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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站派往延安进行特务活动的一批特务，被边区政府发觉逮捕，不久便释放回来，
并正式通知该站。后来戴笠在每天中午工作会报中，曾经提出过这件事，骂黄逸公
没有能力，做得太丢人，具体经过，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
另一个是设在汉中的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是我过去在上海工作的老同事。
这人一向做对中共的工作，抗战前曾打入过设在上海的江苏省一个地委组织，后来
将这个组织破坏了。戴笠很相信他，抗战时便派他去汉中主持西北特侦站工作。他
除了多次派特务打入延安〃建组〃没有成功外，还办过小型训练班。当时从公路去
延安的爱国进步青年被军统的检查所（哨）扣捕后，曾交一些给他训练。通过一段
时期毒化教育后，才又派这些人混进延安。听说大部分的人都向边区政府自首，只
有极个别的替他搜集过一点情报。
当时有的去到延安的人，因吃不了苦又出来，其中有的人被检查所扣押起来送
到西北特侦站。这主要是想从这些人口中了解边区情况和利用他们到过延安的关系，
强迫他们提供混入边区去的办法。程慕颐于一九四三年前后调往东南时，在重庆换
汽车，我曾招待过他。当时他带了一个女人和孩子，据他告诉我，他的那个女人
（实际上是他的小老婆）便是被扣押下来的中共嫌疑分子，后来被迫与他同居的。
戴笠对西北方面的交通检查工作极为重视，曾在西安设立过交通运输统制局监
视处西安分处，派叛徒王邦联为分处长，主持西北地区的检查工作。以后王等因贪
污被扣捕，戴以鞭长莫及又将分处撤销。当时各检查所扣捕去延安的爱国进步分子，
几年间多达数千人。军统派遣特务去延安，是采用伪装进步的办法跟着混进去。据
我了解，许多人去延安时，都带了介绍信或原来在什么学校读书或什么单位工作等
种种证件，这些人被扣捕后，军统将这些可以混进去的证件没收下来，交由伪装的
特务冒名顶替混进去。军统运用这一办法，曾经有上百的人去过延安。军统办的临
澧特训班毕业学生袁X良，便向我说过，他是顶替别人名字去到延安，在抗大学习的，
以后因病离开了。
戴笠为了尽量摸清有关延安的情况，有次设宴招待派在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参谋
徐佛观、郭仲容，我和军统其他几个处长都出席作陪。在此以前，我还见过徐佛观
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内容是谈延安方面的情况。那次和他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大
言不惭夸夸其谈。他在吃饭前后，专门用一些编造的材料来诽谤和挖苦中共的领导
人，作为笑料。后来戴笠问到他怎样去延安从事特务活动的时候，他又说什么〃说
难也难，说易也易〃的一番谬论。戴笠对他这番话很感兴趣，叫党政情报处长王新
衡与人事处长龚仙肪两人记了下来。我模模糊糊记得，他说难是检查不严而清查历
史严，不易立足；易是凡不急于求成，准备长期埋伏，有取信于人的证明，去后极
力伪装进步，不马上活动，还是容易取得信任的。
第二天，戴又约徐去他家里长谈。那次我没有参加，只有毛人凤与王新衡、龚
仙肪等在场。龚仙肪当时和我两人住对面房间，下班后经常闲聊天。他告诉我，戴
笠总是急于在延安建立一个小组，架设电台，但始终没有成功，因此他挨过不少的
骂。那次听了徐佛观的意见，考虑要双管齐下，专门准备一批人埋伏到中共内部去，
时间不计较，一两年乃至十年都行，只要能立下足，一步一步伸进去，将来一定能
作出成绩。因为平时既找不到真正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又不容易去接近公开露面的
共产党人，现值延安正在大批招收入员，来者不拒，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当时听
了龚仙舫的这番话，很以为然。不过以后究竟派了些什么人，怎样伪装打入，我却
没有问过。
戴笠处心积虑一直想去延安建组。据我了解，当时军统设在边区最近的一个小
组和电台是在洛川，延安虽有特务混进去过，电台却没有能建立。有关延安方面的
情报，都是通过洛川电台和榆林的陕北站发到重庆的。
梁干乔在耀县当专员时，那里成为军统特务对边区活动的中心。约在一九四二
年间，我因公去西安，因和梁过去关系相当好，特去耀县看过他。当时他已脱离军
统组织，替胡宗南搞反共活动。他曾向我谈过，军统每年总有几十名特务经由他的
地区潜往延安，有的是他设法找到关系，主要是通过当时有些去边区做生意的商人，
一同伪装商人混进边区去了解一点情况。他自己也专门有一个向边区搜集情报的单
位。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在边区建立组织。他说这比较困难，只能个别去活动一
下，要想长期呆在那里很不容易。
军统设在兰州的西北区，先后区长程一鸣、吴景中、霍立人，和我私交都很好。
当时该区的主要任务也是针对边区进行特务活动。霍立人后来调回重庆，也曾和我
谈过西北区对边区的一些活动情况。他说除了延安以外，他们在边区里的一些县里
都建立过特务组织，只是没有设立电台。这些打入边区去的特务，不少是军统兰州
特训班毕业的学员。该班所调训或经特务介绍去受训的学生大都是西北籍，这些人
当中便有老家或亲友居住边区范围内，西北区便利用这一关系派人潜人边区去建立
起特务组织来。
霍立人还告诉我，当时派遣特务混进边区去搞情报活动，并不很困难，只是想
搞破坏和发展组织则很不容易。他派去的特务中有几个去搞破坏活动时被边区政府
逮捕。
军统派往边区去搜集情报的手法是无孔不人的。我曾经由戴笠指派和军统主管
过人事的大特务李肖白一同去见过天主教的主教于斌。于斌在抗战前任南京区主教
时，就同军统头头早有往来。抗战后，他逃往四川，任四川乐山区主教，却长期住
在重庆曾家岩戴笠的中四路住宅附近，经常和戴有往来。戴那次派我和李肖自去见
他，是为了有一批天主教徒要去西北，想免费坐军统的便车。我当时很不高兴，认
为自己去惹麻烦。李肖白便告诉我，于斌对军统的工作很热心帮助，说这人可以通
过天主教徒替军统在边区建立工作网。我们见到这个主教时，他向我们分析边区情
况，好像很了解边区的问题。我记得他说，由于共产党不准人信迷信，引起教徒的
很大反感，特别是边区许多县原来信奉天主教的人都对共产党不满。他还说，如果
利用这些人做点什么工作，一定能够达成任务。那次李和他并没有谈到什么具体利
用边区教徒的问题，只是谈了要我如何尽快给去西北的教徒找便车。自那以后陆续
有过几十人搭乘军统的便车，人事处曾派人和他们联系过，内容我就不清楚了。
军统企图暗杀中共领导人的阴谋
从一九四二年起，我才知道蒋介石曾多次指示戴笠，要他选派搞行动工作的特
务混进延安，暗杀中共的领导人。约在一九四二年春夏间，戴笠亲自挑选了三个在
军统一向搞暗杀的特务，其中有一个叫蒋更生的是我训练过的学生。蒋更生临行前
去见我，说此行任务很重很困难，也非常秘密，要我千万不要说出去。我当时怕惹
事，也没有仔细问他，只听他说另外两个对西北情况比较熟悉。我没有见到这两人，
也不想见他们。
大约过了几个月，戴笠找我和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刘绍复、人事处长龚仙
舫、行动处长徐业道去他办公室。戴很生气地把一张电报交给龚仙舫看，说上次派
去的几个人都已被逮捕了。从他们的谈话中，好像他们几个人都是以前参加过这一
阴谋策划的，只有我是第一次。我也不便在那时再问以前的情况，只是听他们说。
戴笠的意见是以后不能一组组的派去，应当个别去进行。当时的行动处长徐业道，
在军统一向主管司法工作，对行动是外行。他便问我一个人搞暗杀行不行？我说，
一个人在〃敌人〃统治地区进行暗杀，如有内线，使用毒药或定时炸弹，能够完成
任务，如要进行狙击便没有把握。戴笠听了我的话很不以为然。他说一个人只要有
牺牲决心，一样可以进行狙击。我认为没有把握，他仍坚持，说多一人容易误事，
我不便再说什么。他就指示龚仙舫，挑选两个人，分别派遣，不要让他们发生横的
关系，当时就这么决定了下来。
过了几天，龚仙肪在军统特务总队的便衣队中挑选了一个河南人（姓名已忘），
还从兰州特训班毕业后派到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工作的学生中挑选了一个陕西人李
进交我考验。那个河南人是惯匪出身，胆大，枪法好，戴笠叫先派走。李进年轻，
没有经验，我教他补习了两星期的手枪射击和狙击方面一些应有的技术。他的枪法
还很不够理想，但戴仍催促派了出去。戴笠没有亲自接见他们，只是由龚仙舫、徐
业道分别和他们作了单独的谈话，交代了任务。据龚仙膀说，派人去延安还有很多
手续，不一定马上能混进去，要经过很多关系才能辗转设法进入边区。至于等待机
会完成任务，说不定要一两年。
我当时虽也反共，很希望特务能在延安干出一两件大的暗杀案件，但不赞成派
遣个别特务去搞暗杀，特别是狙击，而主张按照过去行之有效的一套办法去进行。
戴笠认为过去的办法不适用于延安，我便不感兴趣。军统以后又陆续挑选过两三个
派了去，都没有听到一点消息。
我曾问过戴笠，为什么不在重庆等地选定一两个中共领导人来暗杀？他听了后，
骂我没有政治头脑，说在重庆等地发生了这类暗杀案，任何人都会知道是特务干的。
如果发生在延安，便不能说是特务干的，而我们却可以宣传这是共产党内讧，相互
残杀。
我有次在无意中看到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