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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弄不清楚，经过半天的搜查，便抓到有关的四个人。以后经几次刑讯与查对笔
迹，完全证明是他们写的。他们写那信的原因很简单，确如信中所写，出于气愤。
三天期限未满，郑介民亲自跑来问了两次。他很高兴地把这一结果向宋美龄去
回复，宋指示一定要严办。卫戍总部军法处把其中一个写信的判了十五年徒刑，其
余三个也以同谋罪判了轻一点的刑。由于稽查处说明这是〃奉蒋夫人亲自交办〃的
案子，所以判得很快。结案以后，有天郑介民带我去见宋美龄，向她报告办理与判
处徒刑的经过。她听了很高兴，立刻拿出一对派克金笔给我，算是办理这案的赏赐。
四个人的徒刑，十多年的冤狱，换得一对水笔和几句奖励。这足以说明特务们是如
何忠心耿耿地为豪门充当鹰犬！
稽查处一成立就以肃清重庆的汉奸作为幌子，每个处长上任也公开指明这是第
一任务。但几年间，不但没有逮捕过一个真正汉奸，而且暗中却在保护汉奸，甚至
由汉奸特务来当副处长和处长。陶一珊任处长时期的副处长，以后继陶而任处长的
廖公劭，以及廖任处长时保荐的主任秘书叶燕苏，都是有名的汉奸。廖公劭是汪精
卫政府政治保卫局华南局的局长，他的叔叔廖越万是汪伪政治保卫局杭州局嘉兴支
局局长，父亲廖家驹、弟弟廖公助，也都是在汪伪政府中做官，真是满门汉奸，却
得到戴笠的信任，要他来负责战时陪都的治安工作。最为一般人不理解的，是廖公
劭任处长时推荐任过汉奸县长的叶燕荪当主任秘书。当时戴笠对廖的信任，远远超
过了对陶，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异常奇怪了。
我任督察长时，廖刚到重庆，便接何龙庆任副处长。他经常陪着一些操江浙口
音的奇怪客人去见戴笠。最初陶一珊还疑心是在捣他的鬼，想抢处长当，以后廖当
了处长，我当副处长，他还是经常与一些鬼鬼祟祟的客人去见戴笠和毛人凤，这才
使我感到有点奇怪。以后我调进军统局当总务处长，有机会去招待这类怪客，才知
道他们原来是从南京上海等地来的，都是任援道、周佛海等大汉奸派遣的代表们。
这些不折不扣的汉奸能在稽查处长的陪伴下去见戴笠，那又有谁敢去动他们一下！
所以抗战几年，重庆军警林立，特务遍地，而从来没有破获过一个真正汉奸机关。
问题很清楚：不是重庆没有汉奸，而是汉奸来到重庆却是治安当局的贵宾，自
然没有人能去抓他，可是当时每天却也抓到一些所谓汉奸嫌疑者。说来真是可笑，
当敌机轰炸时，偶尔有人因为感到躲的地方不安全想换一个地方，便在寂静无人的
街道上匆匆跑过，如被军警或特务挡住了，身上搜出了被认为带嫌疑的东西，便难
免吃一顿官司，每每弄得有冤无处伸。据说用镜子利用阳光向上空照射，便可指示
敌机轰炸目标。根据这一条，如人证俱获，则有口难分；加上屈打成招，最后只能
军法从事。治安当局可借此向上级请奖，向老百姓表功，他们又杀了一个〃汉奸〃！
还有些人在夜间躲警报，时间久了，敌机又没有来，便偷偷地抽一口香烟，这也会
被诬作汉奸指示目标的铁证。总之，一些不留心的行动和语言，以及无意中带了点
犯忌讳的东西，都随时随地有被指为汉奸的危险。否则在战时的陪都，那么多的军
警特务，不抓到几个〃汉奸〃，那又怎能交代！所以一些糊里糊涂的替死鬼，一直
到临刑都在大叫冤枉，而那些真正汉奸，却正在权贵的朱门中酒酣耳热，举杯痛饮。
我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也曾去找一些空军朋友们问过。他们认为白天举烟，夜
间点火，的确可以指示轰炸目标；但一面刮脸用的小镜子的反光，或一支香烟的火
光，在高空的轰炸机上的确很不容易看清楚。但是部下辛辛苦苦抓来的〃汉奸〃，
上级天天要找的替死鬼，明知是冤枉，也只好动刑逼供，谁也不敢冒着自己的前途
来讲一句公道话。
记得有一次一对从江南逃到重庆的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小孩在南岸铜元局兵工厂
附近乱坟堆里躲警报，因随身带的一个热水瓶不慎打破，小孩拿着打破的水瓶胆在
玩，阳光照在破水瓶胆上，发出了一道道白光。恰巧这次敌机在这个兵工厂附近投
了几颗炸弹，南岸稽查所的特务也躲在附近。他们到处搜寻，发现这对夫妇身边有
这些发光物，便不由分说断定他们在给敌机指示目标。特别是当他们进行搜查时，
又发现小孩颈上有一根红头绳穿着三个铜钱挂在胸间，这一下他们认为是人证俱获。
当所长曹万道把这三人解送到稽查处时，这个女的再三解释小孩身上带铜钱完全是
家乡一种迷信，而热水瓶打破的确是无心，也没有料到敌机会到那里轰炸。但是南
岸所的特务硬说亲见他们在敌机飞临上空时才把水瓶打破，以水瓶胆当镜子指示敌
机炸兵工厂，而且已承认了这一事实（其实是屈打成招）。不久，卫戍总部打电话
来查询，因为这一类案件军统局不要，我只好根据南岸所的报告将这三个人解到总
司令部去。不到十天，这对夫妇就被加以汉奸罪名而枪决了。在那几年里，不知多
少人被糊里糊涂的枪毙掉。
可是又有另一种情况。特务们在三斗坪前线发现一个可疑的人，由湖北方面一
直跟踪到重庆，这人名叫江XX，是汉口一家很大南货点心店江裕霞的少老板，他受
日本人派遣到重庆活动。但他一到重庆，马上去见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稽查处
的特务看到这一情况，立刻解除了对他的监视，而让他自由自在地在重庆活动，再
也没有人敢去碰他一下。
由于在反共方面表现不力，戴笠经常要找稽查处的人去训斥一顿。当时最主要
的一个问题，是无法制止《新华日报》在重庆发行。蒋介石对这张报纸恨之入骨，
一直希望通过用特务手段来限制这张报在群众中发生力量。戴笠每次找我们去谈这
个问题时，我们几个人总是面面相觑，无词以对。他便骂我们是饭桶，不尽心尽力
去完成〃领袖〃交给的任务。
其实，稽查处从稽查员到处长，莫不把这张报看成〃大仇〃。每次我们指使一
些稽查员运用他们的助手们，对报童殴打一次之后，总以为第二天会看不到再有报
送来，可是第二天一走进办公室首先就看到它。因为它发行比别的报纸都早，又是
单独有专人送，稽查处看别的报几乎都是送阅不用花钱，只有这份报是花钱订的，
科长以上都有一份。有一次，陶一珊在戴笠面前夸口，说已经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
不使它再在重庆市露面。原来，他是叫稽查员分别在各要道路口带着一群流氓打手
除照常殴打报童外，还把报童手上的报纸全部抢走。可是，当他正在打电话向戴笠
报告时，而传达兵却把报拿了进来。他气得对这个传达兵连打带踢地赶了出去。电
话刚搁下，戴笠的电话马上来了，陶一珊的脸色立刻变成惨白。我正在他旁边，他
便轻声叫我去接，说他刚出去。我接了戴的电话，果然是在他那里也发生同样情况，
仍旧收到了当天的那份报纸，不过比平日迟了一些。戴笠在电话中的责骂声很大，
陶坐在旁边几乎发起抖来。最后，戴还是叫我们去他那里，当面又严厉训上一顿。
一九四二年，戴笠感到这个处在重庆方面的力量还不够雄厚，又在这个处下成
立一个侦察大队，派王会云为大队长，刘耀为副大队长，强占民生路一家旅馆作为
大队部。这个大队有二百多人。大部系由军统调去，少数则由稽查处特务介绍。
戴笠成立这个大队的目的是害怕重庆方面发生暴动，没有力量镇压。因为稽查
处遇有紧急情况时，全部出动也不过二百多人，这个大队名为侦察，实际上大部分
人员等在队部里整装待命，只有小部分出去活动，夜间经常保持能随时出动一百人
左右。戴笠经常打电话来问能马上集合多少人，我们以为有什么紧急事，结果他只
是查问一下。当时他经常提心吊胆，生怕重庆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示威游行一
类的事情，会来不及对付。这是在大队成立之前，他亲自向我和陶一珊讲得清清楚
楚的。但以后在军统的纪念周上，他却说得非常好听，是怕日本人趁空袭时大家躲
进了防空洞，而派空降部队占领重庆，所以要这个队的人随时准备应付这类非常事
件。
这个大队的队员，每人都配发有一支很好的手枪，并叫他们经常练习实弹射击。
以后戴笠又规定每天要轮流派人到市区去秘密巡查，特别是遇到有群众集会的时候，
更要大批出动，暗中进行监视。戴笠总是感到在重庆的特务还是太少，按照他的意
思，这个大队应当扩充到三百多人。因为选择人员的条件较严，不敢随便找人，而
军统训练班训练出的学生每年虽有几千，还是不够使用，所以一直没有足额过。
重庆市警案局侦缉大队
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系一九四一年十月间，由该局侦缉队扩充而成。戴笠
调我任侦缉大队的大队长时，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警察局局长唐毅，说明我过
去曾经当过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这次调重庆接替原任队长蒲岗的职务，希
望把侦缉队扩充为大队，以加强重庆市的侦缉工作。唐接到这封信后，马上对我表
示，既然戴笠决定把侦缉队改为侦缉大队，他一定遵照办理，立刻去请求改变原有
编制。当时主管全国警察工作的内政部警政司司长澧裕昆，是军统特务，这个司也
由军统所掌握，戴在写信给唐的同时，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澧，说明他要改变这一制
度，澧在电话中是诺诺连声遵命办理。所以唐毅的报告经重庆市政府转上去以后，
不到一星期，我就接到了担任大队长的委令。这在当时反动政府中办事的效率可说
是最高的了，同时也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