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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西，邓小平冒雨登上岚山，缅怀周恩来总理。
在关西，邓小平来到与中国西安结成“姊妹城市”的奈良，参观了公元７６３年由唐朝鉴真和尚建立的唐招提寺，邓小平还邀请鉴真和尚回国和森本长老访问中国。
在关西，邓小平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所到之处尽是歌声和掌声……
第三部分“我们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和日本天皇（6）
□邓小平是继秦始皇、孔子、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４号人物。日本媒体更是将邓小平访日在日本掀起的“中国热”形象地称作“邓小平旋风”。
□邓小平在日本访问期间扮演了一个中国超级推销员的角色。
有“毛泽东研究权威”之称的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实教授，在１９７８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转向研究邓小平。他十分关注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对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早在１９９２年１１月，他就从大历史的角度，在日本《外交论坛》杂志撰文提出了一个在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上引起震动的独特观点———邓小平是继秦始皇、孔子、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４号人物。
竹内实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分析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应选秦始皇，因为他他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秦国”。而第二人应该要算孔子了，因为孔子使中国具有“中华文明”的世界之“面貌”，他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华民族并且还将永远流传下去而不朽。而在２０世纪，“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再次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任人宰割的状况，成为一个既有政治权威又有思想权威的中央集权的领袖人物，没有毛泽东也就没有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第三人非他莫属。而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人就是邓小平。
竹内实说：“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各项政治制度以及不成文的规定和思维方式，明显地而且牢固地存在着。要想突破这些框框，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努力。人们虽然厌恶这些东西，但是惰性和懦弱却在蔓延，而且从这些框框中的受益者和阶层并不希望发生变化。邓小平让‘文化大革命’中丧失地位的人复出了，给已僵化的中国社会带来一股新风。说句公道话，我觉得不能无视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在政治上的业绩。积极推进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自然是邓小平。虽然周恩来提出过‘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在周逝世后为了改变政治潮流而一步步地采取措施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是邓小平。现在中国的经济很有生气，商店里食品、服装等琳琅满目，电视普及，近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这都是邓小平新政策带来的结果。如果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国家这部车子前进的道路上挖开了一个大坑，而且他就那样地离开了人间的话，那么填埋这个大坑使车子和人们能够顺利通过的是邓小平，不仅如此，他让中国这部车子跑起来了。这部车子不是沿着锁国的方向，而是沿着开国的方向疾驰着。可以说邓小平是在干前无古人的事业。”
竹内实教授的分析自有其一定的道理。１９８０年，他在新出版的《友好易，理解难》一书中，又对邓小平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２日至２９日在日本８天的访问和给日本人民留下的印象作了全面客观的纪实描述，并对邓小平访日作了高度评价，称“邓小平在日本掀起了一股‘邓台风’”。他说：“宛如台风经过一样，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日本，日程安排显示了他的精力十分充沛。台风过后，我们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仰望那爽朗、万里无云的晴空，品味出秋天到了。这场‘邓台风’，究竟给我们日本人留下了什么呢？”
是啊，邓小平给日本人留下了什么呢？给中日关系留下了什么呢？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下午４点，一场世界瞩目的“西欧式”的记者招待会在日本东京日比谷的日本记者俱乐部拉开了序幕。
今天的主角又是邓小平。
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在出访时第一次同意以“西欧方式”同记者见面。
参加记者招待会的４００多名记者分别来自时事社、共同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法新社、德新社等世界上著名的通讯社，用新闻界的行话来讲，都是些提问尖锐毫不留情的“主儿”。
因为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召开这样的记者招待会。那些善于钻牛角尖见缝插针、企图从邓小平的即席回答中寻找破绽的西方记者们个个摩拳擦掌，想考一考中国人。
但在邓小平自信、从容、巧妙的回答中，他们纷纷“失望”了。
招待会一开始，邓小平在简短地概略性地评价《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历史意义，和反霸问题、中国的内外政策问题之后，站起来摊开双手，微笑着来了一句：“如果我的回答有错误，请大家批评。”
这样一来，会场更加活跃。
时事社记者第一个提问：“在刚才的讲话中，您说由于霸权主义存在，就有世界大战的危险。不过，我国采取全方位外交，要同所有国家友好相处。您认为两国对世界形势的认识有没有分歧呢？”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也一直是在躲躲闪闪，态度并不十分明朗。既然日本记者首先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邓小平也就毫不客气，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中方的观点：“反对霸权主义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因为我们要和平友好，谋求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谋求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不反霸是不行的。按照《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包含的意义来说，我想，如果有人把霸权强加在日本头上，恐怕日本人民也不会赞成。”
邓小平巧妙的一针见血的回答让日本记者无话可说，信服地点点头。
当一位记者提出亚洲紧张地局势的中心在朝鲜和越南时，邓小平以其广阔的历史视野，谈到了被人分裂的国家需要统一的问题。
邓小平说：“我们历来认为，人为地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分割开来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两个越南的问题解决了。尽管越南现在反对我们，但是，它解决自己国家的统一，这是正义的。除了‘两个朝鲜’之外，还有两个德国，‘两个中国’，是不是还有一个一国有百分之一的日本的问题。这些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十年解决不了，一百年，一百年解决不了，一千年总能解决了吧！这种民族愿望，这个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邓小平讲的“是不是还有一个一国有百分之一的日本的问题”，是指日本北方四岛问题。对于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日本《朝日新闻》评论说，它“充分显示出了邓小平真不愧为伟大人物的风度”。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日本记者提出了中日双方早先约定的这次中日双方都不涉及的问题———“尖阁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的归属问题。
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是中国台湾省的附属岛屿，自然属于中国领土。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给日本。１９７２年９月田中角荣访华时，曾要求周恩来明确该岛的归属权。当时，为了不让这个一时难于解决的问题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碍，周恩来表示：“现在还是不要讨论，地图上又没有标。出了石油就成问题了。”对此，日方也表示同意。１９７８年８月，日本外相园田直在北京又同邓小平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正值双方就中国渔民在该岛周围海面捕鱼问题进行交涉后不久，日方想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之际，一鼓作气地要求中方承认该岛归属日本。据园田直在接受日本《周刊文春》记者采访时的回忆，他是这样向邓小平提出问题的：
“说真的……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这个日本外务大臣不提的话，就无颜见江东父老……”
听我这样一说，邓小平就说：“我理解，理解你，你尽管讲嘛！”
于是我鼓起勇气指出，尖阁列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再发生以前那种“偶发事件”，我无法交待。
邓小平微笑着摊开双手，说：“上一次是偶发事件。渔民追起鱼来，眼睛里就没有别的东西喽。那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绝对不会发生。”
我当时真是提心吊胆，只求老天保佑。万一从邓小平嘴里说出“不是日本领土”，“是中国领土”，我就完了。
他挺了挺身子，然后说：“一如既往，搁置它２０年、３０年嘛。”
他讲这话的时候，态度自若。我可受不了。使劲地拍了一下邓的肩膀，说：“阁下，不必说了。”
他在那里悠哉游哉，我觉得全身像瘫了一样。
两个多月前，邓小平的回答是如此轻松自若，令园田直大为赞叹。此刻，当日本记者再次提出这一敏感问题后，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大家都屏往呼吸，看邓小平如何回答。
邓小平非常轻松地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１０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邓小平把这么重要的领土归属问题回答得如此巧妙，而且合情合理。这个“中国式的解决方式”是记者们意料不到的，一下子折服了全场的记者。
在回答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时，邓小平再次让西方记者们感受到他的坦率、务实和开放的风格。
邓小平说：“我们所说的在本世纪末实现的现代化，是指比较接近当时的水平。世界在突飞猛进地前进，那时的水平，例如日本就肯定不是现在的水平，�