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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西进。所到之处，敌军望风披靡，纷纷投诚或起义。我军相继占领武威、永昌和山丹等地。17天推进700 公里。
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于9 月10日由西宁地区北进，迂回河西走廊，14日，进入风雪交加、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区。由于防寒装备不足，冻死冻伤200 余人。广大指战员以坚强的毅力，克服狂风、大雪、奇寒带来的种种困难，仍然以饱满的士气，奋勇前进。
17日，我第一兵团将士越过海拔5000公尺的祁连山，攻占民乐，歼敌骑兵第十五旅等部，19日至20日，在张掖地区歼敌5 个团，21日，与第二兵团会师于张掖。
逃窜到河西走廊的敌西北军政氏官公署、后方联合勤务第八补给区司令
部、甘肃河西警备总部及第一二○军、第九十一军残部，在我政治争取下，于9 月24日在酒泉起义。
起义的敌军根据王震司令员指示，迅速派出汽车200 辆，由骆驼兵团派兵押送高台、张掖一带，接运第一兵团的一部分部队轻装进驻酒泉。
9 月23日，我军进入酒泉，和平解放了这座城市。随后我第二军一部乘汽车进驻玉门、安西等地。与此同时，偏踞岷县地区的敌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周祥初率5 个团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至此，河西地区追击作战胜利结束，起义、投诚和被歼的敌军共4 万余人。除陇南一隅外，甘肃全省均获解放。马步芳、马鸿逵在甘、青、宁三省的反动统治终被摧毁。
第一野战军的下一个目标，也是解放大西北的最后一个目标，就是我国的新疆省了。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睡，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人口约410余万。省内多戈壁沙漠，面积约160 余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省份。早在抗日战争末期，该省伊犁（今伊宁）、塔城、阿山（现阿勒泰）三区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组织了民族军。这支军队，在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并建立了以伊犁为中心的解放区。1949年9 月，民族军已发展到1。4 万余人。
驻守新疆的国民党军，为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所属的整编第四十二师、整编第七十八师、整编骑兵第一师及骑兵第九旅等，共7 万余人。
陕、甘、宁、青四省基本解放后，该省守军处境更为孤立。
国民党内部曾有人形象过新疆守军的困境：“新疆的国民党部队在196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这些有限的兵力和有限的绿洲一样，瀚海相隔，首尾脱节。在这些部队中，有受蒋介石、胡宗南遥控的‘嫡系’，有听命于马步芳的‘亲兵’，有盛世才留下的旧部，还有一支由美蒋装备训练的乌斯满武装。真正是各忠其主，各行其是。陶峙岳确实是内无善战之兵，外无可援之军。”
1949年6 月，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去莫斯科进行中苏关系谈判。斯大林告诉刘少奇，美国企图将马步芳、马鸿逵撤到新疆，组织大伊斯兰共和国，如得逞，对中、苏均不利，建议加速向新疆进军。中共中央得悉后，遂将原定明春开始经营新疆的计划，提前到当年冬季。
9 月上旬，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军新疆的计划。拟在占领玉门以后，由王震率二军和六军向新疆进发，争取在12月底以前赶到南疆和北疆。
毛泽东于10日复电指出：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乌鲁木齐），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
新疆的和平解放，也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内部的几个关键人物，发挥了重大作用。
张治中开始作为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央代表，到迪化与伊宁代表会谈，解决新疆问题。 1946 年4 月，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多次参与卧共合作谈判，其政治思想开明。
抗战前夕，他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向学生讲《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时，就曾经说过：“无论是国民党当权，或共产党当权，但革命总是要继续前进的。”
又如，他曾在延安大礼堂向共产党干部讲话时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
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他在新疆九分校的一次对上校以上军官的讲话时说：”我们历代汉族祖先对不起新疆各族人民，负债于各族人民，我们是来还债的。“
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部总司令的陶峙岳，在推动新疆和平解放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陶峙岳于1948年来新疆就任警备总司令以前，在兰州跟张治中曾经有过恳切的交谈，对张治中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内心是愿意走张治中的路子的，但他顾虑驻新部队成分复杂，非到绝对成熟时，决不能表示和平起义的态度，以防万一有失。
自从张治中来新疆着手和平解决新疆内部问题时起，在新疆军政首脑人物中就存在着主张和平解决与反对和平解决两种力量的斗争。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新疆问题如何解决，走什么路子，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斗争也更尖锐复杂了。主张和平解决的人，自然主张和平起义；反对和平解决的人就坚决反对和平起义。
从局部来看，起义的决定力量在于驻新的国民党部队。可是这些部队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教育和欺骗宣传，流毒甚深，而部队的实权，实际还掌握在少数顽固的部队长官手中。在这些部队的高级军官中，当时已经有两个师长（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叶成、整编骑一师师长马呈祥），一个旅长（整编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公开表示反对和平解决，是起义的最大阻力。其他师、旅长能否毅然摆脱旧的关系，接受和平解决，还是一个未知数，还有待形势的发展和做大量说服争取的工作。因此，在酝酿起义的初期，部队内部主张起义的力量处于暂时的劣势，反对起义的力量则处于暂时的优势。
随着解放大军日益接近新疆，以及在国民党部队内部进行起义的宣传联络工作的日益深入，使得越来越多的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转向同情起义、拥护和赞成起义；少数反对起义的头目越来越失去市场，在部队内部也越来越孤立。原来在部队内部处于劣势的起义力量，逐渐取得了优势。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几次紧张情况，反映出了双方斗争的激烈性。
1949年8 月初，解放军进攻兰州，兰州形势危急。马呈祥、罗恕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陶峙岳表示，要求将他们的部队调到关内去。而叶成也有这样的请求。他们一起向陶峙岳施加压力。
当时的迪化，危机暗伏，谣言四起。社会上不断有消息传来：“罗恕人的一个团将袭击陶峙岳住宅！”
“叶成、马呈祥将要裹胁陶峙岳，命令东疆北疆两地区部队退守铁门关。”
“穆罕默德。伊敏已去和阗（今和田）重建大头棒基地。”
8 月间，莎车洪亚东率部和唐井然火拼的消息接踵传来。
兰州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大批特务及大小军政头目由兰州撤退新疆。他们沿途煽动，使军心涣散，人心浮动。
到晚上，到处呜枪，抢劫四起，社会上已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有一天，陶峙岳公署办公厅为安全起见，决定每天晚上由警卫营派出一部分部队，在东大楼和东花园外围及附近各街道、巷口增设岗哨，加强那里的警戒。
谁知这个措施刚实行了一夜，便遭到罗恕人的反对。他说在东花园设防是不相信他，扬言要与警卫营比比力量。
不得已，警卫营被迫撤了岗哨。
新疆和平解放的道路是十分艰巨的，后来陶峙岳回忆了这一段历吏：约在1949年7 、8 月，开始酝酿起义事项。首先让刘孟纯（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省府秘书长）、陶晋初（总司令部参谋长）、屈武（省府委员兼迪化——现乌鲁木齐市长）、刘泽荣（驻新疆外交特派员）、梁客浔（总部政工处长）等，同有关方面联系、交谈，听取反映。认为总司令部领导人的意见必须一致，南北疆部队的行动必须一致，这也是为防止万一有失。为此，我在8 月15日左右，偕物资供应局长赫家骏、政工处长梁客浔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约了驻在南疆喀什的副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在焉耆见面。那次密谈没有第三者参加。赵锡光是极不愿意部队内调的，对于起义的部署深表赞同，南疆就由他负责。东疆毗连甘肃，酒泉是其门户，而河西走廊正是兰州的退路。还有彭铭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曾震五（第八补给区司令）两人在兰州暗通声气，不仅曾与新疆相互呼应，而且促使酒泉和平解放确保玉门油矿安全，彭、曾尽最大努力。
1949年8 月酒泉解放的前后，出现了和平有利的情况，我在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首先邓力群于解放前不辞艰险，假道苏联来新，是一件非常及时、令人高兴的事。他带来了张将军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决策，带来了力量和希望。
新疆的和平解放之所以取得胜利，是与这件事分不开的。邓到新后，为我们打通了与北京的渠道，使我们的行动都能有所秉承，因此能信心百倍，勇往直前了。
酒泉方面的情况当时也是十分个人关切的，它是新疆的咽喉，国民党部队在兰州、西宁相继溃败后，第九一、一二○两个军位于高台、酒泉之间，有直叩星星峡大门之势。当时最篇指挥官是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其人却是一个死硬分子，适他由高台赴酒泉途中因撞车受伤，指挥权则由副参谋长彭铭鼎取代。彭与我早有联系，有他运筹决策，把宁新疆大门，确保玉门油矿我是十分放心的。当时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河西警备总部参谋长汤祖坛，均支持彭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