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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
进步党的人事是：理事长黎元洪，理事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揖唐、蒲殿英、王印川。政务部长林长民、副部长时功玖、王荫棠。法律主任汪荣宝，财政主任吴鼎昌，外交主任林志钧，庶政主任张嘉璈，交际主任黄远庸等。
进步党组成后，顿然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声势凌驾国民党之上。不过这个集多数小党为大党的进步党，本是乌合之众，团结力量甚弱，因此成立后才一个月，旧共和党中的民社派之张伯烈、郑万瞻、彭介石、胡鄂公等，与旧统一党中之黄云鹏、吴宗慈、王湘等40余人，突然发表宣言，宣告脱党，另组新共和党，以国民党、进步党以外的第三大党自居，在两院中占了50余议席。进步党的多数优势于是丧失。
进步党分裂的原因是：（一）由于旧民主党的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蒲殿俊、梁善济诸人有垄断之嫌；（二）由于旧共和党党费4万余元，尽为进步党提用；（三）袁在接洽合并时，少数有野心的政客以为这样做了以后便可入阁，结果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大失所望。
旧共和党退出进步党后，进步党的多数优势完全丧失，袁希望进步党成为大党的目的落空，同时又怕这些人转过来和国民党合流，因此袁世凯和梁启超、汤化龙等乃频频磋商善后方策，同时防止这些人士亲近国民党。其实这些人士退出进步党，只是因不满意旧民主党，在大问题上，仍站在袁世凯一边，是和国民党对立的。进步党在和国民党对立期间，并积极嗾使国民党分子另组政党以分国民党之势，国民党遂分裂为五个政团：（一）相友会，会长刘揆一。（二）政友会，首创者为景耀月和孙毓筠。（三）癸丑同志会，由湖南众议员陈家鼎组织。（四）集益社，为广东人结合之团体。（五）超然社，为国民党湖南议员郭人漳及夏同龢所组。
在南北战争时，留在北京国会的国民党议员仅有150名，在国会中已毫无力量。
五十四、熊希龄名流内阁
民国2年五六月间，国民党尚未发动二次革命，北京政局很沉闷，赵秉钧的内阁看来是一个过渡，有一天袁的心腹杨士琦和杨度谈到袁世凯的政治趋向，杨士琦说：
“辛亥年南方闹革命时，项城不便直接取政权于清朝，当时最好的妙着是利用同盟会和革命军的力量来推翻清朝。清朝推翻了，项城和同盟会的合作关系就发生了问题，项城一定要排斥同盟会而独霸天下的，据我看，这个时期必然就要到来。同盟会虽然改为国民党，而且好像声势很大，可是项城绝不容许他日益坐大的，等到国民党被他铲除后，他必然要废止内阁制的《临时约法》，而代之以总统制的新宪法，到了那个时候，他在政治方向上的选择，只有两条路，或是维新，或是守旧。维新就要起用新人物来行新政，守旧则要把从前的旧官僚找出一个来，同时恢复一切旧制度。晳子，你是项城夹袋中新人才的魁首，将来前程远大，必须早为之计。”
这两杨（杨士琦和杨度）都是袁的重要干部，杨士琦和袁的关系很深，他的哥哥就是清末继袁之后做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杨士骧，而他本人追随袁很久，因此对袁的政治作风和企图自然最了解。不过，他仍还不能算彻底明了袁的真心，他以为袁是新旧时代交替中的人物，可以新，也可以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其实袁是彻头彻尾的旧人物，温故而不知新，他只是会利用新人物，伪装懂得新事物。
杨度听了杨士琦的这番政治风向的分析，心中暗暗欢喜，竟然也以为自己不久就入阁拜相了。
二次革命爆发后，公然传出杨度或杨士琦组阁的消息。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袁却秘密地派吴芨孙到青岛去迎接徐世昌。徐世昌是袁的知交老友，清末他出将入相，辛亥首义，他是策动袁东山再起的主要人物，可是清帝退位后，他便去青岛归隐，他的言行和政治立场，完全是守旧的。他在青岛闹过这么一个笑话，德国胶州总督假青岛大学欢宴他，青岛大学的客厅非常堂皇，铺了厚厚的地毯，这位徐世昌公然把一口又浓又厚的痰吐在地毯上，使主人和陪客大惊失色，有人把这事写在桃花梦小说上，青岛人传为笑话。
袁的做法给杨士琦猜中了，不过他不是用新人物而是用旧官僚，邀徐世昌就是一个好证明。徐对袁的邀请当然很动心，不过他还要保持前清遗老的身份，因此不好意思马上答应，做出一个欲迎还拒的姿态。在袁来说，由专制而共和，再由共和而恢复专制，似乎不能变得太快，因此他对于徐不即来，也不勉强。于是他暂时放弃邀徐组阁。而改邀温和派的熊希龄组阁。
熊希龄是进步党党员，可是，他并不是主要的党魁。他在唐绍仪内阁中担任过财政部长，和黄兴大打笔墨官司，卸职财长后，外调热河都统，那是民国元年12月12日发表的。他在热河，发生了热河行宫盗宝案，使他被株连在这件案子中，颇受嫌疑，这正给袁一个好机会，因为袁平生最喜欢用有弱点的人，拿了他的把柄，就不怕这人不听话。袁的御人术中，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熊在热河接到袁的来电，请他返北京组阁，他竟自高身价，三番两次力辞，最后一电这么说：“今日以浅暴之徒，造成一寡廉鲜耻之社会，虽有孔子复生，无从为力，拟俟边局稍定，即归营社会实业之事，不愿与闻政治，并望总统致此世于郅治，龄得享共和幸福……”云云。袁复电则说：“……纵不能如孔子之期月已可；亦当念孟子之舍我其谁，想公弘毅，当韪是言。余虽不能冥忘世事。但若孤立无助，我将先公归田……公即不忍，望来京一行，计议大局。”于是熊才在半推半就中入京。未入京前，他的组阁大命已发表，且得国会同意。
民国2年7月31日袁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这时候，南北战争还在进行，南京还在争夺战中，广东、湖南、福建、四川都在闹独立。在北京，国民党虽然仍是国会中的第一大政党，可是已经是有名无实，发生不了大作用。袁这时提出以进步党的熊希龄组阁，在国民党议员看来，进步党的内阁比军阀内阁好些，而进步党在国会中是第二大党，因此国会投票表决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的时候，自然非常顺利地获得通过。
熊本人被总统提名，和被国会同意，虽然极为顺利，可是他的内阁却很难产，阁员名单迟迟不能决定，这是由于人选和职位的安排非常困难，这些困难不是来自国会，而是来自袁世凯。熊既然接受了组阁大命，就希望组成一个全国的第一流的“人才内阁”，想把全国的“大名流”都网罗在新阁中，足以一新耳目。在熊的心目中，所谓的人才和名流，当然是属于进步党或从前的君主立宪派。熊的想法和袁的打算是不相符的。袁对于内阁中的财政、陆军、外交、内政、交通几部的人事决不放手，早有安排，只留下教育、司法、农商三个部给熊支配。这三个部都是冷衙门，在袁与同盟会合作时期，他曾把这些衙门分配给同盟会，民元第一个袁政府的内阁，蔡元培是教育总长、王宠惠是司法总长、宋教仁是农林总长，如今把同盟会换成进步党，在袁看来，进步党手无寸铁，决非当年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可比，配给三个部，代价已算很高了。
熊希龄组阁后，杨度拜相的希望落空。熊希龄和梁启超、杨度之间有一段不寻常的关系。清朝末年，熊希龄以道员记名，随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当时的宪政报告几篇大文章，就是熊去请杨度和梁启超执笔的，他们三人自那时便已订交。在随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前，熊是在湘抚陈宝箴下面作事，陈很器重熊。皮鹿门在湘南讲学时，熊亲自摇铃召集听众，时人戏撰一联曰：“鹿皮讲学，熊掌摇铃。”由于他是陈宝箴的红员，又有人戏撰一联曰：“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熊从湘抚的红员又屈身为体操教习，又由教习而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法的随员，最后以“清才硕望”拜命组阁。他的内阁以名流内阁相号召。他没有忘却当年和他合作，捉刀写考察宪政的杨度，他们是同乡，又是老友，何况杨度也的确是才高北斗，名满天下。因此他向袁报告，想延揽杨度入阁，袁说：“我无所谓，你去和晳子商量商量。”熊找到杨，杨表示欲为交通总长，这使熊颇感为难，因为交通部乃是梁士诒的禁脔。梁士诒当时是总统府秘书长，又以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他不入阁，因为他任总统府秘书长地位尤为重要，他是交通系的领袖，交通方面的一切事权，他都不会放松的。杨度想当交通总长，熊知道很难通过，可是又无法拒绝，乃向袁报告，袁和梁士诒商量，梁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晳子对交通是门外汉”。杨的交通总长便落空了。
熊知道梁士诒否决了杨度的交通总长，想起多年老友之情，很是过意不去，乃再访杨，欲以教育总长相屈，他期期艾艾地说：“请晳子帮帮我的忙，屈就教育总长如何？”杨很干脆，只是应声答了一句：“我吗，我是帮忙不帮闲！”这是一句双关语，因为当年写考察宪政报告，杨度是帮了熊希龄一个大忙。熊当年为五大臣随员的工作就是写考察报告，可是熊自知对各国宪政知道得太少，只好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梁因为是维新派，如果说出名字来，在清政府不会通过，所以只说杨度一人。熊当年的这一个工作，对他日后事业关系极大，杨既然对熊有这件事的帮忙，现在熊拜命组阁，竟想以冷猪肉相酬，杨所以才用冷语答复熊。杨薄总长一席而不为，并不是不想一过总长的官瘾，而是想留此身以待更好的时机做更大的官，因此，教育总长这个闲曹对杨来说是不屑一顾的。自这次组阁后，杨度和梁士诒便种下了极不愉快的关系。他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