过一百万——而夜晚大约只有两千人。在那十年中，一百多万纽约人离开城区住到战后建立的四郊居民点。约翰·布鲁克斯曾写道，郊区“吸尽商业区的夜间人口，那里只剩下一些夜间看守和无业游民；那里成了一个半日城市，汽车和铁路汽班车开到时，全城像涨潮……为人群所淹没，入夜落潮时，人群又退走——基本上只剩下小偷、警察和老鼠活动。”
全美国各都市无不如此。在1958年以前十年间在定居区新建的一千三百万座新住宅中，大约有一千一百万座——百分之八十五——都建筑在城区以外。从农场和中心城市外流的人现在都聚居在对日作战胜利日那天根本不存在的城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都市因之失去了生气。过去，城市对年轻有为的人吸引力很大，现在，这已转移到城市外围新兴的居民区，转移到郊区弯弯的超级街区，两户合用花园楼房、红砖迷宫和精修草坪那里去了。这里居住着一代新人，摇曳音乐的一代，以及他们的侄甥辈，在这些新开发区【新开发区（development）现在指政府出资修建的住宅区。这里用它的原意，指一片新开发出来的空地。】流行着新的生活方式。
这里最显著的特点是强调社交能力。农村和小城镇的美国曾经是戴维·里斯曼所谓的“内向”男女的据点。指导这些人行为的基础——他们称之为陀螺仪——是早年由他们父母给培植起来的，其后从不动摇；“内向”的最典型例子就是即便在丛林中吃饭也要穿上礼服的英国人。现在，在郊区，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的人正逐渐获得优势：一种“他向的美国人。”这种人的动力，来自一种希望博得别人喜欢的无餍欲求。里斯曼把这比作探索别人感情脉冲的雷达，其反应是去适应社会人群的要求。在希伦戴尔和加登维尔之类的地方，对人的最高褒评是“适应能力强”。
这种特征在战后的美国并不新鲜。西康·马丁·利普塞特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他说：美国人由于没有经历过独裁制度，加之一向强调平等主义，所以一直是“他向”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就己发现了支持这种论点的证据。他特别提到美国人虽然喜欢高谈个人主义，但他们的特殊才能——也是他们最大的潜在弱点的根源——却在于他们互相合作的作风。他预言，美国如果一旦失去了这种动力，就一定是通过牺牲各种美德而加强社会性的美德，从而建立一种多数的专政。他说，“在平等的时代不管人们为自己制定出什么样的政治法规，你都可以有把握地预见到，对舆论的信任会象宗教信仰一样，而以群众的大多数充当先知。”这种情况的危险性在于个人可能会“由于感到自己无足轻重和软弱无力而终于被压倒。”
这正是威廉·怀特等评论家相信自己在五十年代已看到出现在郊区的情况。他们认为，大力强调为集体所能接受的行为对个人起着抑制作用，这将阻挠天然领导人的成长而产生出新型的唯唯诺诺之徒。从某些方面看，这是不可避免的。全美各地的小企业日趋破产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受雇于公私官僚主义机构。1956年美国又越过了一个里程碑，就其本身来说，其重要性不亚于1890年停止圈占边区土地的决定。这年蓝领工作者（生产产品的人）的人数为白领工作者（属于中产阶级的教员、职员、店员等服务岗位）所超过，典型的工资收入者越来越多变成办事员，在为庞大的、非个人的实体而工作。在新开发的地区，有时似乎大家都受雇于一个庞大的浮动不定的合作集体。摇曳音乐的一代变成了技术人员的一代，工种可以互相调换。这一点他们自己是知道的——而且一般也乐意如此。
诚然，他们常常把生活说成是单调的折磨，但是他们表示的失望是一种虚假的失望。如果他们感到仿佛被关在监牢里，他们的这个监牢也是有史以来最舒适的监牢，而他们自己首先也会指出这一点。家长式的统治已经变成一种德政。美国广播公司给职工发公司特制的领带不过是其中浅显的一例。别的公司则更进一步。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建造了模范住宅；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设置了乡村俱乐部；雷诺兹烟草公司聘请了公司专职牧师；柯达公司和杜邦公司雇用了为职工服务的精神病医生。对那些全部工作日都在企业内部度过的中层行政管理人员来说，他们住家地区之实行有组织的原则，当然更是很自然的事了。
约翰·斯坦贝克在谈到这类新组织起来的人时写道：“在我看来，他们瞧着我时似乎也想在我身上找到一处地方可以投入一个钱币。”这种说法并不公平。有一些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帕克默希德区雇用穿制服的服务员修整草坪；德雷克塞尔清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