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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家中没有钱，不要紧，我在长春有朋友，我可以借给你几十万元（即人民币几十元）。等你出去，再还给我。你想想还有什么话？”
他接着说：“没有什么话了，你对我这样好，我出去再报答吧。”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这个监号，回到原来的屋子。
没有几天，郭股长又找我，他说：“这些日子，逮捕了一些现行反革命犯，有一个小学教员叫周铁航的，说是与军统大特务毕泽宇有关系。他在长春建立部队，吸收人员，活动很厉害。内中有个卜凤林很起作用，他派人在公主岭活动，有几个人参加建军。虽然他们知道卜凤林，但是都没见过他，我们也没有抓到。这几个人已捕来，押在楼上十三号。他们是四个人，加上你五个人，你就说你是卜凤林。”
我问了一些卜凤林的情况，郭股长告诉我一些，但是掌握材料不多。我去的主要任务，是把周铁航、卜凤林的建军及现行反革命活动弄清楚。
我先在看守所换了衣服，吸了几支烟，口袋里有意留下一些纸烟的沫子，一看就知道是新进来的犯人。看守把门打开，说：“你们不准讲话，要是讲话，就处分你们！”
我坐下之后，“咳”了一声，摇了摇头，又把头低下，使他们注意我。这样沉静了一大会。吃晚饭了，发碗，发筷子，他们给我舀饭，这时候说话了，他们问我贵姓，我说：“卜凤林。”他们说：“唉哟！老也没见面，想不到在这碰上了！”
我又问了他们的姓名，他们都一一告诉我了，有三个姓杨的，一个叫杨兴元，是一个小学校的校长；杨玉亭是公主岭的二流子，又开小买卖，又种地；杨森大地主的儿子；另一个是23岁的石占山，他父亲开买卖，他跟着杨玉亭搞建军，想要当反动派的官。四个人说得一样。我一想，要造成离间形势，才能套出真实口供。他们对我说：“你派老胡找我们，我们没有答应。说你与周铁航认识毕泽宇，队伍便成立起来了。但是没有经费，我们还没动手就被捕了。我们见过周铁航，就是没见过你。”
第三天，郭股长提我出去，我说：“这几个家伙都是官迷，想当反动派的接收大员，所以计划建立军队。他们也不知道毕泽宇是什么样的人，只听说是军统的大特务，吉林省参议会议长。毕泽宇抗日是六十九军军长，1948年是哈尔滨市市长。这个军队就是以毕泽宇的名义搞的。”
郭股长问：“毕泽宇能派人在长春建军吗？”
“我看不能，他在1948年冬，北京解放前逃到台湾的，他不会再派人搞建军。他虽然是军统，但不是基干，戴笠对他不好。在长春的这些活动，不一定是毕泽宇布置的。”
“周铁航、卜凤林建军是肯定的，是谁布置的，那又是一回事。这几个人怎么说的？”
“他们说的都是在我没到这个屋之前编好的。现在把他们一离间，就能套出实话。”我建议先提杨兴元审讯，然后叫杨兴元拿支笔回监房写材料。他们这些人都是没念过多少书的，他们一定多心，我从旁一煽动，他们各怀心事，就能暴露出内中隐情。”
我回来之后，便提走了杨兴元。
他走后，杨玉亭问我：“方才过堂怎么样？”
“我咬定牙关，什么也没说。要给我戴脚镣，我一想，戴什么我也不能出卖这些朋友。叫我回来反省，一半天再谈话。”
“卜先生是好样的。”
“打官司嘛，宁可自己受委屈，也绝不能叫朋友跟着受连累，我看杨兴元这个人……”
“人家是念书的，心眼多。”
“我看这个人还不错，大家都是打官司，都要顾整体。只顾自己出去，叫别人住监狱，那不够跑腿的，也不够义气。”
又谈了一些闲话，杨兴元回来了。他手里拿着纸和钢笔，坐下来，一声也不吱。大家看了他一眼，杨玉亭问他过堂怎么样？他说：“没问什么，叫我写材料。”
我给杨玉亭递了一个眼色，示意不要问。过了一会，杨兴元拿笔写起材料，写了几个钟头还没写完。我在杨玉亭耳边小声地说：“写这么多，可够呛！杨兴元有学问哪。”
吃完晚饭，我坐到杨兴元的身旁，与他谈一些过堂的话，我对他说：“我什么也没有承认，大概是你们承认了。不然，怎么知道我派老胡找你们？咳，真糟糕！”
谈了一些，我又坐回原处。我左边是杨玉亭，右边是杨森，我对杨森说：“杨兴元这个人了不起，他能先出去。心眼多。”我又转过头对杨玉亭说：“一样坦白，要争取主动，要当原告，当被告就没有意思了。打官司，没有文化，自己又不能写，不能不吃亏。”
“杨兴元写的什么？”杨玉亭沉不住气了。
“我没有看清楚，大致是他不想搞建军是你们先搞的，他是被动的。我看不十分清楚。”
第二天，杨兴元又被提去审讯。他一走出去，杨玉亭说：“我看咱们这几个人早晚都叫杨兴元出卖了。咱们斗心眼斗不过人家，白天晚上写，写什么呢？”
“写什么？除了案子上的事，写别的行吗？”
“我看，咱们坦白吧，该死该活来个痛快。这么搞，他出去，我们出不去。”杨森说。
这时他们几个人已经相互不信任了。过了两天，分别提出去一审，案情大白。接着我又挖他们的武器，武器没有，只有杨森在长春家中私藏一些八音子弹，八音枪卖了。我把这个情况报告郭股长，他说：“怎么只有子弹没有枪呢？”
“他说卖了，先派人到他家，向他家人要子弹，也要枪。如果只拿出子弹，那就没有枪了。”
回监房之前给我戴上了脚镣，意思是给他们一个威胁，促使他们交待材料和武器。——我戴着脚镣走回监号，显出极端难过的样子。坐下来一语不发。我心想：去年春天戴那副脚镣内心十分痛苦，现在心中一点也不感到难过。脚镣子再重，精神愉快，我是来工作的。他们问我为什么戴脚镣？我说：“我有两支手枪没有交待。家里人坦白了，枪也交出来了。妇道人家害怕，也不能怪她们哪。”
杨玉亭说：“有武器就缴，不缴，早晚是块病。”
“对，杨玉亭说得对，别跟我一样，早晚瞒不过去。”
过了几天，他们又交待了一些与他们有关系的人。这个案子本打算至此告一段落，可是一个午后，长春市进行防空演习，当警报汽笛响起来的时候，杨森在屋里说：“美国飞机来了，好哇！赶快扔几颗原子弹吧，谢天谢地！”一边说一边磕头。这个情况，我立即报告郭股长。他说：“同屋的人都看见了？”“看见了。”“叫谁写一个证明笔录？”“叫杨玉亭证明。”不久，我离开了这个监号。后来他们这件案子在《长春新报》公布了，枪毙了七个人。听说杨森及杨兴元也被枪毙了。杨玉亭是否被处死？不知道。他坦白得好，可能不死。
由这个监号出来，又到楼下三号。对象是一个土匪头子叫“青山好”，姓陶。解放前他在长春市郊，抢、杀、掳、勒，无所不为。抢了许多钱，跑到长春市内投到六十军二十一师当一个连长。六十军起义，他逃回长春，改扮小商贩。抗美援朝之前，被捕到公安局，什么也不承认。给他戴了两副大镣。郭股长叫我去了解一下。
进门，我一露青帮家礼，他答应了。他也是“悟”字班，是同参。接着叙话，先说青帮家礼的话，接着说土匪的术语。他问我在哪儿干事？我告诉他在辽南，因为到北满找一个朋友，被捕了。开始，他不谈他的事情，防着我呢。我只谈自己的事情，干脆不问他的事。我说我怎样骑马，如何打枪，如何娶小老婆，如何抽大烟，如何在长春请客……我这一说，他也说起来了，自己也不示弱的把“过五关，斩六将”的那些罪恶一一述出。两人越谈越近，成了患难朋友。有三天功夫，就把他的案子弄清楚了。解放前在长春市郊，他抢一家老百姓三匹马，打死了两个人。这个血债他没有交待，这回却不经意地说了出来。其他的情况政府也掌握一些。他这案子属于土匪方面，比政治反革命简单。
这件事办完，郭股长叫我休息两天。我回到原来住的屋子，徐克成说：“日子不少，睡石灰地够呛吧。”
我说：“没关系！”我洗了洗脸，换上了衣服。看了看报纸，美帝在朝鲜很猖狂。我心想，美帝这样搞，日本、蒋介石一定趁火打劫侵占东北。情况紧张，前途不乐观，与我本身不利。他们打进长春，共产党不会把我释放，只能把我处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呀。
又过了一天，下午一点多钟，郭股长把我找到前楼，我进那个屋的门口挂了一个牌子：“执行科”。他在屋内沙发上坐着，叫我坐到他对面，我说：“这个科是新成立的？您当科长了！”
他没有答复，笑了笑说：“今天没有事，随便谈谈。”他叫看守所的警卫员，去买了二十个包子、一盒纸烟、一斤花生，不一会儿都买来了。郭股长说：“吃吧，把这些东西都吃光，吃不光，明天再来吃。＇奇·书·网…整。理'提。供＇”我不客气地吃起来，他也吃了一点，一边吃一边谈，他说：“今天你谈谈反动派内幕派系，政治的、军事的、党的、特务的……”
我谈了有一个多小时，最后我问：“科长，我这个案子政府已经决定了，我非常放心。说是没有死刑，没有无期徒刑，那当然是有期徒刑了。有期徒刑是13年呢？还是10年？”
“你不要问这个，反正对你是最大限度的宽大。这样的宽大，不但人民有意见，就是你们这些人，也认为判得轻。你好好争取吧！”
我们屋的竹中走了，把崔毓琛调来了。他是保密局长春站国际组组长，专做苏联工作的。长春解放后，他抱着电台自首，表现得不坏。解放前与我也认识，这次调到一个屋子，我心中很高兴。因为竹中走了，他可以教给我俄文。我对他一说，他慨然允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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