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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浏醴起义的革命军失败于没有经验和没有组织，不懂得大战略，可是他们都有一套新战术，使他们在战场上很成功。他们不大打正规战，白天隐藏起来，然后在夜间活动，在树林中东插一支旗，西树一道幡，以引诱清军，等到清军来攻打的时候，革命军却从两翼包抄过来。杀得清军顾头顾不得尾。同时因为浏阳和醴陵两地都是出产大量爆竹，于是革命军发明一个新战术，就是把爆竹装在洋油箱内，月黑风高之夜把它燃着，小爆竹劈劈拍拍像步枪枪声，大爆竹轰轰隆隆像大炮声，这一来搞得满天神佛，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们很得意地自诩这种战术是“迷阵”和“疑兵”。他们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可是这套新战术，却在后来护国讨袁时期为蔡锷所使用而获大胜。
革命军曾分布了两个“起义檄文”，一个是《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一个是《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是由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龚发布，文中痛责曾国藩、胡林翼是逆贼，这是湖南人骂湖南人。文中说：“……乃曾国藩、胡林翼等不明大义，罔识种界，认贼为父，呼贼作君，竭湘军全力，自戕同种，湘人之罪，涸洞庭之水不能洗其污，拟衡岳之崇，不能比其恶。凡我湘人，实无以对天下。今者划清种界，特兴讨罪之师，率三湘子弟，为天下先，冀雪前耻，用效先驱。……故鞑虏一日不歼灭，即主权一日不收回，汉族一日不存活。今政府已立，大汉即兴，鞑虏罪恶贯盈，天所不佑。凡我汉族，宜各尽天职，各勉尔力，以速底鞑虏之命，而赞中华民国之成功……”至于称新中华大帝国的革命军却并未拥立出一个皇帝，在他们的檄文中说：“……昔宋祖黄袍加身，实当出征之际。大丈夫生逢乱世，攀龙鳞、附凤仪，图像凌烟阁上，列坐凯旋门前，亦云得时则驾，弃逆效顺而已矣。至豪迈公子，豁达少年，亦当知唐室龙飞晋阳，盖以太宗为嗣子。汉家崛起丰沛，毕有大造于太公，化家成国，达权即所以守经，因祸得福，致人不为人所致，勿自委于无寸尺柄。明祖亦徒步布衣，勿畏胡虏毒焰凶张，胡元实跨欧兼亚。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而非夷虏之中国也。今与我四万万同胞约：有能起兵恢复一邑者，来日即推为县公；恢复一府者，来日即推为郡主，至外而督抚，内而公卿。有能首倡大义志切同胞者，则我四万万同胞欢迎爱戴，如手足之卫腹心，来日不惜万世一系，神圣不侵，子子孙孙，世袭中华大皇帝之权利以为酬报。……”这个檄文如果用于向清廷汉吏进行统战则可，如用为号召则仅抱了民族主义而无经国大计，似乎是不够的。
萍浏醴起义后，南京的同盟会乃赶忙派同志到长江一带运动新军，派赴南京的是孙毓筠。他当时在同盟会中的地位仅次于孙、黄，孙中山先生还特地在牛込区寓所设宴送别。孙毓筠是安徽寿州大柳树人，他的叔祖是清末寿州相国孙家鼐。他中了秀才后，有一时期曾想做和尚，后来受了吴樾谋刺五大臣事件的激扬，乃决心参加革命，把他寿州办的学校付托给人，全家前往东京，加入同盟会。他为人挥金如土，当时同盟会经费困难，孙毓筠的家财大半都奉献了革命。这位后来变成洪宪六君子之一的孙毓筠，在革命初期是有相当贡献的。
当时南京新军将校多数同情革命，孙毓筠到了南京就想策动新军起义，不料事泄被捕，送进了死牢。两江总督端方一看这个革命党人的背景，知道他是孙相国的晚辈，马上拍电给孙家鼐，第二天得到孙相国复电是：“此子顽劣异常，请严加管束”。这种语气分明是要端方“刀下留人”，同时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也来信请端方“爱惜名士”，于是端方乃派部下何运台去死牢中授予孙毓筠以“回生”之术，就是要孙毓筠只谈政治革命，勿谈种族革命。孙毓筠是个聪明人，根据这个原则，他的供词是：
“革命有两个源流，一是政治革命，即不问政府是满人、还是汉人，只求改良政治，富国强兵；一是种族革命，由孙文和黄兴等领导。黄兴是条不怕死的角色，他们仇视午帅（端方子午楼）最力，一心要杀午帅。黄兴的党羽多数是湖南人，所以请午帅对湖南人要特别注意。……午帅如要杀我，我死得其所，不过为午帅计，党人诛不胜诛，株连太广不是消弭祸变之法。……我早就想做和尚，午帅如要保全我，我绝对做和尚到底，妻儿财产一无留恋，任何党派概不闻问。”
由于他这篇“只谈政治革命，不唱种族革命”的口供，端方遂替孙毓筠开脱了大逆不道的罪名，仅仅判处五年的监禁，反而是从犯权道涵、段书方却都判终身监禁。端方给杨度的复电是：“孙生文理通顺，门第高华，当秉高谊，求入于轻”。
孙毓筠表面上虽被判了五年监禁，其实端方却把他从监牢中叫到花园读书，以优待这个故人子弟。同时端方知道他手下的新军多不可恃，乃实行整肃新军运动，撤换了大批有革命嫌疑的新军军官。
孙毓筠因为南京事件，愧对革命党，以后便投奔袁世凯，后半生由革命党人变成了拥护洪宪的六君子。
最令清吏震骇的是徐锡麟刺恩铭事件。
徐锡麟字伯荪，浙江山阴县人。12岁时曾至钱塘出家做和尚，后为家人劝归，幼年读书聪慧过人，有数学天才，于天文和舆地都无师自通。成年后赴日本留学，因陶成章的介绍，获识钮永建。钮向徐讲述国内大势和革命理论，锡麟极受感动，返国后参加蔡元培的光复会，往来各地纠结同志，为人任侠使气，行事极端。先在绍兴城创立大通师范学堂和体育会，朝夕讲武，欲以之为基础推翻清廷，后再赴日本，拟入振武学校，因近视眼被拒，返国后为湖南巡抚俞廉三推荐，受安徽巡抚恩铭赏识，以道员衔负责安徽陆军小学堂和巡警学堂。恩铭对徐锡麟的能力才干很激赏，奏保徐为三品衔。萍醴起义后，波及浙东大通学堂。这时大通学堂已由秋瑾主持，秋瑾见事急，乃派陈伯平至安庆向徐锡麟告变，徐知革命行动已泄漏，乃仓促计划起事，拟定于光绪卅三年（1907年）五月廿八日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日，邀请全城官吏莅校观礼，然后一纲打尽。不料恩铭改廿八日为廿六日，使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感到措手不及，但又无法延期，乃于廿六日巡警学堂毕业礼举义。上午九时恩铭至大礼堂点名，徐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这是暗号，恩铭愕然问：“徐会办从何处得此信？”言未毕，陈伯平即向恩铭扔手榴弹，不发，徐即从靴统内拔出两支手枪，向恩铭施放。恩身中七弹，被左右强救出，其他文武官吏在乱枪中逃遁。徐锡麟先命门房关门，门房不听命，因此各官吏都得逃生。徐乃率陈、马两同志和巡警学生百余人进占军械局，令学生开库取枪弹，均未配合，无法使用，乃运出巨炮五门，亦无法使用。清兵大集，围之数重，安徽藩司冯昫出示，如拿获徐锡麟者，赏万金。最后清兵攻入军械局，在第三重室捉获徐和马宗汉，陈伯平则战死。两江总督端方电冯昫令杀徐、马。其时恩铭已死，恩家请剖徐心以祭恩铭。这一次事变，清吏死的有恩铭、顾松、陆永颐，清兵死者百余，革命党死的就只是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三人。清吏在徐寓邸搜出炸弹数枚，革命军大元帅印一颗，光复会军政府告示一张。徐锡麟的口供略称：
“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到安庆专为排满而来，做官本是假的……我蓄志排满有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本拟再杀铁良、端方、良弼，为汉人复仇，乃竟于杀恩铭后，即被拿，实难满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不要冤杀学生，是我逼迫他们去的，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谨供。”
鉴湖女侠秋瑾字璿卿，别号竞雄，浙江会稽人，家居绍兴府城南门，幼年随父游宦四方，年十八嫁湘南人王廷钧，随夫至北京，生有子女。秋瑾豪迈有丈夫气，故与王廷钧不合而分居，东渡日本，入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会，献身革命。当时海外各种秘密会社数十种，秋瑾几乎全部参加。日本取缔留学生规则颁布，秋瑾反对最激烈，欲组敢死队回国革命。迨秋瑾回国后，在上海曾出大力倡设中国公学，又创办一张《女报》。萍乡革命军兴，秋瑾以浙事自任，乃还绍兴，寄居大通学堂。其后大通学堂因办事乏人，乃公举秋瑾为督办。接事之日当地满汉官吏全来道贺，绍兴知府贵福并赠秋瑾一联，用她的别号竞雄二字，联曰：“竞争世界，雄冠地球”。自此，秋瑾遂更积极策划革命，借会党之声气以鼓舞军学界，复以军学界之名义鼓动会党，而以大通学堂为中枢；同时分光复会职员为16级，各职员均以金指环为记；编洪门部下为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八军记号。其势力所及，上达处州之缙云，亘金华全府，下及绍兴的嵊县。金华府之金华、兰溪、武义、永康、浦江五县为中心。拟先由金华起义，处州响应，等杭州城清兵出援金华，即以绍兴革命军渡江以袭杭城，杭州军学界在内呼应，若攻杭州不下，则返军绍兴入金华出江西以通安庆。计划既定，定期五月廿六日举义，后又改为六月初十日。不料到了五月下旬，武义党案、金华党案相继发作，同时徐锡麟又在安庆起义，浙江全省乃大索革命党，绍兴大通学堂遂陷四面楚歌中。秋瑾见上海报纸始知徐锡麟事败就义，坐泣于室，无以为计。同志们劝她早日举事，先杀贵福，占领绍兴，秋瑾则坚持要待到六月十日，学生同志见事危急，纷纷散去。六月初四日清兵来援绍兴，然后前往大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