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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是因为我未保荐他为副使之故？”郭筠仙叹了口气，“那一次国书也不知道是谁拟的，竟然没有写明副使。他以为我知道故意不告诉他。便恨上我了。”
梁氏听了郭筠仙的话。想起在北京时刘锡鸿便曾上‘门’大闹了一回，明白了过来。
在接到了驻英使臣的任命之后，郭筠仙便在出国人员的物‘色’上着意安排，他很想自己的班子里多有几个真正了解外国情况，懂外国语言的优秀人才。总理衙‘门’对此也是一样的考虑，一开始打算安排直隶候补道许钤身以副使身份随同郭筠仙出国，郭筠仙得知消息后并没有加以反对，因为他从侧面了解过。许钤身这个人还是相当不错的。不料连着几天，刘锡鸿跑来跑去，老是为了争这个副使的位子。本来郭筠仙以为，刘锡鸿是他一手栽培的，这一次的出国机会难得，留个参赞的职位给他，也未尝不可。但刘锡鸿却一心想当副使。郭筠仙对刘锡鸿的才能很是了解，一怕他能力欠缺，二怕别人说长道短，指责他搞“个人王国”。于是便推心置腹的和刘锡鸿谈了一次，请他谅解。谁料刘锡鸿一下子便翻了脸。
那一天，刘锡鸿跑到郭筠仙的住处，一开口便质问郭筠仙，他刘锡鸿为什么就当不得这个副使？口气全然不似老下属和老上司说话，令郭筠仙大吃一惊。以为刘锡鸿吃错‘药’了，怎么变得如此仗势欺人？且又是仗着谁的势了？几天后他才知道，刘锡鸿害怕向他要这个副使而不得，便耍了暗渡陈仓的一手，向李高阳请求去了。而李高阳恰恰想要在出国的人员当中安‘插’一个心腹式的人物，对郭筠仙进行遥制，因为在他看来，郭筠仙一旦放出去，关山阻隔，万里迢迢，失去控制，将酿成大祸。而刚好刘锡鸿又死缠着这个位置不放，是以李高阳便顺水推舟的暗中成全了刘锡鸿，连招呼都没和郭筠仙打一个。而这时郭筠仙也才明白过来，原来刘锡鸿在京里没少走‘门’路，后台也是硬得很。
而在得到了副使的正式任命之后，刘锡鸿虽然表面上对郭筠仙仍然很是尊敬，一如继往的来‘门’上走动，但他时不时的总会向郭筠仙显‘露’出他是在为军机、衙‘门’效犬马之劳，你郭筠仙就是知道了，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尽管二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从不斗嘴，不说长道短，不播‘弄’是非，主要还是郭筠仙从大局出发，要求自己修身养‘性’，以免造成更大的尴尬。那时的刘锡鸿也算知趣，二人一时相安无事，甚至表面上看还和以前一样。
但国书的事，却令二人的矛盾最终‘激’化。
在到达伦敦之后，郭筠仙便前往英国外‘交’部，拜会英国外‘交’大臣德比，递‘交’国书，而这时他也才知道这份国书的具体内容。
“大乾国大皇帝问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大皇帝好，朕诞膺天命，寅绍丕基，眷念友邻，永敦友好，……特简派钦差大臣、署礼部左‘侍’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郭筠仙前赴贵国，代达衷曲，常驻贵都，以为真心和好之据。朕知郭筠仙干练忠诚，和平通达，办理中外事务甚为熟悉。务望推诚相信，得以永臻友睦，共享升平，谅必深为欢悦也……”
国书中关于郭筠仙是什么人，派他来英国干什么，希望中英两国修好等等都一一说了个明白，但却对刘锡鸿这个副使只字未提。
实际上这事也不能怪起草国书的人，因为起草国书的人和总理衙‘门’都熟悉国际惯例，公使一级的均无副使一说。但这么一来，刘锡鸿却不干了。
因为同样是国际惯例，觐见外国元首时，也只是正使的事，没有副使的份。而在郭筠仙前往英国外‘交’部递‘交’国书时，便得知只有自己觐见维多利亚‘女’王，刘锡鸿不用去。
刘锡鸿得知消息后十分恼怒，他认为自己这个副使实际上是和郭筠仙这个正使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天朝派遗正副使节，本身就有相互牵制的意思，这是体制上的惯例，“国朝遣使皆正副并行，所以相维制也”，他认为郭筠仙早就知道国书的内容却不告诉自己，是以在日记里愤愤的写道：“查国书未及臣鸿，曾与都中闻人言之，时正使以奉书先发，追不可挽。”刘锡鸿认为这是郭筠仙有意要自己的难堪，本来他认为自己当副使可以“左右郭公”，但现在“外洋于副使则谓之帮办。听驱遣于正使。自出都后。体制从外洋。凡行洋人文件皆单衔，事事无从商榷，徒食俸薪而已”，因此甚为不满，对郭筠仙的态度也变得恶劣起来。
尽管国书一事并不能怨郭筠仙，但郭筠仙还是尽力的做了补救，在郭筠仙和英国外‘交’部进行协商之后，英国方面同意郭筠仙和刘锡鸿可以同时觐见。但由此二人的矛盾已然等于公开化了。
刘锡鸿原本就一直在忠实的履行着李高阳给他的“任务”，这之后便更加的变本加厉，不断的给国内发去密电，说郭筠仙的不是，只是刘锡鸿做梦也没想到，他的举动早就被伦郭的中土侨商领袖陈氏家族发觉，而陈廷轩在发觉刘锡鸿‘欲’致郭筠仙这位忠厚长者于死地之后，果断出手，结果了刘锡鸿的‘性’命。
因刘锡鸿已死，本着中土“死者为大”、“人死万事休”的传统‘精’神。在给朝廷的奏报中，郭筠仙并没有参劾刘锡鸿。只是详细的汇报了这一阶段的工作情况和伦敦警察厅给出的刘锡鸿的死因，并隐约的在奏折当中指出刘锡鸿的死因可能是因其“‘性’情暴戾”、“语言陵蔑”引起了外人的仇视，以致被暗害身亡。
而郭筠仙并不知道，刘锡鸿此前对他的暗中构陷和他的那本《使西纪程》，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随后北京城里，参劾他的奏章，便如同雪片一般漫天飞舞起来。
首先是左都御史景廉参劾郭筠仙：
“……窃查自外洋各国公使驻京以来，无厌之请，无理之求，不一而足。总理衙‘门’王大臣等，或正论以折，或婉言以导，不知几费经营，‘唇’焦舌敝，必核其实在无碍大局者，方允其请，所以抚外夷而存国体也。奴才虽不尽知，而前在西路军营屡接总理衙‘门’公函，已略悉梗概。近闻兵部‘侍’郎郭筠仙在总理衙‘门’，一以顺悦夷心为事，……且其平日议论，总以外国凡有所请，必须尽允，诸事方易办理为辞，启戎心而失政体，莫此为甚！”
“查郭筠仙曾奉出使外国之命，居心偏执，到外国时，遇有‘交’涉事件，求无不允，恐于大局有碍。……此次副使遇害，郭筠仙无动于衷，即是明证……”
从参折内容来看，景廉的目的是反对派郭筠仙出使，要求“另简熟悉洋务大员出使外国”；理由是郭筠仙“顺悦夷心，恐误大局”，景廉的弹劾，拿捏得很有分寸，并不是反对派人出使外洋，也没有采纳出使外国是“事鬼”的说法，而是认为郭筠仙那一套办理洋务的思想主张是“媚外”，且“居心偏执，……遇有‘交’涉事件，求无不允，恐于大局有碍”。
景廉之参是国内守旧顽固派大臣‘射’向郭筠仙的第一枚毒箭，辱骂郭筠仙的舆论也因而铺天盖地，“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虽然未能改变朝廷对郭筠仙的信任，但却让郭筠仙感受到了举国上下严重的虚骄之气所带来的不寒而栗！
紧接着参劾郭筠仙的，是翰林院编修何金寿：
“……窃臣近见兵部‘侍’郎郭筠仙所撰《使西纪程》一书，侈言俄、英诸国富强，礼义信让，文字之美；又谓该国足称二霸，高掌远蹠，鹰扬虎视，犹复持重而发，不似中土虚骄自张。一再称扬，种种取媚，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其中尤谬者，至谓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与辽、金崛起情形绝异，‘逼’处凭陵，智力兼胜，并不得以和论等语。我国与各国和议之成也，内外臣工痛念庚申之变，皆思卧薪尝胆，以国家自强为期，为异日复仇雪耻之地。今郭筠仙敢为此语，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我大乾无此臣子也！”
“窃思古人使于四方，原在不辱君命。今郭筠仙自知清议难容，故为此张大恫吓之词，以自文其短，而挟以震骇朝廷，为将来见功地步。此等居心，已不可问。乃复著为书篇，摇‘惑’天下人心。其书中立言尚恇怯如此，安望其抗节敌庭，正论不屈乎？……”
何金寿上的折子也是对郭筠仙《使西纪程》一书口诛笔伐。
《使西纪程》是郭筠仙到达伦敦后，根据总理衙‘门’“请饬出使大臣。应将‘交’涉事件、各国风土人情。详细记载。随时咨报”的要求，将其由上海至伦敦途中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后，钞寄一份给总理衙‘门’，“藉以传示考求洋务者。” “书中论处置洋务事宜，略有二三段，多朝廷所未闻。”
《使西纪程》出版后，‘激’起了轩然大‘波’，指责谩骂之声遍及京城内外。有人说他“已中洋毒”。有人指责他以“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腑！而为刻者又何心也！”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李高阳更是“大为不平，逢人诋毁”，加上景廉率先参劾郭筠仙，在此种舆论氛围下，何金寿不失时机的接着对郭筠仙发起了攻击。
从参折内容来看，何金寿所列郭筠仙的罪状主要有五：首先，指责郭筠仙一再侈言俄、英诸国富强，是为了取媚外国，“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其次。他认为最为荒谬的是，郭大臣竟然说西洋立国也有二千年。且政教修明，智力兼胜；第三，郭筠仙的种种言行“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第四，“故为此张大恫吓之词”，“挟以震骇朝廷”，“摇‘惑’天下人心”，居心叵测，“我大乾无此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