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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远。总兵：高金叙、谢宝胜、王怀庆。参议官：勒云鹏、吴光新、曾毓隽、陶云鹤。参议官：徐树铮。炮队协领官：蒋廷干。陆军统领官：朱泮藻、王金镜、鲍贵卿、卢永祥、陈文运、李厚基、何丰林、张树元、马继曾、周符麟、萧广传、聂汝清、张锡元、施从滨、萧安国。营务处：张士钰、袁乃宽。巡防统领：王汝贤、洪自成、高文贵、刘金标、赵倜、仇俊图、周德启、刘洪顺、柴得贵。帮办天津防务：张怀芝、正定镇徐邦杰亦同意，复电迟，故未列云云。特为转致。”
伍廷芳电告所列的将领名单计50人。除王怀庆、张怀芝、徐邦杰系增列，又王占元、何宗莲、张士钰、姜桂题、倪嗣冲五人复段祺瑞电较迟，除去此五人外，即为最早所列的42人。列名的著名将领中少了一个冯国璋，冯因为攻下汉阳后，清廷封他为二等男爵，同时他又刚出任禁卫军统领，所以没有参加这次列名通电。
良弼被刺和段祺瑞等著名将领联名通电同一天发生，这一来让清廷万分震动：一方面显示革命党人在北京皇城内外已满布党羽，可以为所欲为；一方面握有兵权的北洋军将领已向清廷敲了丧钟，奏了哀乐。因此可把清廷亲贵王公们吓得魂飞魄散，朝不保夕，简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于是纷纷席卷细软，携带妻妾避难到天津、青岛、大连租界，托庇于洋人。还有不能走的则纷纷请袁世凯派兵保护。
1月27日隆裕太后召集御前会议时，王公亲贵到的寥寥可数，只有代表袁世凯的赵秉钧如时而至。隆裕向着赵哭说：“赵秉钧呵，你快点去对袁世凯说，一切事都好商量，保全我母子的性命要紧。”
原来袁世凯自从1月16日被刺后就称病不入朝，派民政部大臣赵秉钧代表他参加御前会议。19日，赵在御前会议时提出一个办法，要南北政府同时取消，另组临时政府以及优待清皇室。当时清王公都默默无语，少年亲贵则坚决反对，尤其是良弼。这天，赵秉钧竟然站起身来，大声地说：“今天开会，明天也开会，议来议去议不出个所以然来，既然御前会议都不能作决定，内阁也只好辞职了。”他说完便气冲冲，满面怒容地往外跑。外务部大臣胡惟德、邮传部大臣梁士诒也跟着退席，吓得隆裕脸都变色了。
赵秉钧是个来历不明的人，他是袁世凯手下一个怪角，他这时扮演的，是《三国演义》上的华歆，任务是逼宫。他姓赵，赵是百家姓中的第一姓，他名秉钧，又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涵义，他的排行是老大，他的生辰则是甲子年正月初一子时，是岁首的第一时，一切都是第一。读者请想想，天下真有这么巧，样样都第一的吗？其实，他生于何方？父母姓甚名谁？何时呱呱坠地？他并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他知道自己的时候，是在河南临汝县的一家富户做书童。由于他为人伶俐，长于机谋，后来竟给他爬到典史，由典史而同知，由同知而道台，由道台而巡警道，由巡警道而民政部侍郎、尚书，一路扶摇直上，官运亨通，成了袁世凯的密探部主脑，当时的北洋军人都呼之为赵大哥而不名。他自号智庵，俨然认为自己是袁的大智囊。赵大哥的“逼宫”好戏一直唱了好多天，在良弼遇刺和北洋军通电后的第二天，赵在御前会议见到隆裕太后痛哭，赵大哥的眼泪也不禁夺眶而出。下朝后，京畿营务处的要员雷朝彦（震春）陆郎斋（建章）等都迎上去问消息，雷问：“大哥，今天的戏唱得如何？”赵连连摇头说：“难过，难过，这种戏不是人唱的！”
清廷眼见人心军心都已大变，而袁世凯又不露面，赵秉钧则不断逼宫，因此一再催促袁世凯销假视事，1月29日袁再托病不肯入朝，其奏文曰：
“臣久患心跳作烧，及左腿疼痛等症，无暇静养，迄未就痊，因近日谣讹纷起，未敢再请续假，勉为支撑，稍安人心。日前闻军心渐多动摇，异常焦灼，连夜不寐，心跳益剧，头眩尤甚，而腿疼迁及腰间，步履尤为不便。奏传今日召见，仍难驱叩宫门，谨恳格外施恩，赏假二三日，以资调养。所有下情已嘱国务大臣胡惟德代奏一切。至军队赞成共和，实由于湖北党人多方煽惑，已由臣迭发电信，剀切解劝，当不至遽与革命军联合。近议国体一事，已由皇族王公讨论多日，当有决定办法，请旨定夺。臣职司行政，性遵朝旨。现遵旨与伍廷芳仍商国体公决变通办法，今日停战期满，昨电伍廷芳托词延宕，亦未显与决裂，而徐州、颖州均已开战。臣才力短浅，奉职无状，悚惶待罪。谨奏。”
清廷在接到段祺瑞等前线将领所发的通电后，为了缓和及安抚，乃由内阁复电，一面深许各将领的“忠君爱国至诚”、一面仍觉得“改变国体，事关重大，非付之国民公决，不足以昭慎重。”其实这时隆裕太后已毅然决然付袁以决定大计之权，不过二三近支王公仍多方留难，所以段等的通电发出后一个星期，清帝退位之诏仍未颁布。
民国元年2月4日，段祺瑞、王占元、何丰林、李纯、王金铸、鲍贵卿、李厚基、马继增、周符麟九人发出逼退的第二电，专向少数王公说话，措词更为激烈，并以即将率全军北上相恫吓。电曰：
“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钧鉴：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致因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颖州则沦陷于革军，徐州则小胜而大败；革舰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则许之；登州黄县独立之影响，蔓延于全鲁；而且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痛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困兵燹冻饿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瑞等不忍宇内有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鉴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诸代奏。
2月6日当袁世凯召集各王公大臣，把这个电文交给他们传观时，各亲贵均相顾失色，他们手足无措，战战兢兢，明知这是袁世凯的威胁手段，可是良弼之死尸骨未寒，如果袁真翻脸，段兵真的北上，则优待条件都不可得了。于是就在这次会议上拟就赞成共和的长电一通。
在这期间，北方的革命志士仍坚决主张把革命行动在北方贯彻，也反对利用袁世凯推倒清廷。2月6日晚间，北京有同志打电话到天津，报告清政府已决定于2月10日退位。这个消息使天津方面的革命同志感到非常失望，他们认为用妥协换来的和平是虚伪的和平，袁世凯一日不除，民主共和制度便一日得不到保障。2月7日清晨就有北方革命协会会员易宣、阮琴风不肯接受同志们的劝阻，由天津到唐山，想赴锦州作最后的奋斗，不幸他们到了唐山，踪迹就被暴露，追踪的侦探向他们开枪，互相枪击中，这些志士都壮烈牺牲了。
袁为了压制北方的革命活动，在清室宣布退位后，乃给汪兆铭廿万元，叫他到天津解散所有革命机构。汪在2月21日到天津，在北洋医学堂召集北方各党团举行联席会议，宣布各小党一律解散。参加各党派的成员，除同盟会外，一律资遣回籍。这一措施激起了各党团的公愤，有人把滦州殉难七烈士的棺材抬出来陈列于天津车站，以反对汪。
卅二、清帝退位
民国元年（1902年）2月12日，清隆裕太后率同清帝宣统退位，其退位诏书全文如下：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指，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这篇诏书据说是南通状元张謇的手笔，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笔是袁的左右所增加。诏书由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务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农工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副署。
清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至宣统退位，共计297年；自顺治入主中国，至宣统退位，则为268年。宣统退位是在民国元年2月12日 ，就是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与退位诏书宣布的同一日，袁世凯发表了“真电”表示赞成共和，其原电如下：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同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亲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亟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