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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一直比别人高大，他相信他应该多做些事。他乐于助人，似乎因为高，就有这样的义务。
老师担心别人占他便宜。我对老师说，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带大姚明，我们自己就是在这种教育中长大的。
青年队的家长会上，领导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惟一担心的是我儿子不要养成什么坏习惯。我知道职业队的球员喝酒、抽烟、赌博、泡妞。姚明离开家的时候只有13岁，他没有任何坏习惯，非常值得称赞。
我真的没机会宠坏姚明———我理解的宠坏是指严重的品格缺陷。姚明从没有那些问题，他不泡酒吧，不会利用自己的高大得到什么或者欺负别人。妈妈说我小时候多么好，不知道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或者她不愿意说。我10岁的时候第一次去游戏机房，很快就迷上了电子游戏。但没有钱。所以我偷了妈妈的钱，她两年里都没发现。一开始我只拿1块钱，1块钱可以打3次。后来我拿1块5，再是2块，慢慢地越拿越多，最后一次拿了100块。这下妈妈发现了，那以后爸妈开始每月给我零花钱。我猜想是他们认为我爱打游戏不算什么过错。总的来说，我的父母没有中国大部分父母那么严厉。
中国父母都命令孩子放学后学这学那———音乐、绘画、跳舞。孩子们没有选择的自由，父母说了算。我妈从不命令我做此类的事，她让我尝试做自己喜欢的任何事。她只要求我不要做坏事，或者用错误的方式做事。但对于学校日常的功课，他们态度就不同了。我不做功课的话，爸爸会打我。妈妈也逼我在家里阅读和学习学校未教的东西。要照她的话做其实也不难，因为我对历史和地理本来就有兴趣。我渴望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渴望了解中国很久以前发生的事。
即使我去了体校打球，父母从不对我说：“你一定要拿第一”，“你一定要得冠军”或者“你一定要做到最好”。有些孩子对父母说：“我得了好分数。我考试考了95分。”而父母则问：“为什么没有得100分呢？”或者“你们班第一名是谁？”如果孩子说谁谁谁分数更高，父母就说：“你一定要打败他们。”
我父母从不这么说。只有一次，我考了不及格，他们才说了我。然后我还挨了一顿打。
所以我到现在跟父母住在一起都不为难。我跟他们在一起时很放松，不必担心他们说我做错了这事那事，应该这样或那样打球。当我回家关上门时，我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我会得到安宁。
在中国，父母说，“你要这样做。”在美国，似乎父母给孩子许多选择，让他们自己作决定。我们来美国前我父母就已经这样做了，他们并不存心学美国父母，他们本身就是那样的。从我的切身经历，我可以说我父母选择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
在我成长的时候，有许多时间不是在父母身边度过的。进入上海青年队后，我开始与队友们住在训练营里，周六晚回家，周日晚返回队里。从13岁一直到17岁都是这样。17岁时我去了北京国家青年队训练营，那以后每三四个月才回家一次。
我是1980年出生的，那时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已经结束。但当时人们仍能感到文革给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毛主席曾说：“人多力量大。”或许也应该想到是：人多，消耗的粮食也多。
我很小的时候，每件东西都是定量供给的。政府发粮票购买食物。粮票不同于美国的食物券，因为还是要付钱的，而且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粮食。你得有粮票，同时在有粮食剩余的时候才能买到。如果票用完了，就算有钱也没办法。什么东西都要票———食物、布、收音机。不过我记得我家一直都有电视。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困难时期我在上海长大。1978年，我父亲在单位的抽奖中彩，买了一台电视。政府把每种物品按照一定数量分配到每个单位。单位的领导会举行一次抽奖，来决定谁能购买哪样东西。抽到奖后，我父亲要连夜在商店门口排队，因为不能保证每个有票的人都能买到电视。结果，买到的是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我父母会把电视摆在外边，以便让更多的人观看。有时有200多人聚在一起观看这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
1985年后就再没有定量制度了，但有些人还是收集那些票，当收藏品。现在有些票很值钱。在国内有票证交易的场所。我小时候收集过一阵，但放弃了，没耐心。当你看票上的图片和文字时，你能想像出中国当时的情形和人们的思想历程。曾经到处都能见到毛主席的画像，到处都能听到他的赞歌。对于很多中国人，他像一个神。至今还有很多人怀念着他。
我住的第一个地方是上海一套很小的公寓，跟爸爸妈妈及外祖父同住。外祖父99年过世了，是我第一次打奥运会的前一年。爷爷奶奶住得不远，每个周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看他们。我跟他们聊天，看电视。大多数时间我看他们和邻居打麻将。
7岁时我生了场病，我的肾有问题得吃药。但他们给错了药，我病得更厉害了。药物产生副作用，我的左耳聋了。我开始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电话响。爸爸拿起电话，是妈妈打来的，他把话筒给我，让我跟她说话。那时我总是把听筒放在左耳的，我问爸爸为什么妈妈不说话。
我就这样发现自己左耳听不见了，之前没发现什么异常。到今天，我也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只是我同别人坐下谈话时，我让他们坐在我的右侧。打比赛时，教练或队友说什么的时候，我总是转过头听他们说话。也许我真正学会的第一个英语单词是“Eh？”这个词在任何语言中意思都是一样的。
姚志源（姚明父亲）：我们带姚明到医院，看有没有办法恢复他的听力。医生给了我们一丝希望。医生说耳管堵住了，等他大一点可以清除。他们说问题不大。姚明大一点时，我们定期带他去医院作治疗。他们向他的耳朵充压缩空气，说尽量让耳道变宽。但每次测听力都只有60％。并没有好转，医生希望慢慢会改善。但当姚明上中学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不能改变了。
我12岁开始学英文。那时中美关系良好，学英文很合情理。许多美国人到中国访问，而很多中国人开始移居美国。妈妈说为了我的将来，我必须学英文和电脑。人们学英语好进入商界，或者去美国读书。妈妈觉得我可以将英文用于商界。那时她没想着篮球，也没想到我会去美国。
第一个单词，不算“eh？”的话是“cake”。小时候我每天都喝很多水，所以妈妈教我说“Iwantsomewater”。我不知道哪个词是水，每个词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4个词一起说我就有水喝了。加入大鲨鱼之后，我真正开始学英文了，我们有许多美国球员，有机会用英文。98年夏天我在美国呆了2个月，英文没有太大提交，但学会了说“篮球英语”———pickandroll，pickandpop，thepaint，bounce…pass，back…cut等等。
我仍然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大家觉得美国不是个好地方，我是听着“打倒美帝国主义”（霸气 书库 ｜。。）
长大的。别人跟我说，美国是个不好的地方，特别是因为朝鲜战争。也许有些美国人不认为中国是朝鲜战争历史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派的是志愿军而不是常规军。但朝鲜跟中国很近，中国领导人说他们那样做是为了保卫祖国。除了我们是好人，美国人是坏人，我们帮了朝鲜人之外，我对朝鲜战争知之甚少。美国人也觉得自己是好人，中国人是坏人，他们帮了
朝鲜人。我小时候看了许多电影，战争片都把美国人拍得很坏。美国士兵总是逃跑，或者像胆小鬼。我不知那些演员是不是美国人，或者长得像美国人而已，因为他们都化了很多妆，看上去样子很怪。孩子看电影什么都以为是真的。
有一个电影《英雄儿女》据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故事讲的是一名中国志愿军战士王成，在朝鲜战争结束前夕的一个阵地上，他是唯一的幸存者，战友们都牺牲了。当敌人冲上来的时候，他用报话机指示炮兵说：“向我开炮！”然后他拿了爆破筒，冲进一群美国兵中。炮兵于是利用他为目标开火，他牺牲了。中国的英雄是这样的。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觉得自己是英雄了吧。教科书里也有许多关于美国不好的东西，但当我十三、四岁时，那些东西就越来越少了。我的思想变化和这些变化有些关系。
也就是那时，中国开始转播NBA了。我们可以看到看台上的美国人，他们的外表和举动一点都不像以前被描绘的那样。从前有人告诉我们，美国人都很贫困，缺吃少穿。但电视中他们看上去很快乐，面带微笑。你可以慢慢地感觉到，他们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糟糕。所以那是个开端。我开始意识到不同国家的人民可以存在差异，不能说谁的方式是正确的，谁的方式是错误的。
正文 第三章
第三章初访美国（1）
已经习惯了被记者包围
第一次有人跟我谈起去美国的事是在1996年，我16岁的时候，不过是说去读大学，而不是打NBA。那时我在东方青年队为期1年的训练营中。我13岁半正式进入青年队，但青年队比赛很少，每年都像是在一个漫长的训练营里。我想尽快打入东方大鲨鱼队，这样就可以得到一双很好的篮球鞋。我没有自己尺寸的鞋穿，那时也没有签约的鞋商，所以章明基从美国给我寄鞋来。章明基在上海的家离我家只有15分钟的路，但我两岁的时候他们一家就搬去了美国威斯康星州，我们没见过面。他当时在美国上学。有位我俩都认识的人，请他帮我在美国找适合我穿的鞋，带回中国来。有一次，他在电话里问我，“你想来美国打球吗？也许可以在大学打。”我真的不想去，我只想在CBA打球，进国家队———那是我当时的梦想，另外跟王治郅做队友。但我妈妈的一个朋友认为去美国对我更好，因为那时上海队还是乙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