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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清绝”。在一些人的笔下，丁直璜是一个“严刚有威”、“凛然可畏”之人，可以说是一个清官廉吏型的概念化的人物。
作为一个旧制度的卫道者，丁直璜一直崇尚“清浊分明”、“正邪不两立”的处世原则。他对于官场的认识是：“今吏治纷然糜杂：便捷者为才华，依阿者为练达，纵恣者为阔大，粉饰者为‘精’明。”因此，造成了“瓦釜雷鸣，黄钟毁弃”的令人丧气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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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目录 第七十一章 道德标本
虽然如此，丁直璜认为，为官一方者不可灰心丧气，要洁身自好，有所作为，他曾对属下说：“且丰草蔽谷，幽兰自芳；举世‘混’沌，清士乃见”，“藉此官势，作德于民”。对于做官的目的，丁直璜崇尚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和孟子的“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希望自己能够“出其所学，以救敝而起衰”，因为“贤人进，则民生遂”，他认为，只要有了好官清官，黎民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做官当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即所谓报国者亦不外此，盖民为国本，培养民气即培养国脉。得民心乐，民气和则不‘乱’，而国家于以平康，此即报国也。……务须时时体察此言，立心照办。不使一事不可对民，一念不可对民。凡有害民者，必尽力除之；有利于民者，必实心谋之。我自尽其心，而百姓爱戴不忘……”他时常告诫自己要“刻苦做好官，行好事”。
丁直璜告诫自己要“刻苦做好官”，他自己也的确这么做了，可是，他的“刻苦”，对老百姓来说，并非福音。
丁直璜生处江河日下、国势颓微的时代，而对“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无异虎狼”的黑暗现实，作为一个封疆大臣，能出污泥而不染，“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清正廉洁，其为官之道凝聚着儒家的“保民”、“养民”、“教民”的光辉思想，可以说是其思想可贵之处，但落到具体的实处上，却是面目全非了。
因他心目中的那套理论，在现在已经根本不具备任何的可‘操’作‘性’！
在丁直璜的理论中，官员是为朝廷和百姓服务的。他们心里头应该首先装着百姓，然后才装着自己。儒家经书上是这么教导的，但是作为整体，官员们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心里头首先装着自己，如果还有富余地方，那就顺便再装点百姓。如果太挤那就算了。这不是哪一个人两个人的道德问题，这是普遍的人‘性’。
被宋明理学阉割过的儒学理论为这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了极富**力的远景理想。对社会来说，只要人人都遵守圣人的教化，这个社会就会井井有条，臻于大同。对个人来说，如果你刻苦自砺，就会达到“圣人”的境界。但丁直璜们不会知道的是，圣人的“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它只承认道德教化，而不承认支配社会运转的根本动力是利益。它要求人们时时克制自己，走在“天理”的钢丝上，却把“人‘欲’”当成敌人。因此，它从基础上便缺乏可‘操’作‘性’。
“存天理，灭人‘欲’”本身就是一份可怕的‘精’神条约。或者说是一个善意的骗局。签订了这份条约，就意味着一个人必须在他的生活中，时时与“自我”‘交’战，把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压榨成一块道德标本。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发誓“必为圣贤”，然而，绝大部分人都半途而废，他们阳奉‘阴’违，在冠冕堂皇的借口下进行**走‘私’，成了说一套做一套的“乡愿”。只有极少数有特殊秉赋的人，才能以超常的心力来做这条约的牺牲品。
而丁直璜，便是这样一个奇葩。
丁直璜认为做官“尤重表率”，“持心须公正，‘操’守须廉洁，作事要勤速，问案要细心”，“亟宜刻刻恤民，事事恤民，以种德行”。他认为“一‘惑’于利，则日久浸‘淫’，将有流于贪婪而不知者矣。”因此还特别嘱咐儿子丁体常：“尔‘欲’做官，须先从此立脚，万不可效今时丧心昧良者流，只顾目前之热闹，不思子孙之败坏，是所至嘱！”
对于当时官场流行的不正之风，如过节祝寿的礼金及每季下级向上司孝敬的钱财等陋规，丁直璜均认为是**现象，必须予以抵制。“凡一切节寿季规，万不可受。……若收受陋规，则无以自问，又何以对人？且州县送陋规，无非取之于民。尔取州县之一，州县则取民之十。试思大灾之后，尚忍如此伤天害理虐民之事乎？午夜扪心，当必瞿然惧天。”“当于利之一字，斩断根株，立意做一清白官，而后人则受无穷之福。……去节寿而收季规，是犹不作劫盗而作穿窬（穿壁墙的小偷），其为盗一也。人须有耐苦之心，方能成一好人。……即穷于一时，而清名难求，所值不啻千百万，何惮而不为？……贫原非病，穷乃见君子，圣人尝言之，当以此为身体力行……”
谈到做官的修养，丁直璜认为：一个称职的好官，必须“明习当时之务，又好读书，稽古以充之，见闻日益广，持守日益定，才识日益闳，其所谓明体达用者也。”他认为要防腐拒腐，首先得远离**，洁身自好，“须少‘交’接少游宴。除上衙‘门’外，仍以终日闭户读书写字作文赋诗为好。”他训诫儿子丁体常，要“夙寤晨兴，忧劳百姓”；要“受辱不惊，受宠若惊”；要“居安思危”，勿“在乐忘忧”；要把宦海的浮沉和个人的得失看得淡漠，但对自己的人格和清‘操’却要看重。他有如是说：“我之做官，志在君民，他无所问。官可被参而罢黜，断不可依阿以从俗，而自坏身心，贻羞后世也！”
丁直璜到山东巡抚任上之后，身体力行，一番雷厉风行之下，山东官场的风气的确“清正”了许多，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行政效率的极度低下，以及财政收入的困窘。
丁直璜一直认为，读书人都是孔孟之徒，他们入仕，出发点应该是行孔孟之道，并不应为一己‘私’利。所以，他的取消收受陋规，保持祖制的“低薪”正好有利于官员们“砥砺节‘操’”，“保持正气”，正所谓“存天理、灭人‘欲’”。
低薪制其实是中土基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政治传统，但问题是一方面是官俸低得有时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开支，另一方面是官本位，官万能，各级官员权力不受约束，制定各种土政策，进行各种‘乱’收费几乎没有任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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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目录 第七十二章 至清至贪
通过加收摊派收取行政费用，支撑政fu运转，是历代政治中的一个正常现象，也是低薪制得以维持的基础。问题是加收多少，摊派多宽，并没有明文规定，完全是暗箱‘操’作。并且，对政fu机构的财政收支，从来没有建立过有效的会计审计制度。官员们往自己口袋里放钱，就像吃饭夹菜一样容易。这种制度的荒谬，正如同“渴马守水，恶犬护‘肉’”，导致官员们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种制度下，要是做清官，一丝不取，结果就是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
问题是，你要甘于贫穷可以，但你不可能要求别人和你一起受穷！
儒家理学所造就的这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支撑着中华民族渡过了几千年的艰难岁月。这个神话是个圈套，它告诉人们，一个社会或者一个人达到幸福彼岸的道路已经为圣人指出。因此幸福就在眼前，唾手可得。问题是圣人之言恍兮惚兮，如何百分之百贯彻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幸福，那原因必然是你没有贯彻正确。
几千年来，中土人就是在试图通过贯彻圣人之言、达到幸福彼岸的努力中度过的，几千年了，圣人们许诺的“大同世界”从来没有降落过人间，“太平盛世”从来只是战‘乱’和灾荒中的短暂喘息。在圣人之言人人讽颂之时，人们举目所见，只有‘混’‘乱’、僵滞和穷困。从来没有人怀疑圣人之言是否正确，没有人跳出这个神话的陷阱。人们只是前赴后继，一代又一代坚持不懈。
整个中土文化都陷入了巨大的偏执之中，毅力被当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然而，人们越努力，世界就变得越糟糕。
而丁直璜却仍然对此坚持不懈，他上任之时，山东的税收本来并不少，但他“一心为民”，到任后便大兴“利民工程”，兴修水利。1871年，黄河于山东郓城侯家林决口，‘交’通阻塞，多数州县被淹。负责治河的大臣建议第二年动工堵筑。丁直璜力请即时于水涸时动工，并请命亲自督修。不到两个月竣工，时称“费半而功倍”。但不久之后黄河又在石庄户决口，河水夺流南下，山东、江苏、安徽数百里受灾，运河‘交’通废弃，朝廷上下治水之议莫衷一是。丁直璜又奏请督工堵筑，河水专注于大清河入海。
除了兴修水利，丁直璜在济南建尚志书院，招收各府州县儒生来院讲习，兼收愿学天文、地理、算术者。而在左宗棠的西征协饷摊派过来之后，丁直璜积极支持，每一次都是足额将协饷‘交’付。他办的这些事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官声，但山东的财税收入却渐渐的变得入不抵出。而丁直璜并没有去研究这当中的原因，而是在全省范围内厉行节俭，并亲自带头做表率，并严禁捐勒需索讹诈卖放等弊，“谕各商人，如有此蔽，准其随时喊禀，立即严究。……重则重办，轻则当堂笞责，……没有讹索得脏者，立即究返，当堂发还商人，不迁延时刻”。但他的表率虽然做得好，除了他个人的官声继续高涨之外，别的却是一无所有。
但吊诡的是，在官场上被视为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