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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盖尔对立面为首的黑人领袖是马丁·路德·金，一个不出名的二十六岁的牧师。他去年才来蒙哥马利担任德克斯特大街浸礼会教堂牧师。南部白人把黑人牧师一向不大放在眼里，但金可是黑人中崭新的人物，南部白人还是初次同这样的人打交道。其人是哈佛哲学博士，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布道时很少谈约旦河故事，却大谈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伽里略、托因比文章思想。他住在蒙哥马利的一所白色小屋，在悦耳的古典乐曲声里，埋头著书立说，熔基督教义、黑格尔主义、甘地主义于一炉，合成一种新的哲学，教人从斗争中汲取力量，于痛苦处寻求和谐。甘地的萨加罗哈思想——以消极抵抗和不合作来对抗暴政的思想——成了金的“精神力量”。他给他的信徒放映关于印度圣雄的电影，并对这次的抵制运动说了这样一些话：
『“这不是黑人白人在闹紧张关系。这完全是一场正义和非正义之间的斗争。我们不仅要改善蒙哥马利黑人的地位，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整个蒙哥马利获得进步。纵然我们每天被逮捕：纵然我们每天受剥削：纵然我们每天吃败仗；也别堕落到对那些人怀恨在心的地步。”』
他对德克斯特大街教堂里的信徒宣讲“以爱克敌制胜”的意义。他用鼓舞人心的浸礼会古赞美诗和野营布道会上的歌曲来激励他们，有时也加进去一些新唱词，譬如：
『我的心里，
毫不怀疑：
总有一天，
我们要胜利。』
死硬的隔离主义者这时对他们真是极尽讽嘲的能事。有人把金说成“只不过是共产党搞的‘全有色人协’派来煽动我们黑人朋友的又一个煽动分子罢了。”但并不是所有白人都这样想。盖尔市长逐渐发现，有些经常雇用黑人佣工的家庭现在都自己开车去接他们的厨师，佣人，不然就替他们付钱雇出租汽车。他于是愤愤然说：这些帮工的“同领导他们的黑人激进分子一样，都在拚命破坏我们的社会结构啊。”还说，“黑人正在背后笑话白人呢。他们觉得真滑稽，白人反对黑人抵制公共汽车，却甘愿为参加运动的黑人当司机。”
这样僵持了三个月之后，市检察官终于拿出了一份1921年的限制工会的反劳工法。大陪审团竟以此为根据，对金和另外一百十四名黑人领导人提出控告，控诉书说，“本州之习俗法律无不明确实行种族隔离之制，吾人必当坚守不渝。”被告一律打了手印，以三百元交保释放。3月下旬，金首先出庭受审，罪名是“毫无正当理由或合法口实”，阴谋阻挠汽车公司的正当营业。可是黑人作证的异口同声地说：不对！他们个个都有正当理由。一个说，公共汽车的司机怎样关车门夹了他瞎子丈夫的腿，踩足油门往前开。另一个叙述了一个黑人怎样因为身边没有零钱，竟被人家用手枪逼着下车去的情景。第三个说，他怀孕的妻子被迫给白人妇女让坐。第四个说，有一个司机骂她“黑猴子，丑样子。”
金放弃了由陪审团参加审判的要求。他指出抵制运动完全是自发搞起来的，只是在运动己经全面开展起来以后，他才成为它的代言人的。但法官仍然判他有罪，罚他一千元，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在上诉期间准予保释。这样判决的目的，无非是想叮唬一下蒙哥马利的黑人，但效果却适得其反。黑人立即在法院外面的草坪上举行集会。一个黑人大叫道，“从此以后，我们决不坐公共汽车了。”一个中年的黑人妇女推开人群，跑过去对金说：“我的心，我的钱包都归你了。”会上决定当晚举行一次群众祈祷大会。一个男人高声问道，“你们都来吗？”人群大声回答，“来！”他又问，“你们坐公共汽车吗？”群众吼道，“不坐！”
他们硬是不坐。春去夏来，夏去秋来，黑人的斗志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市长私下对朋友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黑人会这样坚决。汽车公司负债累累，汽车司机纷纷改行，要不就离开了这个城市。显然，黑人没有那些司机也能活下去啊。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习惯步行上班了，有些买了自行车。为丁解决其余一些人的问题，金组织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汽车互助组，集中了二百辆车子。可是市长竟宣布这种活动是非法的，于是在罢乘进入第十二个月后，金和另一些黑人领袖便以未经许可擅自经营企业的罪名被捉了起来。正在州巡回法院审理这件案子时，忽然传来了惊人消息：最高法院，原己在公共场所和学校中推翻了“坐位隔离，地位平等”的原则，现在决定也在公共交通事业中予以取缔。这样，公共汽车上搞种族歧视就违反联邦法令了。马丁·路德·金自由了，而且成了世界名人。这场史无前例的抵制运动确实给了亚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以毁灭性的打击。关国各地的黑人从中看到了新希望。这位年轻黑人教师从此一跃而进入民权斗争最高领导层。
金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他劝导他的信徒要自重，不要骄傲。他说，“多少年来我们总是一上公共汽车就往后走。现在的危险是我们还可能本能地往后走，这样，种族隔离就永远没法消除了。”他接着说，“但是如果你们有谁坐公共汽车的时候自吹自擂说，‘我们黑人，打败了白人啦’，我就太伤心了。你们这样做，就要把整个南部的斗争都要断送掉的。再去乘车，千万要谦虚、和气啊。”
罗莎·帕克斯事件后的第三百八十一天，这场抵制运动终于结束，金他自己如果不去坐一次公共汽车，那他未免太不近人情了。他去了，司机问他，“您就是那位牧师先生吗？”牧师回答说，“不错。车票多少钱？”车费是一角五——比去年的涨了五分——他把硬币塞进了收费箱，到前排找了一个座位坐下。事后他对人说，“坐这一趟，可真美啊。”事情终于过去了，蒙哥马利大部分的白人都松了一口气，有些人兴致还挺高的。一位银行出纳对记者讽刺说，“他们祷告，他们抵制，这样搞了一年，最后争到的，还不就是咱天天腻透了的公共汽车。”某白人在车上自言自语说：“看来今年的圣诞节不会是白人的圣诞节了。”他身边的一个黑人微笑应道：“对啦，先生，这话不假。”
一件事总要在过去很久以后，人们才能逐步认清它在整个形势发展中的地位，而当时看来却往往无足轻重。毫无疑问，那天叫帕克斯太太起来让座的司机，无非只是在对付一个挺傲气的黑人罢了；如果他知道将来自己的孙子辈也会在学校课本上读到这场纠纷的话，他恐怕就会慎重一些了。身为国家总统的当然要比开公共汽车的对历史体会深一些，但他们照样对自己所做的决定会产生什么后果，没有一点数。艾森豪威尔这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爱好和平，加之又尊重国会特权，因此一向颇能制止政府中人对印度支那承担什么不妥当的义务。然而就在罗莎·帕克斯一举而变革了历史之年，艾克竟把美国进一步推上了在越南采取疯狂行动的漫长道路。
当然一切并非姑自今日。任何人只要对总统从事战争之权怎样日见扩大起来的情况略加研究，一定会注意到，罗斯福早在1941、42年间已经做出先例来了。以前，国会在这方面的权力一点都没有变，其后便开始动摇；到了罗斯福，则逞其超群的政治手腕，利用与外国订立各种协定，造成了一种实际上逼得轴心国非对美国发动迸攻不可的局势。接着是朝鲜战争。卡贝尔·菲利普斯在一本杜鲁门传记里写道：“他对朝鲜进行干预的决定……接近于把宣战大权全部揽过来……此后的总统都可以援杜鲁门的先例，在他们认为国家利益需要之时，自己作主，在任何地点，动用任何必要的力量，迅速发动攻击。”
侵蚀国会权力，同时也就是提高行政权力的最终一些步骤，是日后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在东南亚问题的背景下完成的，但整个过程中的每一环节都是值得注意的。1955年关于福摩萨决议便是其中的一大关键。固然，它是冷战产生的结果之一，但它对未来的影响却极为广泛，极为严酷。
想当年迪安·艾奇逊曾经建议，等到中国“尘埃落定，局势澄清以后”再来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临到1955年，那里的局势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只是这幅图的东部边缘仍然有些模糊罢了。共产党控制整个大陆，国民党占据福摩萨，但双方隔岸据峙的福摩萨海峡的地位还没有解决。那一百一十五英里宽的海峡中，遍布着小荒岛，当此之际，这些岛屿的意义只不过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一方和以蒋介石及其美国盟友为另一方的相互争夺的焦点而已。
这些岛屿大小各异，和大陆或福摩萨的距离也不一样。由六十四个小岛组成的岛群，佩斯卡多尔列岛【即澎湖列岛。——译者】踞福摩萨三十英里，算是它的一部分：白宫曾明白宣称，进攻佩斯卡多尔，就是进攻福摩萨的前奏，因而就要受到第七舰队的抗击。美国出来保卫佩斯卡多尔并不需要国会批准，因为这个列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日本人手中夺过来的；按国际法，美国有权利保卫它。靠近海峡那一边的情况就不同了。那边的岛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