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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双方死于刀枪之下的游魂，对于重庆一方而言，不一定杀的全是国贼，而宁方施以报复的对象，自然也就不一定都是非杀不可的劲敌了。
鉴于这种情况，唐生明仍以情报观察员的身份，拍电报向戴笠建议：现在的情势已经起了很大的改变，再保持大规模的街头杀戮气氛，已经意义很小了。当初，既然这一场街头暗战是渝方起的衅，现在，不如就由渝方先示意住手，停止这无谓的街头流血吧。这对于恢复沦陷区一般平民的生活秩序、争取人心是有益的。
其实，对于后期的街头逞强搏杀，戴笠也不是没有产生过收手的念头。
只是当初的制裁令是由蒋老头子一手签发的，这个建议便绝对不可以由戴笠自己来提出。这里面自然也有一个缘由。主要是前一段时间，重庆特工在沪宁的街头巷战中，落了下风。这个时候，戴笠去提这个建议，蒋介石肯定会生疑：“戴笠这小子是不是害怕了？”
有了这一层缘由，戴笠便生怕蒋介石会据此怀疑自己也在撂挑子。说老实话，军统这一段时间，在宁沪的潜伏表现虽然差强人意。可是，倘使拿“军统”与“中统”在这一场情治大战中的表现来做一个比较，则“军统”的成绩单仍然要比“中统”漂亮许多。
这已经令蒋介石对于“中统”的实际负责人徐恩曾很不满意了。
其实，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蒋介石不能单单责怪出工不出力的徐恩曾一人，蒋介石自己也应该承揽一部分的责任。
这一切都怪蒋介石忽然无端端地给徐恩曾弄了一个交通部次长的兼职。
徐恩曾忽然发现干交通部次长这一门兼差，比做中统局副局长这个专职有滋味多了。不用干那种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的营生，也不用做错了一点小事，便要唯唯诺诺站在蒋介石跟前挨好长一段时间的臭骂，却照样可以捞钱捞到风生水起。徐恩曾突然觉得，从前年轻时度过的那么一大段喊打喊杀的日子都算是白过了。
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在战时重庆因此，徐恩曾便异想天开地试图跳出了血腥的情治系统，从此金盆洗手不干了。蒋介石对于徐恩曾十分生气。
其实，蒋介石的用人，一向是以深谙曾国藩御下之术而窃喜的。他有一项用人的心得，叫胡萝卜诱赶驴之术。他讲，遇上驴子的驴脾气上来，打它是没有用的。必须把一串诱人的胡萝卜挂在它的眼帘之内，离驴唇一寸远的地方。驴觉得只要往前走一步，就可以尝到胡萝卜的甜头，因此，便死心塌地一步步地向前赶。至于，什么时候让驴尝一点点胡萝卜的甜头，一次尝多少，这就考验赶驴人的技巧了。吃得太饱了的驴会撂挑子，一点甜头尝不到的驴，也会大发脾气地撂担子。治国治家的技巧，与此并无太大的不同。蒋介石另外一个用人心得就是，每一个人的专长是不同的。驴有驴的活法，猪有猪的用处。既不可以让驴去享受了猪的生活，也不可用猪去做驴的事情。
具体到徐恩曾一节，蒋介石承认一次性给徐恩曾吃了太多的胡萝卜，这便是蒋介石的大意了。但是，徐恩曾作为一头老驴，竟然萌生了享受猪的清福的想法，这自然也是徐恩曾的不对了。但是，无论情况如何，徐恩曾后面的仕途，都是岌岌可危的。
戴笠把自己定位为一条忠实的猎犬。他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去触蒋介石的霉头。但是，这件事情，如果是由唐生明来首倡其议，性质就大大地不同了。
唐生明是在一线的高级潜伏人员。但他却不隶属于“中统”、“军统”的任何一个情治系统，所以便没有那么一些恩恩怨怨的人事纠葛。
因此，这种事情，由唐生明去向自己的校长提出，便比戴笠更具说服力。
其时，像唐生明这个级别的重庆大员，钻进汪伪政权的肚子中的，应该还有时任汪伪政权中央监察委员的陈中孚，以及在汪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常委的何世桢。他们都是有资格站立在蒋中正跟前讲话的官员，且与唐生明持大抵相同的观点。
戴笠将唐生明等数人的来电，轻轻地递放在蒋介石的面前。蒋介石很快便采纳了唐生明等人的建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包括裕仁天皇在内的所有日本国民，谁也没有在意那一大片压在日本岛国上空的、沉甸甸的铅云。
裕仁声称只是因为有美英两国的大力“庇荫”，交战中的重庆政权与中共延安政权才在危殆的战争环境中坚持过来。“长此以往，帝国多年安定东亚之努力悉归泡影，帝国之存在亦濒于危殆。事既至此，帝国现为自存自卫计，惟有蹶然跃起，冲破一切障碍，岂有他哉”
战争中，被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集体洗过脑的日本国民，当时只有一种几近于狂飙的欣然心绪
第六百二十四章占领香港，
第三卷：会战！会战！ 第六百二十五章 “清乡运动”
第六百二十五章“清乡运动”
当然，用不了多久，所有的日本国民即在因战而带来的严酷现实跟前，缄默了。
首先，日本国民所面临最现实的一种生活苦恼，便是各种生活日用品的日益短缺。
日本国内自１９３８年中日战事全面升级之后，即实施了棉制品的限量供给制度，汽油要求全部运用于战争，民间用车代之以蜗牛般缓行的木炭汽车。
１９３９年，日本开始在国内严厉限制民间钢铁与金银的使用，减少娱乐场所的营业时间，禁止烫发，严禁婚庆时节的大操大办。“浪费就是敌人”的标语在东京的街头巷尾，处处可见。
１９４１年底的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本国内的国民经济，由于得不到外来工业原料的支撑，更是步入了一种枯旱到冒烟的状态。“报国公债”无尽无了的发行，火柴、糖、纸、肥皂等日常用品只能凭票少量供给，实施严格的粮食配给制。这个阶段，日本城乡间的多数餐馆，因为买不到大米，干脆关门大吉。
最令日本军国感到要命的一件事情是，它的军工生产，也因为原材料的不足，而出现了弹药无法足量供给、武器质量急剧下降的一种严峻局面。因此，当时，得到了英美援华物资的蒋介石，站在重庆郊外黄山官邸的一块坡地上，他眼望着天空中日渐稀疏的日本轰炸机，忍不住乐呵呵地跟近侍的官员打趣地说：“大家看到他现在用的是捷克机枪，就可以知道他国内钢铁的缺乏，许多武器都无法自制。这就是在武器方面，他已经被我们逐渐的消耗掉了。”
“其它如飞机、汽油以及各种武器物资等已经一天一天的消耗。即如他现在空军轰炸，每投一个炸弹，就无异于消耗了他自己一分的生命一样，决不能再和从前那样随便乱投了。他现在真是到了‘一滴汽油一滴血，一片钢铁一片肉’的时候了”
在这样一种窘迫的形势下，日本本土已经根本无力提供其在中国战区作战部队的物资给养。于是，裕仁天皇与其参谋部，便着手在中国实施一系列“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新对策。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８日的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一个《对华经济紧急对策》。其方针为：“随着三国同盟的签订，我方物资动员计划规定的对华供应额急剧减少。鉴于这一形势，中国经济措施应在我方指导下，不拘泥于历来措施，迅速加强中国各方面经济力量的综合运用，促进当地必要物资的调拨及获得帝国所需物资的进口。与此同时，要合理地降低我方在中国的消耗。以此，期待帝国的国防力量特别是综合战斗力的迅速提高。”
其要领有：“第一，在致力于积极缩减我方在中国消耗的同时，要达到彻底回收当地物资。第二，当地产业的开发、增产主要严格限制于战时，也应确实保证的地区所贮藏的国防资源（铁矿、煤、盐、萤石、云母、石棉及特定资源），迅速从可能利用的经济开发做起。同时，在所需要的限度内，尽快加强港湾设备及运输能力；同时，关于这些资源的开发，应在日满华通盘计划，根据各自开发效率，决定开发的顺序，以此促进开发。”等八条。
日本人企图“以战养战”，疯狂掠夺中国的物资。
由裕仁天皇亲自召集的御前会议，再次重申其经济政策：“目前对华经济政策，以增加获得完成战争所必需的物资为主，并重点开发与取得在占领区内的紧要物资以及积极获取敌方物资。”等等。
上述各项的对华策略，功利性均十分明显。说穿了，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搜刮中国被占领区的民脂民膏，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日本侵略军的需要。
可是，要想从中国的广大城镇中，把日本人急需的各种物资征收上来，日军这时却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武装人员的不足。
当时，中国的七大都市：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虽然俱已沦陷于日军的铁蹄践踏之下。但以区区８０万侵华日军（这个数目不包括日本驻扎在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的能力，真正令他们稍具安全感的地方，至多不过是这若干的大都市，以及联系于其间的交通网而已。周围广袤的乡镇均在中共武装、或是国民党忠义救国游击军的掌控之中。
日本陆军起先以８０万的兵力守住这些“点”与“线”，已是大感吃力。
可是，太平洋战火燃起之后，日军与英美在南太平洋诸岛的战事愈演愈烈。
裕仁天皇只好命令从驻华日军中，向南太平洋诸岛分兵。
当年，日本大本营为了保证太平洋战争的顺利，曾经将其战斗部队布置成四大战略方阵：一个是中国东三省的“关东军”７３万人，其战斗力曾为各军之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