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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件？”
“我不说，你也知道。”
“你是说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夜里，跟去年十二月二十四那两件事？”
这是指迎立当今皇帝及立大阿哥而言。李莲英想说：老佛爷那种脾气，再好的孩子也会折腾得不成样子。可是话到口边，自然而然地被封住了，只笑笑而已。
“洋人的事，我不太清楚，不敢说，至于那些督抚，也不过两江、湖广……啊，”立山蓦地里想起，“湖北出了大新闻，你听说没有？”
“不是说闹假皇上吗？”
“是啊！”立山问说，“宫里也听说了？”
“没有人敢说。这一说，不闹得天翻地覆。”李莲英扳着手指，念念有词地数了一会说：“刚好二十。”
“二十？什么呀？”
“皇上名下的，死了二十个人了。”
这一说，立山才明白，是皇帝名下的太监，这两年来被处死了二十人之多。立山想起因为在瀛台糊新窗纸而被责的那回事，顿有不寒而栗之感，话也就无法接得下去。
“湖北也稍微太过分了一点儿！”李莲英意味深长地说，“年初二就给他一个钉子碰，也够他受的。”
“喔，”立山问，“怎么回事，我倒还不知道。”
李莲英不答，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宫门抄递给立山，揭开来看，第一页开头写的是，光绪二十六年正月甲辰朔，下载上谕两道，都是皇帝三旬寿诞，推恩内廷行走王大臣及近支亲贵的恩旨。正月初二只有一道上谕，原来先有电旨：命各省将关税、盐课、厘金，裁去陋规，以充公用，并将实在数目奏报。张之洞电复，湖北的这三项税，以及州县丁漕平余，经逐渐整顿，已无可裁提，又说近年来户部提拨太多，湖北督抚筹款甚苦。最后定个办法，以后每年总督捐银二千两，巡抚以下递减，全省官员共捐七千七百两。朝旨申斥：“张之洞久任封疆，创办各捐，开支国家经费，奚止巨万，即以湖北一省而论，岂竟弊绝风清，毫无陋规中饱？乃以区区之数，托名捐助，实属不知大体！着传旨严行申饬，所捐之项，着不准收。”
这还不算，最后又有一段：“嗣后如实在事关紧要，准其简明电奏，若寻常应行奏咨事件，均不得擅发长电，以节糜费。”
看到这里，立山伸一伸舌头，“好家伙，这个钉子碰得不小。”他说，“照这么看，那件假皇上的案子，大概快要结了。”
“不结也不行，莫非真的在武昌立一个朝廷？”李莲英说，“我看，姓张的还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是！老佛爷还是有老佛爷的手段。”
“就是这话罗！”李莲英执着立山的手说，“咱们自己兄弟，我有一句话，凡事只要对得起老佛爷！别的不妨看开一点儿，无须认真。”
立山细味弦外之音，是劝他对端王兄弟容忍。这当然是好话，虽然心里不甚甘服，但李莲英的意思是可感的。因此，沉默了一会，用很诚恳的语意答说：“冲你这句话，我就委屈我自己好了。”
这样谈到天黑，听差来请示，饭开在何处？李莲英先不答他的话，问一句：“今儿有什么看得上眼的东西请立四爷？”
“蒸了一条鹿尾。”
鹿尾是“八珍”之一，贵重在猩唇、驼峰、熊掌之上，但李莲英却大摇其头，“胡闹！”他说，“这种有名无实的东西，只能唬老赶，端出来不是叫立四爷笑咱们寒碜？”
听差毫无表情地说：“还有个火锅。”
“有些什么东西？”
“关外捎来的野味。”听差答说，“样数不少。”
“那还罢了。我也懒得动了！”李莲英看着立山问：“就在这儿吃，好不好？”
“那儿都好。”
于是听差悄然退出。不一会复又回身入内，打起帘子，另有两个人抬着桌面，接踵而来，是仿上方玉食的办法，一张桌面往大理石方桌上一套，现成的两副杯筷，六碟小菜。所用的五彩瓷器，立山入眼便知，是富贵人家都难得一见的整桌的康熙窑。
六个碟子在精于饮馔的立山看，亦知别有讲究，宣威火腿，西安腊羊肉，锦州酱菜，都是市面所无的珍物，本地出产的只有一碟小黄瓜，非时之物，昂贵非凡，一条就值一两银子。
“喝什么酒？”
“还是南酒吧！”
南酒就是绍兴酒。李莲英“在理”，自己烟酒不沾，但家有酒窖，为立山开了一坛十来年陈的花雕，是十斤的小坛，说明白，立山喝不完得带走。
“菜不多。”听差为主人声明，“火锅不坏，让四爷留着量吃火锅。”
等火锅端上来，听差报明内容，是满腹皆黄的“子蟹”熬的汤，内有关外来的“冰鸡”，就是野鸡，但非极肥的不作冰鸡，是内府贡品，连王府都难得吃到的。此外有辽河的白鱼，宝坻的银鱼，以及来自东南的海味，总共报了有十五六样之多。
“唉！”立山叹口气，作出艳羡的神态，“饮食上头，我也算讲究了！谁知道竟不能比！”
“那也是四爷。”听差答说，“差不多的客人，可用不着这么讲究，货卖识家。”
听得这一句恭维，立山越发高兴，快饮豪啖，李家主仆都很高兴。吃完已经快九点钟了，立山知道李莲英睡得早，便很知趣地摸摸肚子说：“不行！我得走了。”
“怎么着？肚子不舒服？”李莲英很关切地问。
“不是！”立山笑道，“我那能那么泄气，吃一顿好的就闹肚子。我是想赶快回家，灌普洱茶去。”
普洱茶消食，这是表示他吃得太饱了。李莲英便吩咐听差：“去看看，冰鸡、白鱼，还有不？给立四爷带点儿回去！”
立山也很高兴，因为物轻意重。多日来因为与载澜结怨，耿耿于怀之际，亦不免惴惴不安，如今有李莲英的解譬慰劝，情意稠叠，便觉有恃无恐，大感轻松。因而出手更加豪阔，对李家下人，一赏便是二百两银子之多。
※ ※ ※假皇帝的疑案，终于告一段落。从湖北传来的消息，张之洞曾经亲自提讯杨国麟，供了实话，说是本名叫李成能，山西平遥人，原来在京师做生意，只为性好游荡，结交了好些损友，以致破家。其后受了一名“会匪”洪春圃的教唆，异想天开，串成这么一个骗局。原意是由两湖到两广，只要有那个封疆大吏入彀，便打算大大地骗一笔钱，远走高飞，逃往外洋。这话是否实在，洪春圃又是何许人？张之洞都未细问，反正悖逆狡诈，罪在不赦，秘密处决以后，密电军机处报闻，就此了却这重公案。
有人说：李成能口中的所谓“洪春圃”，实无其人，而教唆他串演这个荒唐骗局的，乃是一个陕西人李来中。此人从小就习闻他的“同乡先辈”李闯王、张献忠的种种传说，洪秀全金田起事，“天京”开国的始末，亦听得很不少，因而颇有大志，亦工于心计。他暗地里思量，从古帝王创业，不外乎三条路子，一是一方势豪义名在外，时逢乱世，众望所归，起事夺天下；二是占山为寨，招兵买马，由抗官府而抗朝廷；三是借神道设教，盅惑乡愚，见机行事。忖量自己的身分、力量，只有第三条路子可走。因此，早就有了一个伏笔，编造了一段诡谲的故事，说他母亲生他时，曾梦见神龙，八字中又有“三辰”之异。不说“四辰”
就是他的高明之处，留下一点缺陷，更容易使人相信。当然，这些话他自己是很少提到的，甚至有时还装出讳莫如深，唯恐惹祸的模样，只用种种暗示来散布他的身世之异。加以善用小恩小惠，而急人之急，又真能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地步，所以在他的家乡，很结了一些死党。
又有一说，同治初年，西北回乱，董福祥起于安化，溃勇饥民相附，聚有十余万之众，犯绥德、窥榆林，声势浩大，其后为刘松山所败。当董福祥被困危急时，李来中救过他的性命，因而结义为异姓手足。董福祥后来投降做官，一帆风顺，曾经想提拔李来中，而他不受，并且亦不承认跟董福祥有此一段渊源。其中真相，无人能说，不过李来中的身分，却反因此而提高了。这又是他的高明之处，如果承认了，不过董福祥的义弟而已，身分亦高不到那里去。
李来中下的是水磨工夫，工夫虽深，磨来磨去磨成一根绣花针，不成其为大器。但陕甘自左宗棠西征后，着力经营，乱源已遏，并无可以号召起事的机会，直到毓贤在山东与洋人为仇，才发现有了可乘之机。
到了山东，李来中很快地跟义和拳搭上了线，随即策动朱红灯在平原起事。朱红灯自称明朝的后裔，是明朝的后裔，志在复明，当然反清。却又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两相矛盾，而另有作用。原来“扶清灭洋”这句口号是应付官府的挡箭牌，不想大合毓贤的胃口，暗中庇护，酿成大乱，平原、高唐、荏平、长清一带，无端而起刀兵。朱红灯最后兵败被擒，毓贤还想设法替他开脱，不道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接印的第二天，就从狱中提出朱红灯，明正典刑，枭首示众。接着，大捕义和拳，用“请君入瓮”的手法，拿他们作试练“刀枪不入”的活靶，逼得义和拳偃旗息鼓，悄然北遁。
李来中异常机警，未成气候以前，只居幕后，所以朱红灯虽遭显戳，而他却能全身而退。当然，他是不会死心的，同时也看得很清楚，从督抚到州县，象袁世凯那样的人少，象毓贤那样的人多，而朝廷心惮洋人，民间痛恨教民，所以用“扶清灭洋”这个题目，着实还有文章可做。
※ ※ ※到了直隶，李来中看中了天津。天津民气浮嚣，最容易鼓动，尤其有同治九年的那桩教案在，新仇勾起旧恨，更易下手。所以李来中在天津杨柳青住了下来，默默观变。
京津密迩，慈禧太后立大阿哥的内幕，以及端王急于想当太上皇的传闻，李来中时有所闻。但是载漪究有几分力量，固然不易测度，而朝廷对义和拳的态度，时宽时严，莫衷一是，亦不免令人迷惑。这样到了二月里，李来中终于看出路道来了。
指路的明灯是二月十三的一道上谕：“山西巡抚邓华熙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