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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都显得不重要。因此，当时党建工作的标准即使粗放一些，简单一些，仍然可行，并且作用巨大。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改变了，生存已经不是第一需要，甚至可以说，生存已经不值得忧虑。再执行那一整套为了生存而制定的系统方案，显然缺乏与时俱进。一个极其残酷而且有趣的事实是，历史并没有在此觉醒并且及时调整党建系统方案，而是削足适履，为了适应这一因生存而缔结的方案，不断地人为地强化生存危机。早期有关国对中国的仇视以及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威胁，看上去，生存确实存在一定隐患，但这显然只是保卫和建设问题，而不是生存问题。只是怎样活得更好的问题，而不是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后来，人们也都知道蒋介石无力反攻了，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也只不过如此，似乎再没有生存之忧了，历史便制造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激烈斗争。
这样的斗争显然是不存在的，只是为了适应生存系统而假想的敌人。人的思维路径极其有趣，既然生存已经不存在问题，所有的党建目标，为什么不能去生存化，着眼于建设和发展，重新制定一整套更加系统，更加细化的方案？历史没有选择改革，而是选择了固守。行政建设其实存在同样的问题，解放军自从渡过长江，顿如风卷残云一般，迅速解放了整个江南地区。这时候最大的问题，是迅速建立政府，稳定全国铁序。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级政府仓促上任，粗放行政的特点，在当时是客观需要，并且卓有成效。由此可知，解放初期建立的行政体系，原本就是一个临时性的粗放的体系，一个无法适应未来发展的体系。这个体系原本就该在后来政权稳定之后，加以系统化升级和精细化改造。然而，这一步始终未走，不仅未走，文革时期，将这个原本粗放的体系也砸烂了，文革后又开始对解放初的那套体系进行修复。在大建设的背景下，最初那套粗放型体系所出现的问题，可以预见。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从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来了，但始终未曾迈步。
未曾迈步的原因在哪里？在于某些人认为，政治体系改革，必然触及政体。赵德良正在推动的党建系统化建设，让唐小舟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其实，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复杂那么艰难，目前的权力结构形态并没有问题，不仅没有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是唯一可以和关国的三权分立制媲关的。中国差的只是由生存化向发展化跨越的认识基础和系统化精细化操作体系。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党建和政建两个方面，尽快完善这两个体系的科学化系统化建设，适应稳定和发展的大局，使得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环节，形成配套，相互依存。现在党和政府之间，部门和部门之间，很容易出现矛盾甚至冲突，恰恰是系统不配套导致的无谓消耗。以信访制度为例，国家设立这个制度，原本是想借鉴古代的诽谤制，在衙门口立根谤木，让民众获得申诉权。
不过，古代的谤木显然只是一种形式，缺乏必须的行政体系支撑，谤木便成为了一种极其单纯的木头柱子，或者一种象征意义的标榜。现在不设立谤木，而是专门设立一个信访机构，看上去，确实是改进了许多。
可是，信访制度并没有系统保障。信访部门对信访件的唯一处置权，就是批转相关部门处理。对于这类批转件，相关部门是爱理就理，不爱理就不理。原因何在？信访部门对有处置权的相关部门，没有任何约束力，既不能决定人家的升迁，也不能决定人家的薪酬，甚至是说句话，都没有人愿意听。仅从等下级别上看，信访部门的管辖权，实际在比他们更高级的干部。
其他部门，也或多或少存在类似问题。比如公安部门、检察部门、法院等，名义上，这是一些条块分管的机构，实际上，人事权和财权在地方，公检法只听地方党委的，于是出现了某些案件，地方首长想让公安怎么查，公安就怎么查，想让法院怎么判，法院就怎么判的现象，所谓依法执行，成了一句口号。其他一些厅局也是如此，对上，有两个指导，省里可以领导，上面还有直管的部。对下，具有直管性质，可与厅平行的市又掌握着人事权和财权。唐小舟一直在想，为什么不把公检法的人事权和财权收上去呢？把公检法的权力向上收的同时，也可以将其他厅局的权力下放。
往上收，机构肯定会扩大，但如果权力下放，机构就能大量精减。这件事，做起来其实并不难，而且，可以令整个中国的权力结构，为之一变。再比如部门和部门之间，缺乏制度性约束，一个部门需要另一个部门协调配合，那个部门积极配合是人情，置之不理是天理。部门之间不配合，并没有相应的制度制约他们，各个部门于是山头化，码头化，变成了靠山吃山的独立王国。山头林立，码头并行的情况下，要办事，就不是靠制度，而是靠人情。因此，干哪怕一件很小的事，也一定要拜码头，拉关系，否则就推进不了。
对此，行政主官无可奈何，他们若想干成一件事，只能搞运动，大会战，将许多山头的负责人捏在一起，现场办公。可这样的事，毕竟是大事，是阶段性的工作，比如严打。阶段性工作一旦完成，各个码头回归本位，日常工作，又恢复常态。这种运动式兵团式的工作方法，后患无穷，最突出一条，是粗放型工作方法和执行程序，更加的粗放化，甚至走向去程序化。
赵德良推行党建和政建的系统化精细化，恰恰要解决的，就是这类问题。当然，仅就目前来看，赵德良作为省委书记，大概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对很多部门进行理顺性的合并裁撤。假若他下决心的话，完全可以增加公安部门的职能，将信访甚至工商等部门的执法行为，全部归于公安。甚至可以借鉴关国的做法，建立地方警察局和国家公安局，将地方性的案件，划归地方警察局，而将一些重大影响的，关系国家稳定的案件，归口到国家公安局。如此一来，目前多头执法的混乱局面，便能够得到遇阻。
当然，这样的改革，属于政建范畴，或者政改范畴。政改，确实需要大动干戈，牵一发动全身，稍有不慎，便可能出现大问题。赵德良之所以抓党建而暂时不抓政建，原因大概也就在这里。与政府部门以及职能的乱相比，党的系统架构，是明晰的，而且也是相对完善的，缺乏的只是标准化。因此，这项工作，相对还是要简单得多。
104章
唐小舟之所以转变观念，积极推动赵德良的党建年活动，是因为他意识到，赵德良并非如他此前所理解的，热衷于出政绩，不惜搞花架子，而是扎扎实实地在搞系统建设。党建标准化系统一旦建立，并且有可能在全国推广的话，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大大地向前跨出一步，并且必将搭建一座良好的政改平台，为政改提供保障。在各地提交的党建系统化方案中，雷江、东涟和柳泉三个市是做得最好的。
东涟做得好，是因为吉戎菲打下了基础，那里正在推行组织人事制度改革试点，其方案就是标准化。组织人事制度，是党建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赵德良抓党建，恰恰是受到吉戎菲抓组织人事制度改革的启发，将这项工作更向前推了一步。至于雷江和柳泉，各有特点。雷江的特点，或许多多少少与钟绍基的处境以及唐小舟的提醒有关。至于柳泉，显然与王增方关系重大，他是由北京下来的干部，视野显得比江南地方上成长起来的干部要开阔得多。最差的，是陵丘。唐小舟有一种感觉，陵丘市委的思想是完全乱的，没有找到节奏，更没有看清方向，在那里打乱拳。
汇报工作进行了整整一下午，接近六点，会议临近尾声。赵德良拍板，党建工作，很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工作，不要幻想很快可以见到成效，要做长期准备。就目前来看，这些方案，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为了更进一步做好方案，可以多反复几次。现在这些方案，可以装订成册，分别发给各市，相互学习借鉴，彼此启发。同时也发给省委党校、各市委党校，以及省市政研室等机构，鼓励和支持基层党建工作者以及研究党建工作的学者专家，参与这项工作，广泛开始讨论。必要的话，可以在下半年集中安排一个较长时间，开展一次全面研讨。
赵德良甚至提出，去年考虑这一方案的时候，只想到用一年时间建立标准。这个设想，显然将困难考虑不足。不妨把眼光放远一点，将各种准备工作做足一些。能用三年时间，完成这一系统工程，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正是赵德良表达这一意见时，徐易江走进来，小声地对他说，赵书记，梅尚玲书记来了，她有紧急情况要报告，关于刘成雨市长的。赵德良明显愣了一下，然后说，那好，下午的会先开到这里吧，尚玲同志有件事要报告，大家再耽误点时间，一起听一听。梅尚玲和纪检七室的主任一起进来，徐易江为他们沏上茶，赵德良说，时间不早了，你们抓紧时间。梅尚玲说，我们的汇报很短，只一件事。今天，我们搜查了刘成雨的办公室，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发现了五本日记。马昭武问，日记？什么日记？梅尚玲说，性爱日记。
马昭武和江育奇几乎同时带点惊呼地说，性爱日记？梅尚玲说，刘成雨有一个特别爱好，每次完事之后在办公室里记日记，记得非常详细。说得夸张一点，他在做研究笔记。笔记的内容，我在这里说不出口，哪怕说一点点，我的脸都会发烧。我在这里复印了几份，你们可以看看。七室主任将复印件分发给各位领导。唐小舟也有了一份，他看了看，立即感到，这是笔记体的艳情小说，确实太香艳了。在这种场合看这种东西，实在不合时宜。他将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