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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是北洋时代的产物，是满清官场和袁世凯之间的中间人，虽然很有才干，可是却不是革命人物。他和孙中山之间，代表两个不同背景，不同时代，不同观念。他们之间的合作仅不过是出于反对北京政府，并且同是广东同乡，因此他对孙的作为当然持相反论调。
也许这一天，对唐继尧来说是很不愉快的，因为快到中午时候，陈炯明也来访晤唐继尧，这位广东的实力人物，第一号军人的到来，自然也是闭门密谈。
陈炯明比唐绍仪还要激烈，他开门见山地说：“蓂帅，我不同意你的高蹈，这是个力量的时代，做政治事业就要讲力量。力量是什么？是军队和地盘。民国以来，失去了军队和地盘谁还有发言权？你在护国之役再造民国，可是你今天没有地盘和武力，你光靠过去的功绩是一点也没有用的。小斋（顾品珍字筱斋）是你的部下，如果你留在云南，他决不敢留难你，你的力量并没有瓦解，为什么要轻易地下台？你说不忍縻烂地方，国家的事人人可为，有机会让部下也试一试，可是你这一着除了牺牲自己而外，不会有什么收获的。”接着陈炯明又说：“孙先生是著名的孙大炮，理想多于实际，完全听他的是不会成功的，他如果有作为，民国元年的天下不会拱手让给袁项城了。所以我建议蓂帅，最上策也是唯一良策是重整旗鼓回云南，有了根据地才有发言权，才有影响力。至于如何回云南，你一定会有全盘打算，如果需要我的地方，我会尽力支持你，无论是粮饷械弹，我都可以尽我的力量。”
陈炯明劝唐的话是有他的立场，他这是时广东第一号军人，而唐继尧无论从那方面讲，都在他之上。唐如留粤，他便不能为所欲为，所以他希望唐继尧离粤，而劝唐回滇唐是听得进的。
唐绍仪和陈炯明的话，有形无形之间使唐继尧受了影响，事实上，唐自己何尝不明白他有多少实力。当他还在广州的途中，他的劲旅便在昭通发出通电，宣布反顾，拥护唐联帅，这是由胡若愚旅长领导的第五混成旅。这一旅装备精良，是唐的基本武力，原先驻防叙府，当顾品珍率军回滇时，胡旅奉到唐的命令，也撤回昭通，即驻防昭通，唐的本意是以备紧急之用，不料后来顾军突然疾进，胡旅来不及掩击，遂致顾军冲进昆明近郊。唐继尧仑卒出亡后，胡部在昭通才知道消息，得知唐已过蒙自赴越南，于是发表通电，宣称全旅仍拥护唐联帅，同时自称靖难军，胡若愚即以靖难军总司令发布命令。民国初年的军人都喜欢自立名目，这个“靖难”不知何典，可能即是明燕王由燕京进攻当时的明都，曾称为“靖难之役”，可是燕王分明是夺位犯上，无难可靖，胡若愚拥唐反顾倒是有靖难意义存在。
胡部不久即自动撤离昭通，径向广西边境移动，他们行军顺利通过贵州，贵州方面既不欢迎，也不阻止，让他们从容过境。胡部开拔后，在滇南的李友勋一旅也经百色向广西前进，这一旅以龙云的一团为基干。
由于胡若愚、李友勋两旅分别向广西移动，都高举拥唐的大旗，这两旅有5000多人，均极富战斗力，这一来更让唐继尧在广州声威大振，因为他已不是空着两手的流亡政要，而是有实力有资本的合伙人了。
3月31日唐继尧首次出席了军政府的政委会议，现在广州军政府的总裁已有四位，即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位总裁中，有武力的只有唐继尧一人。
这次会议通过了任命顾品珍为云南总司令，卢焘为贵州总司令。
中国国民党早于2月间即决定在广州成立办事处，派张继为干事长，田桐、周露麟等为干事。3月间正式开展党务。
同时于2月15日任命孙科为广州市长。
从各方面看来，除陈炯明暗中不听命令而外，孙中山这时在广州还算是得心应手，尤其是唐继尧抵穗后，军事上多了一个力量，至少不必处处迁就陈炯明，更使形势为之转变。因此，加强了孙主张选举总统的决心，孙久已主张把广州的军政府正式化，正式之途径就是选举总统，改变四不像的总裁制。过去唐继尧在云南时是不赞成的，现在也由反对派变成了赞成派，于是七位总裁中，现在已有四位总裁站在同一阵线上，孙的选举总统主张就很容易实现了。
唐继尧身在广州，心在云南，尤其是唐绍仪的泄气和陈炯明的鼓励，因此他在广州暗中部署的，是如何组织他的旧部，安排回滇计划。
一七四、联省自治运动
“自治”运动是南北战争和直皖战争后的一个新兴主张，首倡自治的是湖南省，湖南是南北战争中兵家必争之地，身受战火洗劫最为浩大，因此逐渐地产生一种“保境息民”的愿望，希望不介入国内政争。
“自治”的性质和“独立”或“自主”完全不同。湖南首倡自治，提倡制定省宪法，不受外力干涉，反对中央集权，反对客军侵入湖南。
这个运动以后支配了北洋时代若干年，以后的若干年中，中央集权和联省自治一直是两个不同的观念在互争长短。
联省自治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赵恒惕氏曾回忆当时倡议的经过如下：
“湖南主张联省自治，谭公组庵实首倡斯议，日后余等之积极推行，实以完成谭公未竟之意旨而已。缘护法战争，湘省首当其冲，受祸最烈。张敬尧之荼毒三湘，尤令省民身受其痛。故九年夏湘省光复，谭公即于七月十七日以湘军总司令名义发布筱电，宣告湖南省自治宗旨，冀超出南北政争之外，予省民休养生息之机会。当时上海北京各界名流多表同情。至于省治之初步展开，则在是年冬季翦除反侧，安定全省之后。首先成立省宪筹备会，分湘中、湘西、湘南三路，挽省议会议长彭兆璜、国会议员吴景鸿、钟才宏分任三路筹备委员。复敦聘名流专家王正廷，蒋方震、彭允彝、李剑农、汤漪等十一人为省宪起草委员。假岳麓书院开会草拟宪法，自民国十年三月中旬，迄四月中旬，前后凡一月，谢绝访客，悉心起草。以后复召集审查委员会，详细审订修正。审查会由大县推举代表二人，小县推举一人组成。惜因种种关系，宪草之审查迟迟不能完成，而援鄂战事又告发生。省宪之正式订定与联治运动之具体进展，乃在援鄂失败之后。然而联治之说已风行全国。国民苦于南北兵事有年，联治运动有时雨之望。名贤纷纷撰论阐扬，川、滇、浙诸省相继仿效，而鄂人且乞湘援手，助成其省治之实现也。
直系王占元主鄂政有年，日事聚敛，所部军队复兵变迭起。当联省自治运动盛行之际，鄂人乃图驱逐占元自治，而苦无兵力，于是推李书成、蒋作宾、何成浚、孔庚等乞援于湘、川两省，以达成其目的。
湖南既倡导省治于先，与湖北又有唇齿之谊，故慨允出兵相助。李、蒋等人并公布湖北省自治临时约法一件，举蒋作宾为总监，孔庚领自治军，而以留湘数年之夏斗寅部鄂军为先锋，湘省则遣宋鹤庚为第一师援军主力。余曾躬赴前线视师。”
9年冬天起，各省都进行争取自治，各省的团体争取自治的通电和各省代表到北京请愿实施自治的新闻，占满了报纸的篇幅，自治运动成为五四运动后规模最大的一项运动。
在北京，自治运动有两个联合组织，一个是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甘肃、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广西、山西12省和北京市代表组成的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一个是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14省代表组成的自治运动同志会。在北京以外，天津成立了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热河五省一区自治运动的联合办事处。上海成立了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
“自治”这时成为时髦的名称，军阀们为了割据一方，要自治，反对军阀希望保境安民的人们也以自治为号召。
自治运动发源于湖南，蓬勃于南方各省，但很快地就蔓延到北京政府的管辖区。长江流域掀起了废除督军和主张民选省长运动：江苏省议会在李纯自杀后，决议废除督军，江西省议会弹劾省长戚扬并通过民选省长案，安徽和湖北两省也有同样的呼声。在北方，直隶省议会建议各省省议会派代表到上海于10年1月17日举行联省会议，讨论制定省自治法的问题；甘肃各团体和旅京同乡，在北京政府任命蔡成勋为甘肃督军后，于9年12月31日发起拒蔡、废督、和“甘人治甘”运动，吓得蔡成勋不敢到任。
北京政府面对这个“离心”运动，也手足无措，例如：已经决定派王克敏为江苏省长，由于江苏团体的反对，又改派了江苏籍的王瑚，已经任命孙振家为湖北省长，由于湖北团体的反对，又派了湖北籍的夏寿康。北京政府的困难是既不敢得罪握有兵权的各省督军，不能随便调动他们，所以只敢做到任命本省人为本省省长，以缓和各省自治浪潮。有军权的督军们当然反对北京政府这种做法，因为有的督军想自兼省长，有的想用自己人为省长，所以常发生北京政府任命的省长，因事先未征求各该省督军的同意而被挡驾。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湖北省长夏寿康因为受到督军王占元的反对，只得在汉口设立省长行署，不久就被驱逐下台。
其实，自治运动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废除督军，如果督军制不能废除，即使本省人做了省长，这个省长也只是一个傀儡，不可能发生什么作用。即使督军是本省人，也不过是自治其名，军人专政是实。
自治运动是民国初年一项政治愿望，可是这个愿望是和军人野心家的行动背道而驰的。
与“自治”相反的，是北京政府强调“统一”，由于桂系退出广东时，宣布撤销军政府和取消两广自主，因此北京政府即据以宣告“全国统一”。
北京政府于9年12月29日任命陆荣廷督办粤边防务，任命谭浩明为广西督军，李静诚为广西省长。30日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